我们喜欢听赞扬要大大超过我们自己愿意承认的程度，尤其是在那些我们自己重视的事情上。在这方面，我们的趣味很不挑剔，证据是对我们明知言过其实的赞扬，我们也常常怀着感谢之心当作一种善意接受下来。我们不忍心把赞扬我们的人想得太坏，就像不放心把责备我们的人想得太好一样。
很少有人真心蔑视名声。一个有才华的人蔑视名声有两种情况：一是没有得到他自认为应该得到的名声，用蔑视表示他的愤懑；一是已经得到名声并且习以为常了，用蔑视表示他的不在乎。真的不在乎吗？好吧，试着让他失去名声，重新被人遗忘，他就很快又会愤懑了。
身为文人，很少有完全不关心名声的。鄙视名声，在未出名者固然难免酸葡萄之讥，在已出名者也未尝没有得了便宜卖乖之嫌。他也许是用俯视名声的姿态，表示自己站得比名声更高，真让他放弃，重归默默无闻，他就不肯了。名声代表作品在读者中的命运，一个人既然要发表作品，对之当然不能无动于衷。
诚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天才被埋没，未得到应有的名声，或者被误解，在名满天下的同时遭到了歪曲，因而蔑视名声之虚假。可是，我相信，对于真实的名声，他们仍是向往的。
由于名声有赖于他人的肯定，容易受舆论、时尚、机遇等外界因素支配，所以，古来贤哲多主张不要太看重名声，而应把自己所可支配的真才真德放在首位。一个成熟的作家理应把眼光投向事情的本质方面，以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所带来的声誉为其创作的真正报酬。热衷于名声，哪怕自以为追求的是真实的名声，也仍然是一种虚荣，结果必然受名声支配，进而受舆论支配，败坏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赫赫有名者未必优秀，默默无闻者未必拙劣。人如此，自然景观也如此。
人怕出名，风景也怕出名。人一出名，就不再属于自己，慕名者络绎来访，使他失去了宁静的心境以及和二三知友相对而坐的情趣。风景一出名，也就沦入凡尘，游人云集，使它失去了宁静的环境以及被真正知音赏玩的欣慰。
当世人纷纷拥向名人和名胜之时，我独爱潜入陋巷僻壤，去寻访不知名的人物和景观。
庐山本来何尝有什么景点？陶渊明嗜酒，“醉辄卧石上”，所卧之石不知几许，后人偏要指庐山某石为陶之“醉石”。白居易爱花，“山寺桃花始盛开”，所见不过桃花数丛，后人偏要指庐山某处为白之“花径”。“无名天地之始”，何况一石一径？可叹世人为名所惑，蜂拥而至，反而看不见满山无名的巉岩和幽径，遂使世上不复有陶白之风流。
世上多徒有其名的名人，有没有名副其实的呢？没有，一个也没有。名声永远是走样的，它总是不合身，非宽即窄，而且永远那么花哨，真正的好人永远比他的名声质朴。
叔本华把尊严和名声加以区分：尊严关涉人的普遍品质，乃是一个人对于自身人格的自我肯定；名声关涉一个人的特殊品质，乃是他人对于一个人的成就的肯定。我们可以由此引申说：人格卑下，用尊严换取名声，名声再大，也只是臭名远扬罢了。
古希腊晚期的一位喜剧家在缅怀早期的七智者时曾说：“从前世界上只有七个智者，而如今要找七个自认不是智者的人也不容易了。”现在我们可以说：从前几十年才出一个大师，而如今要在文化界找一个自认不是大师的人也不容易了。
无论什么时候，这个世界决不会缺少名人。一些名人被遗忘了，另一些名人又会被捧起来。剧目换了，演员跟着换。哪怕观众走空，舞台决不会空。
当然，名人和伟人是两码事，就像登台表演未必就是艺术家一样。
应该在名人和新闻人物之间做一区分。当然，新闻人物并非贬称，也有光彩的新闻人物，一个恰当的名称叫做明星。
在我的概念中，名人是写出了名著或者立下了别的卓越功绩因而在青史留名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历史，明星则是在公众面前频频露面因而为公众所熟悉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公众，这便是两者的界限。
我们时代最可笑的误解之一便是，以为只要成了明星，写出的书就一定是名著。
煊赫的名声是有威慑力的，甚至对才华横溢如海涅者也是如此。一旦走近名人身旁，他所必有的普通人的外观就会使人松一口气。同时，如果这位名人确是伟人，晋见者将会发现，乍见面就同他谈论伟大的事物该显得多么不自量力。于是海涅谈起了李子的味道。歌德含笑不语，因为他明察海涅此举乃出于放松和紧张双重原因，这个老猾头！
无论是见名人，尤其是名人意识强烈的名人，还是被人当作名人见，都是最不舒服的事情。在这两种情形下，我的自由都受到了威胁。
做名人要有两种禀赋。一是自信，在任何场合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是当然的焦点和中心。二是表演的欲望和能力，渴望并且善于制造自己出场的效果。我恰好最缺少这两种禀赋，所以我不宜做名人。
我不愿用情人脸上的一个微笑换取身后一个世代的名声。
我早就养成了自主学习和工作的习惯，区别只在于，从前这遭到非议，现在却给我带来了名声，可见名声是多么表面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名声，我就会停止我的工作了吗？当然不。这种为自己工作的习惯已经成为我的人格的一部分，把它除去，我倒真的就不是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