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气候变暖与谁有关
气候变化会议使哥本哈根这个原本宁静祥和的北欧城市变得格外热闹，尤其是会议最后两天，当全球所有重量级人物纷纷聚集于此，利益冲突、意见摩擦……各国政要之间碰撞的火花令这场会议的精彩程度超过足球比赛，复杂程度超过悬疑连续剧，紧张程度超过动作大片。
在各种复杂的声音之中，法国总统萨科齐的话尤为刺耳，他特别提醒非洲国家，假如没能达成新的协议，生活在非洲的人们将首当其冲受到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话音未落，连接英法的“欧洲之星”列车就因席卷欧洲的罕见暴风雪而受困于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数以万计的欧洲人因这突如其来的“圣诞礼物”而无法同家人一起度过平安夜——这场罕见的暴风雪，正是气候变化的产物。作为地球公民，无人能在全球变暖的淫威之下独善其身。
阻止气候变暖自然不是西方某些政客开开会、吵吵架就能解决的事情。低碳发展实际关系到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对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中国人而言，更是无法忽视由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面对屡遭西方诟病的高碳式发展和越来越紧缺的资源，我们怎么办？面对越来越反常的气候，靠天吃饭的9亿农民怎么办？面对越来越拥挤的都市生活，城市居民怎么办？
正如全球气候变暖不仅仅是令政府单方头疼的问题一样，作为缓解气候变暖的有效途径——低碳发展，也同样不是单纯依靠政府一方之力就能达成的目标。共同的难题注定需要共同解决、相互配合、互相协作，低碳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必要指导，更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
这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
由政府作为发展与变革的主导力量，这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发展模式，即政府主导型模式。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国家所普遍采取的由社会自发选择决定前进方向的社会演进型发展模式。如果说政府主导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外部压力对社会产生作用，那么社会演进便是一种由下而上，公众因其对社会道德、风俗习惯的认同与继承而自发推动社会进程的力量。外力的作用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众对其认同、接受的程度。两者比较而言，社会演进型发展模式往往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探索、取舍。
我国的现实国情以及文化传统都注定了政府主导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政府主导有其固有优势，能在较短时间内，凭借强大的国家权力及社会影响力，按照既定的发展方向较快地推动低碳经济的建设。特别是在低碳经济发展初期，政府的法律干预、政策引导对于低碳经济的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方式省却了社会演进所需要的漫长时间，可以直接借鉴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种种经验，总结其经验教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发展低碳经济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存在着思想体系、价值观念、方式方法的巨大转变以及社会公众的不适应。这对于发展低碳经济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同时，注重培养全社会对低碳经济的社会意识的形成与建立，提高全社会对低碳经济的接受程度，并在一定条件下逐步将自上而下的低碳经济发展助力方式转化为社会自发方式，无疑是实现我国低碳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必经之路。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恰巧也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理念。
所以，对于我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从各级政府层面高度重视对企业、公民低碳发展意识的培养，逐步形成由政府主导向社会自发转变的条件，为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好内与外、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准备。
我们要抓紧时间，因为这是与气候变化的赛跑。
二、你我的力量
为了改变出现的一些环境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离开种种表象，观其本质，我们不难达成这样的共识：作为公民，我们应对自己的国家、自身所居住的地球承担我们应负的责任。建设低碳社会不是政府的独角戏。唤醒自身的环境责任意识，是我们急需迈出的第一步。
也许以上观点有人无法苟同：中国人的环境责任意识哪有那么差？如果大家真的普遍缺乏环境责任意识，又怎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踊跃参加节能减排活动，换掉家里的白炽灯，夜间拔掉电源插头？
换上节能灯、睡前拔插头的确是事实，但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些低碳生活的践行者恐怕只是个小数目。
在低碳宣传中有一个误区，各地政府无一例外地都在宣传低碳生活时打出“省钱”牌。不可否认，有一部分参加者确实不在乎能省多少钱，他们更在乎能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做些什么。可更多的人呢？对其他人而言，省钱是否会比环保更有吸引力？
实例就在眼前，像垃圾分类、废电池集中处理，这种“费时费力不省钱”，却能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莫大好处的益事，至今仍旧难产。
仅仅依靠节俭支撑渗透于生活方方面面的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确实有些单薄。作为我们民族传承千年的优良传统，节俭是让更多人接受绿色消费、环保生活理念的良好切入口。但是，节俭终究难以摆脱经济利益的束缚，不可能成为人们用绿色、低碳理念引领自身生活的原动力。唤醒自己的环境责任意识，正确认识自身以及人类对于环境、对于自然的影响，并努力去避免某些不利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才是阻止气候变暖、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为子孙后代谋得生存空间的最大动力。
一个人的力量也许很渺小，少数人或许也做不了什么，可如果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环境责任的人越来越多，环保优先、低碳生活最终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那么这难以计数的微薄力量就将形成一种合力，超越原有的不良消费习惯，超越消费对于生产的简单影响，成为决定人类未来的巨大力量。
一项亟待完成的工作，是排除普通民众对于低碳生活、绿色消费理念的潜在抵触。
这种潜在抵触来源于我们所生活的文化、地理环境，比如说国人的铺张浪费。
我们前人的节约大多是迫于生活的窘困，即使是古人，一旦富有了也难免铺张浪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在实现小康社会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穷人”摆脱了饥饿与贫困，铺张浪费也随之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姑且不论一些暴发户与富二代的消费行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连不少经济状况一般的居民，也习惯于将用旧或不喜欢的东西直接塞进垃圾桶；冰箱里的食品即使买多了也不记得赶紧吃，放过期了直接就扔；看到吸引眼球的电视购物广告就打电话购买，结果东西到手，用了没两次就被请进储藏室；原本只是想买件衣服，可是一去百货公司就大包小包买回许多的可有可无的物件。
这些非理性消费在浪费资源的同时掏空了我们的钱包，更糟糕的是，还随之伴生了环境污染和高碳排放。
这种基于社会、文化背景所形成的潜在的抵触不止于此，国人的面子消费问题同样严重。
以餐后打包为例，以前，国人几乎全部没有餐后打包的习惯，原因在于依照我们的传统文化，打包太小气，有损面子。北方地区更是有“请人吃饭，点菜绝不能刚好够吃，一定要多点两个，盆子见底有损面子”的讲究。在我国的不少地区，这种观念仍旧影响着人们。
这与总是和面包过不去的德国总理刚好形成鲜明对比。
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她在访问南京时不仅谢绝入住总统套房而选择普通套房，还坚持要和其他住店客人一样，与随行的德国工作人员一起在普通餐厅的大厅享用自助早餐。用餐时，她也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去自助餐台取食物，并自己动手切法式长棍面包。就在默克尔选取食物时，她一不小心把自己餐盘中的两片面包掉在了地上。她不让赶过来的餐饮经理帮忙，而是自己将面包捡起，放回了自己的盘中。默克尔的早餐很简单，煎鸡蛋卷、奶酪饼、西瓜、面包，也包括掉到地上的那两片面包。
作为总理，她的形象代表着德国，她的面子在一些时刻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尊严。可即使如此，她也毫不担心小小的面包会让自己颜面无光，德国人的节俭由此可见。
不仅是餐桌，我们在购车、住房、衣着等很多方面仍旧受着面子消费的拖累，不自觉地成了低碳生活的反面人物。
低碳生活、绿色消费要上升为一种社会习惯，意味着对于国人许多不良的社会、文化“传统”的颠覆，不可否认这将是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但是束缚一旦突破，更为合理的消费观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其实践者得到社会的理解，良好的消费意识也就可以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人对于绿色消费、低碳发展的概念模糊。
低碳发展作为一种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理念并不是依靠抑制生产力的发展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它追求用更环保、更先进的技术替代原有落后工艺，在进一步解放产能的同时减少人类发展对于环境的破坏。
同样，绿色消费也并不以降低社会公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来换取对于环境的保护。绿色消费拒绝各种不合理的过度消费行为，但它并不反对人们对于更舒适、便利生活的本能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传统奢侈品牌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放弃原本浪费、浮夸的风格，转而热衷于开发高价的节能环保商品，满足人们对于优秀设计与节能环保的双重追求，同样能够得到绿色消费理念的认可。
其实，一些传统奢侈品牌已经开始这种有益的尝试。意大利著名时尚品牌芬迪，就融合援助非洲和环保两个主题专门创建了一个隶属于芬迪的全新子品牌，该品牌产品全部由熟练的非洲纺织女工利用回收材料制作，废弃的飞机坐垫成为包的原材料，项链和耳坠的前身则是废弃的钟表，既实现了节能环保，也为非洲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
面对低碳发展，需要每一个人改变我们的传统观念；善待我们的生存环境，是每个人无法推卸的责任。低碳发展离不开每个公民的参与，也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指导，两者唯有在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有机互动，才能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的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