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决定方法
领导者用人，态度事关重要。有两种态度决定怎样用人。一种态度是出自私心，为个人、为小团体、为圈子用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年代，用人出于私心的现象比比皆是，朝廷中党派之争，根源就在这里。一些领导者从私心出发，拉帮结派，私结圈子，谋取利益，导致单位不和，原因也在这里。另一种态度是出自公心，为国家、为集团、为单位的发展大计用人。曾国藩认为：“为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他不遗余力搜集人才、尽心尽力推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他的出发点与根本点是出于“为国家之公义”，而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前途，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得极廉极勤之州县一、二人，来此树之风气，与民更始，庶几渐有转机。”一旦不能得到需要的人才，他就有“则鄙人不得行其志，斯民不得被其泽者”之感叹。
最初，曾国藩在实用人才上，极其谨慎、小心。他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之所以要慎之又慎，原因是：
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子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余则略改之日：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
作为国家的高级领导者，过滥推荐使用人才，不爱惜国家给予的权力，是不好的表现；但是一味地谨慎，该推荐、该提拔、该使用的人才不推荐、不提拔、不使用，或者推荐、提拔、使用不得当，也是不好的。开始一段时间，曾国藩在用人上就存在过分谨慎保守的一面，不能放开手脚大胆启用人才。1854年湘军成就卓著，大小胜仗数十次，其中收复湖南、崇阳、通城、武汉、半璧山、田家镇、蕲州、广济、黄梅等。这是成绩是非常巨大的，清军从广西到江苏还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绩，甚至规模如曾国藩指挥的任何一次战役的胜利都没有。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理应论功行赏。然而，事实是曾国藩显得“吝啬”，一年里，累计保举有功人员仅仅1107人。曾国藩不敢大胆大量保举，原因是过分谨慎。
因为谨慎，生怕太滥，所以掩盖了他对推荐、使用人才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战争时期，很多人出来谋事，当兵打仗图个啥？还不是名？还不是利？还不是升官？这是人们追随他的基本动机之一，看不到这一层，而对他们要求推荐、提拔的呼声置之不理，甚至指责他们是“汲汲于功名”，这样的态度，就会挫伤追随者的积极性。没有作出成绩，不推荐、不提拔是可以理解的；作出了成绩而不推荐、不提拔，没有道理说服追随者。领导者讲究公心，就是要从这里开始。曾国藩开始没有看到这一层，也没有把握好这一层，所以一些人才离他而去。后来，他看到并认识到了这一层，改变了用人策略，加大了军功人员保举力度，1860年小池驿战役一次保举1597人，1861年四月保举鲍超一军1800多人，安庆克服后保举人数多达3295人。推荐力度的加大，调动了三军将士的积极性。
然而，在实职人员的推荐、使用上，他还是非常谨慎。他认为：
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
强调使用正人君子，而不滥用人，用不好的人，是曾国藩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他推荐使用人才主要从三个层次下手：一是有功人员推荐，包括军功、后勤保障、地方行政出色等方面的人才；二是地方州县官员推荐使用；三是巡抚一级官员的推荐使用。这里我们使用“推荐使用”四个字，而不简单讲“使用”。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清朝大小官员的任命都要得到朝廷、吏部的批准，地方官员有推荐权，但是真正用谁不用谁还是朝廷说了算。曾国藩作为地方大员、国家砥柱，主要是为国家推荐人才。但因为曾国藩位高权倾，而且国家依靠他，所以，对他提出的人才使用计划，一般不予驳斥，因此，表面上是推荐人才，实际上是实用人才。
曾国藩用人出自公心，是为国家、为干事用人。有两种人他是不用的。第一是胆怯者。军队是一个需要人才的地方，但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使用胆小怕事的人，可能会造成某些危害。早年曾国藩想用湖南的一个叫徐有壬的官员到他幕府工作，徐不愿意，曾国藩事后说徐胆小怕事，不用也罢。第二是不使用冗员。所谓冗员，就是多余的人员，不能干事的人员。很多行政机关人浮于事，这些多余的人员就是冗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自唐朝以来就主张机构改革、消肿去冗，可是怎么也改不了革不去。曾国藩从一开始就不用冗员，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做法。他强调：
若无实在出色之处，介乎有用无用之间，则可不必多荐，以不收则空劳往返，收之则渐成冗员也。
他要求方翊元给他介绍人才，但是不要介绍无用之人。他认为一用冗员，贤能的人就会离去，“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使用贤者与使用冗员是事业兴衰的分水岭，所以不能不摒除冗员。他的妹夫早年到北京投靠他，想某一个差事，曾国藩认为他没有才能，打发他路费，安排他回家。曾经变卖家产支持他进京赶考的南五舅去世后，其独子江庆前来投奔。当时曾已任两江总督，给他安排一个差事是举手之劳。可是这位表弟疏懒无才，要他办的事，一件也办不成，却又喜欢以总督表弟自居。失望之余，曾只好委婉而坚决地劝他回去。需要说清楚的是，湘军本来就是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的一个组织，曾国藩所不用的亲戚，是没有才华、没有一技之长的亲戚，而有才华能干的亲戚他是求之不得、用之唯恐不及的。
对于那些有非议的人才，曾国藩也不推荐。他说：
所保各员，均奉允准。惟金安清明谕不准调营，寄谕恐弟为人耸动。盖因金君经余两次纠参，朝廷恐余兄弟意见不合也。大抵清议所不容者，断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又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推荐人才，也不总是那么令人满意，不可能总是收到双赢、三赢的良好效果的。有的人推荐了，遭到反对、驳议；有的人自己并不想做官，推荐了，反而受到责怪；有的人被推荐了，其他的人认为保的不准确，不恰当。这些人曾国藩也不很卖力去推荐。但凡有争议的人，一般也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推荐有问题的人，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失误。不用，则可以从源头上堵住问题的出现。
说实在的，曾国藩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比别人更加勤奋的人，看人虽然准确，但是也并不是个个那么准确，他也有过看人失误、被人欺骗的时候。曾国藩喜欢说话“有条理”的人，有一个人正好利用这一点，有条有理和曾国藩说了一番治军的道理，曾国藩信以为真，安排他先做了一些具体的军务后勤，结果那人带着1000两银子逃跑了。有人建议把他抓回来，曾国藩说：他说得有道理，所以我相信了他，他只是骗走了一些银子，没有什么危害；要是去抓他，他就会逃到敌营中去，为敌人所用。这个事成为一时的笑谈。
事业决定用人
做什么事用什么人，是曾国藩用人的基本准则。这和一些领导者按照有什么人做什么事的做法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事业安排人，后者是为了人安排事业。前者是对事业负责，后者是对人负责。对事业负责，就会考虑人才的质量，考了人才的能力，对人负责，关注的是人的安排，解决了人的安排就万事大吉，至于事业搞不搞得成，就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了。后果是前者使事业中兴发展壮大；后者使好的事业靡费不振，甚至失败。
按照事业的要求用人，曾国藩一个重要的做法是重视人才的独立发展。凡是那些有独当一面，有自立门户的能力的人才，曾国藩都愿意他们独立出去。曾国藩曾经对李鸿章说了一段很精彩的话，值得玩味。他说：
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抑堵公本无远志，激之而不起耶？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关于人才独立发展的问题。曾国藩注重的是让人才独立发展、自立门户；而李鸿章则对手下管得很严格，不让他们单独发展。
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沈葆桢、李瀚章、李续宜、郭嵩焘、毛鸿宾、阎敬铭、刘坤一、曾国荃等等，都属于湘军集团，但最后都成为独当一面、独任一方的大员，脱离了曾国藩的直接领导。这和曾国藩让他们独立发展是分不开的。胡林翼1854年以贵州一道员的身份参与曾国藩的东征，曾国藩不忌其才，极力向朝廷推荐他“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所至皆惬民望”，“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又说他的才能远胜曾本人。在曾国藩的推荐下，胡林翼很快得到重用，担任湖北巡抚，为湘军的壮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晚清中兴三大臣之一。刘长佑更是早在曾国藩之前就升任为直隶总督。沈葆桢、李鸿章都是从一个普通的道员——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正职级别，不断推荐，而一跃成为正部级干部。
左宗棠能够迅速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与曾国藩的大力推荐、小心呵护、全力支持分不开。他推崇左的才华，认为：“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其才可以独当一面”，“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确有心得”。在曾国藩的盛赞下，朝廷不断提拔左宗棠，由四品京官一路升到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为了让左能够充分地独立发展，曾国藩将蒋益澧一军转交给他带入浙江，自己辞去督办浙江军务之职，给他筹措军饷；左升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又将自己的爱将刘松山一军划拨给他。正因为有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左宗棠才能够得以不断壮大、发展，终于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
按照事业的要求用人，曾国藩第二个重要的做法是和谐用人。曾国藩认为：“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勇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统领的团结是治军的重要保证。用一个人必须能够起到团结湘军、和谐全军的作用。最典型的是关于小池驿战役前总人选问题。1859年底到1860年初，曾国藩、胡林翼精心策划了以太湖、潜山为核心的小池驿战役。这次战役是湘军全面向安徽境内推进的重要战役，是实施安庆攻城战重要的外围战，成功与否关系到湘军的成败与今后的走向。当时荟萃于此的湘军主要有四支：多隆阿一支、鲍超一支、唐训方一支、蒋凝学一支。湘军已经包围太湖、潜山，曾国藩驻扎宿松，后来曾国荃也由江西赶了过来。这么多的将领云集于皖西，需要一个前敌总指挥以便统一调度指挥。谁可以胜任这一职务呢？曾胡两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曾主张采用鲍超，胡主张使用多隆阿。胡林翼是想“伸一抑一，用其归一之力”，即伸展多隆阿、抑制鲍超，已达事权归一；而曾国藩的用意是想“用其赛胜之力”，即让两个争胜。他在写给胡的信中很清楚说到：
细察舆论，近年鲍之战功比多更伟，而多好理坟山争斗等讼事，又凌辱绅士，颇为官民所憾。其才似宜将少，不宜过多。多、鲍二公正以彼此争胜、争强故，各自力战，不肯落人后。若鲍归多统，则多之意满而鲍之兴沮，彼此皆无争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