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最重视修为的一个内容是“诚信”。人与人相处需要诚信，国与国交往也需要诚信。这是曾国藩推诚为用思想的基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来自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来自于他所尊奉的儒家思想。这和以利益为核心的外交思想是不一致的。现在一般的外交理论，讲求外交上的利益关系原则。有利益就有外交，没有利益就没有外交；利益来了就结成好的关系，利益去了就结束好的关系。在这种利益驱逐的外交下，人们相信的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在曾国藩推诚为用的表现形式下，有着一个深层的内涵，那就是忍术。一个人在弱小的时候，面对强权必须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受得了胯下之辱，方可以展凌云之志。
推诚的外交艺术
推诚为用，就是一种忍的领导艺术，是一种“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艺术。随着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相继被镇压，国内政局逐步趋向稳定，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再一步转化为与西方国家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如何防止矛盾激化，防止新的战争爆发，以获得自强运动的时间和空间，当权者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推诚为用”最初出自协调湘军将士与华尔等外国军队的关系上。华尔是美籍中国人，他继白齐文担任英国助剿太平军的军队统领，为人傲慢。这个假洋鬼子带着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曾国藩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但也不能随便对待，他深知与华尔等关系的厉害，太硬可能酿成冲突，太软则丧权辱国。因此，他要求湘淮军自立，不求人，做到“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以此驾驭华尔。他指出：
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我湘淮各军若果纪律严明，节概凛然，华尔亦必阴相许可。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华尔当可渐为我所用；纵不能倾情倒意为我效死，亦必无先亲后疏之弊。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将弁且不能久，况一国之人乎？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讲究推诚，首先是自立。自己足够自立，才可以和别国讲诚。如果不能自立，只讲权术，就无法驾驭外国人。他指出：
为封疆将帅者，虽内怀勾践栖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为中国军民者，则但有和让，更无别义。
曾国藩引用勾践、田单两个古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勾践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国君，被吴国打败后，忍辱负重，亲自到吴国侍奉吴王，后来回国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壮大军队，最后发兵灭吴，报仇雪恨。田单是战国时期齐国人，燕王启用乐毅联合赵、楚等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所向披靡。最后只有莒、即墨幸存。齐国人推举田单主持军事。田单采取示弱艺术与离间之计，使燕国临阵换将，反败为胜，恢复齐国。曾国藩用这两个典故，目的就是告诫诸将，中国人要有复我河山、报仇雪耻的大志，但是在国家还没有能力做到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与外国人的相处方式，要讲究和让，避免冲突，防止过早暴露自己的理想，而造成重大损失。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说的“推诚为用”，只是一种方法、一种方式、一种手段。
推诚为用根植于儒家思想，灵魂深处流淌着儒家“忠”、“信”、“笃”、“敬”的血液。他说：
夷务本难置措，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入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务因小利害而变。
他认为，外交本来很难办理，只有依靠忠、信、笃、敬。笃，是笃厚，是宽恕；敬，是慎重，谨慎；信，就是不讲假话。他认为领导应该从“信”字上入手，一旦说定的话，不要因为小事、小利改变。当时外交人才缺乏，很多人不懂外交，却以为自己很懂外交，而说出的话，往往不符合实际。一些自称知道外交的人，自诩精明能干，而在实际外交上却把情报报告给外国人，私下里与外国人结交；有的则故意卖弄玄机，被外国人取笑。这些都是不忠、不笃、不敬的表现。正如他说的：
鄙意与洋人交涉，不知者多横施议论，不中竅郃，知之者又多自诩精明，或暗输情实，交欢于外；或卖弄机械，为彼所笑。欲求轻重适当，内不失己，外不生衅，实难其选。
针对这样的客观实际，曾国藩要求处理外交事务做到“轻重适当，内不失己，外不生衅”。既不失重，也不过轻，保持好度，对内不让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对外也不引起衅端。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讲究信义，讲求争斗。
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
哪些东西是可行的呢？比如外国人觐见皇帝礼仪问题，长期以来清政府都要求外国人跪拜，外国人不肯，往往闹得不可开交。有些外交使节来中国，因为不肯行跪拜之礼，接见被取消也是常有的。曾国藩认为这样的礼仪应该取消，容许按照他们的礼仪行事。有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又比如，有些国家请求中国派遣使者去考察，这本来是好事，中国可以出去了解外国，但是清政府害怕、不敢。曾国藩认为可以派遣人员出国。对这些事情，他认为应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而不要犹豫不决。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坚决拒绝，与之抗争。这也是信的表现。他认为：
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非必显违条约，轻弃前诺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颦笑之间，亦须有真诚载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装十分。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
讲究恩、威，要以信为基础。失信包括违背条约、违背诺言、一些小事、甚至一颦一笑也可能失信。国家讲和之后，就要公平照拂，不让远人吃亏。
与“信”相应的是“平恕”。在曾国藩看来，信也好，平恕也好，都是有原则的。这种原则就是“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就是“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严执力争”。要做到威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自立自强”，不屈折、不贪财。也就是说要加强领导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在信与平恕上，曾国藩的态度是：小的方面讲信、讲平恕，大的方面要讲原则；不能在小事上斤斤计较，争论不休，而在大事上反而放松。
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宽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严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
遵守和约是曾国藩“信”的思想的具体体现。曾国藩认为：“中外交涉事件，总宜坚守条约。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权利。”客观地说，遵守合约不仅是对中国人的要求，也是对外国人的要求。对中国人而言，坚持旧的条约，不再签订新的条约；对外国人来说，条约以外的要求不要提，提中国也不能答应。法国提出要在中国开设赌场，这是条约没有的；涂宗瀛先行出示禁止，并照会各国领事，申明条约内容，各个领事也同意涂的做法，禁止了法国人在中国开设赌场。对这件事，曾国藩给以高度评介，认为“此举先发制人，可谓经权互得。凡事皆能仿此，依定和约，接以诚信，而又旁询熟悉彼中情事者，每有争讼，则细究曲直之所在，必可批隙导竅，不致龃龉。”他因此而推而广之，认为所有的事情，只要都是这样做，就一定会搞清楚曲直原因，就一定会批隙导竅，不致龃龉。
推诚为用讲究平等对待各国。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政治修明、经济发达、国力日强。同治元年，开始有日本官员乘坐商船达到上海，通过荷兰商人报关进口，之后经常来上海，中国开始同意他们售货完税，但不准他们在上海买货带回；接着允许他们在上海贸易居住，但还是不准他们驶入长江别口；后来又允许他们前来传习学术，但仍不允许验收其船照印信。对日本进入中国开展通商等事务，中国政府呈逐渐放开之势，但以拒绝为主。同治九年，日本政府派出使臣明确提出与中国通商的要求。
对于日本的要求，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英翰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在明朝时，骚扰中国200年，现在乘中国隙间，来试探中国的态度，其想法不可以推测，如果容许他深入腹地，那么危害无穷。要求朝廷拒绝日本通商的请求。一种意见是朝廷的态度，朝廷认为日本坚请，难以拒绝，因此答应其通商请求。
1871年1月，曾国藩上奏《预筹日本修约片》，建议朝廷同意日本的要求，准予通商，并且提出以泰西各国之“例”平等对待日本。他认为日本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国不同，日本是邻国，而朝鲜、琉球、越南是中国的臣属之国，因此日本要求“邻敌比肩”的礼仪，属于意中之事，应该答应。如果不答应，日本会产生怨恨，挑起衅端。“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彼将谓厚腾薄薛，积疑生衅。”“臣愚以为，悉仿泰西之例亦无不可。”但他又建议这一点不要在条约中体现，尤不可在条约中著明恩渥利益与各国一体均沾。他这样思考，目的是为了不让其他国家产生疑隙而引发矛盾。
他认为，如果日本言辞安顺，请求通商，中国不答应，转而请其他国家出面，中国答应了，那么外国人就会怀疑中国的外交之道。“疑我中国交际之道，逆而胁之则易于行成，顺而求之则难于修好”，这样做不是“圣朝怀柔远方之本意”。平等对待各国，对于弱国来讲是一种比较好的外交手段。自己本来弱小了，却还有分彼此，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容易引起不满，产生矛盾，吃亏的最后还是弱的一方。在与日本通商的问题上，曾国藩认为日本可以来中国通商，中国也可以去日本通商。“立约之后，彼国市舶必将络绎前来，中国贾帆亦必联翩东渡。”并且认为中国也可以派遣官员往日本管理中国商人以及事务。这种思想，对于封闭的王朝来说，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
曾国藩讲究平等对待各国，不是害怕日本，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他说：
中国之处外洋礼数不妨谦逊，而条理必极分明。练兵以图自强，而初无扬威域外之志。收税略从彼俗，而亦无笼取大利之心。果其百度修明，西洋东洋一体优待，用威用德随时制宜，使外国知圣朝驭远一秉大公，则万国皆将亮其诚，何独日本永远相安哉！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自强。平等只是推诚为用的手段、形式。没有自强，谈不上平等；一旦自强，政治修明、经济发展、军事强大，那么不管是对待东洋国家还是西洋国家，都可以一体优待、平等相处；不仅日本可以和中国安全相处，其他各个国家对待中国都会拿出诚意来。
“浑含”是推诚的重要表达方式。1863年2月20日，英吉利提督土迪佛立去拜见曾国藩。该人在上海工作一年多，将要换班回国。回国之前，特来拜见。他先到汉口，接着到安庆，听说曾国藩在沿江巡阅，就赶到芜湖等候。2月20日在裕溪口见到曾国藩。他来拜见曾国藩的目的是想用英国的将领带中国的兵勇，以此剿灭发逆。他提出一个方案，使用中国兵勇12000人，分17队，每队600人，全由英国人负责，由中国支付外国头目带兵官每月年俸银58180两，中国兵勇口粮在外。他说，只要这样做，包管克复金陵、苏、浙。曾国藩听完后说必须函商总理衙门定夺，随即送他走，临走送给他一些茶叶、火腿。曾国藩的态度完全是应酬，一点也不放在心里。如果说，这也算是一次外交活动的话，那么，其外交领导术就是“浑含”。他说：
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
“浑含”就是“装傻”。，就是藏锋露拙。本来心里亮堂堂的，却要装着不知道，本来很强大，却要露出很弱小的样子；本来有对付的手段，却要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态。对待洋人的阴谋诡计、高傲的态度，装着知道，但又好像不知道的样子，好像有几分痴呆气。这样和洋人相处就很容易。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领导者从事弱国外交低三下气、委曲求全的良苦用心。
要做到“浑含”，必须谦虚。他说：
夷兵待我兵敬让加礼，何伯待阁下词意和顺，此最好机栝。但宜切戒我军弁勇谦卑逊顺，匪骄匪傲，语言之间莫含讥讽，银钱之际莫占便宜。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陌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句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其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此，自强之道亦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