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1916年冬季，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陋，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元培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晴空万里，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快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涌上心头。他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以蔡元培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大名鼎鼎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发泄一下自己心中的愤恨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没过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儿喘不过气来，他稳定了一下情绪，急忙阅读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作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洋溢着蔡元培对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读完信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毛头小子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故事感悟
蔡元培先生这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为了答复一名学子的质疑而亲笔回信，并想方设法使之入学，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他尊重学校固有的规矩，不独断专行，从中可以看出蔡元培所具有的谦恭美德。他虚怀若谷，不愧为教育大家。
文苑拾萃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化界人物是鲁迅和胡适。鲁迅和胡适都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取得过成绩。可后来，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胡适虽然倡导并推进了新文化运动，但是对学生爱国运动却持反对态度。他信奉他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思想，曾经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因为这点，李大钊写文章批评过他。在其后来的著作中，胡适又鼓吹实用主义，宣扬“有用就是真理”，攻击学生运动“呐喊救不了国家”、“排队游行，高喊‘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这种思想，使胡适在行动上必然与革命相对立。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发表文章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同时又号召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主张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府。这点，他又和搞独裁的蒋介石不一致。作为学者，胡适学识渊博，对中国文化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五四运动后，鲁迅发表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小说和散文，如《阿Q正传》、《祝福》等。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视为眼中钉，遭到通缉迫害。1926年秋，鲁迅辗转南下，来到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在这里，他认识了中共早期领导人陈延年，做了长时间倾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认识。1927年后，他定居在上海。此后，他的创作以短小精练、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