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礼记·曲礼上》
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年），字季，一字次卿。汉族。西汉菑川国（郡治在寿光南纪台乡）薛人。他起身于乡鄙之间，居然为相，直至今日，人们依然对他推崇备至。尤其他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精神，已成为历史长卷中最醒目的一章，永垂后世。
公孙弘是西汉武帝时的丞相。丞相为百官之首，地位尊崇，俸禄优厚。然而公孙弘自奉甚俭，以“布被脱粟”称誉当时。
公孙弘是菑川薛（今山东滕县南）人，出身贫苦。早年当过狱吏，有罪免归，以牧猪为生。40岁以后，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年，以贤良为博士，因使匈奴失旨，称病免归。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公孙弘以菑川国推举，又应诏对策。武帝在诏策中询问治道兴废，公孙弘以为，上古三代之所以臻于至治，是因为君主真“躬率以正面遇民信”；末世之所以乱亡，是因为“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以此明确指出，治道的兴废，不在于百姓，而在于统治者本人能否以身作则。当时，应召对策的有百余人，太常奏呈公孙弘为下等；武帝复阅后，却拔擢为第一，并拜为博士。公孙弘随即又上疏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看法：
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
后来，他当了大官，还经常对汉武帝说：“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
公孙弘言行慎厚，熟悉文法吏事，而且善于附会缘饰儒术，故深得武帝赏识，一岁中官至左内史，不久升任御史大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拜相。
公孙弘位居三公，俸禄爵邑的收入很多，但他个人的生活却很节俭，盖的是粗布制作的被子，吃的是比较粗糙的米饭，肉也很少。当时，汲黯等人看不惯公孙弘的为人，就攻击他“布被脱粟”是“诈伪”。武帝问及，公孙弘也不加解释。公孙弘在拜相封侯后，起客馆，招揽贤人，与参谋议，俸禄都用以维持故人宾客的生活，自己家里倒反而毫无积蓄。这一点，比起武帝时期的其他几名相来要好得多。平帝元始年间，为修功臣之功而下达的诏书中，对公孙弘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
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俸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富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
为了“表德章义，率世厉俗”，诏书明令赐公孙弘的子孙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平帝时，政自王莽出。这通诏书，实际上是出自王莽之手。可惜的是，公孙弘的“布被脱粟”，不论是对武帝还是平帝时的官场风气，似乎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故事感悟
公孙弘为人十分宽和。他位高禄重，却节俭律己，不慕奢华，以人为先，所以时时被人称道。
史海撷英
才能出众的公孙弘
公孙弘的才干不在他人之下，当时，不可能一条理由也没有。在皇权统治年代，他之所以这样做，实因为违皇命与己不利，顺应皇主才是上策。公孙弘矫饰善变，朝廷上下，众所周知。有一次，汲黯实在看不惯他的矫情做作，直言对皇帝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很高，却盖一床布被，这不明摆着在骗人吗？”皇上就以此事问公孙弘，弘说：“实有此事，不过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目的和原则。我记得管仲做齐国之相，有三归之台，奢侈豪华超出了一般国君；齐桓公做霸主，也僭越了礼数。晏婴为齐国之相，一顿饭从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妻妾也不穿丝织品，齐国不也治理得很好吗？我身为三公，而盖布被，实在是有损汉官威仪。汲黯对我的忠告很对，他真是个大忠臣，要是没有汲黯对皇帝的忠诚，陛下您哪能听到这样的真话呢？”经过这件事，皇帝愈发认为公孙弘谦恭礼让，对他更为厚待。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薛泽免相，皇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封他为平津（潍城区望留镇）侯。历史上丞相封侯者是从公孙弘开始。
文苑拾萃
《公羊传》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公羊传》的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春秋》作为家学，最初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人）方与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复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说法不一。但比较起来把定稿人题为作者更合理一些。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后世注释《公羊传》的书籍主要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