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鼎一生中了会元、榜眼，官至尚书、太子太保，算是封建社会的成功人士。虽然他在政治方面的贡献不够大，算不上历史名人，但他的勤学、廉洁、谦恭、仁爱、淡泊等品德确实值得后世的人们学习。
◎文苑拾萃
杨鼎十思文
杨鼎精通的是四书五经“八股文”，他对繁杂的朝廷公务并不十分擅长。他升为户部右侍郎时，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就写了一篇《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这就是后世流传的“十思”：量思宽，犯思忍，劳思先，功思让，坐思下，行思后，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终，退思早。
这“十思”意义十分明确。“量思宽，犯思忍”就是胸怀宽广，能够容忍别人的冒犯；“劳思先，功思让”简而言之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功劳都让给别人；“坐思下，行思后”是一种谦恭的风范，处处让别人为先；“名思晦，位思卑”是指在谦虚之外还要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守思终，退思早”，一是敬业精神，忠于职守，考虑下场，二是尽量早点退休，安享晚年，不贪图朝廷的功名富贵。
维新派创办女子学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学者。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中国旧俗，妇女皆禁为学。一则贱女之风，以女子仅为一家之私人，故以无才为德；一则男女既别，不能出于学校以求师。相习成风，故举国女子殆皆不学。”康有为《大同书》中的这段话概括地指出了中国几千年来将女子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的陋俗及导致禁锢女学的原因。直至19世纪末，这一千年陈规终于被维新派创办女子学堂的举动所予以突破。
19世纪末，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人民奋起救亡图存。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戊戌变法就是一次实行新政、变法图存的尝试，康、梁企图通过改良的办法，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这股早期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浪潮中，改革教育，包括改革女子教育，也成为除旧布新的一个重要方面。1892年，陈虬所著的《救时要议》率先提出“设女学以拔取其材，分等录甩，此自强之道也”。1894年，谭嗣同进一步提倡仿西法开设“女学校”，使“妇女无不读书”，并主张“凡子女生八岁不读书，罪其父母”。康有为则在《大同书》中反复论证女子为学的可能性，强调“兴学选才”不应歧视排斥女子、“用男弃女”。他指责剥夺女子受教育权利，使她们“如奴隶、如蝼蚁，卑微愚贱，摈在人外”的做法是“抑人才而塞文明”，“背天心而逆公理”。维新运动的另一个重要领袖梁启超也对提倡女子教育格外重视。梁启超于1897年在《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女学》，更把女学视为关系到“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的口号。他还明确指出，所谓女学并非只是能作诗词、“批风抹月拈花弄草之学”，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维新派所提倡的女学是要“讲求实学，以期致用”，“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
维新派还在《时务报》公开发表《倡设女子学堂启》，呼吁志士仁人“共襄美举，建堂海上，为天下倡”，以“振二千年之颓风，拯二兆人之吁命”。梁启超亲手草拟的《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则对实际创办女学堂事无巨细都做了详细周密的安排。该章程以“欲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为立学宗旨，“堂中一切捐助创始，及提调教习，皆取材于闺阁之中”。其中《招选学生章程》规定：
一、堂中暂招学生四十人，以后经费渐充，随时增扩。
二、学生年限，幼不过八岁，长不过十五岁。
三、凡学生年在八岁至十一岁者，必识字方许入学；十二岁至十五岁者，必略识文法，能阅浅近之信札者乃许入学。俟有定期，即刊日报以广招徕，以示大信。
四、缠足为中国妇女陋习，既讲求学问，中人亟宜互相劝改，惟创办之始，风气未开，兹暂拟有志来学者，无论已缠足未缠足一律俱收，待数年以后，始画定界限，凡缠足者皆不收入学。
五、立学之意，义主平等，虽不必严分流品，然此堂之设，为风气之先，为他旧师范所自出，故必择良家闺秀，始足仪型海内，凡奴婢娼妓一切不收。
梁启超还亲自拟定了五条学规：
一、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
二、堂中设专门之学三科：一算学，二医学，三法学，学生每人必自占一门，惟习医学法学者，于粗浅之算理亦必须通晓。
三、于三科之外，别设师范科，专讲求教育童蒙之法。凡自认此科者，于各种学问，皆须略知本末，则不必于三科之中自占颛门。
四、纺织绘画等事，妇学所必需，俟经费扩充，陆续延请教习教以中外艺事。
五、堂中每月设课一次，由教习命题，评定甲乙，每季设大课一次，课卷送通人评定，列等第，设奖赏，惟初办之始，或学生未能应课，则此项俟数月以后始行举办。
在“学成出学规例”部分，规定：“凡学生习一事，或师范科及艺事等，学成者由堂中给以文凭，他日即可以充当医生、律师、教习等任。”按照维新派的计划，“草创之始，经费未充，拟先设堂上海，然后再议推广，普及各省府州县”。
梁启超等倡设的女学堂，于1897年10月26日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动工，次年5月31日正式开学，校名为经正女学，又名中国女学堂，由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任外董事，具体负责创办。这是中国人自己开设的第一所女校。女学按梁启超的设想招收8—15岁的“良家闺秀”20余人。课程“中西各半”，其中中文课设《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唐诗、古文之类，其余女红、图画、医学“间日习之”，此外还设英语、算术、地理等课，并且于读书写字之暇兼及体操、针蒂、琴学等。女学还注意按学生“资质之高下定课程之多寡”，每旬逢三、八两天由教习“试课论说”。
维新派领袖对创办这所女子学校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但梁启超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就是康有为除表态“局外竭力匡赞”外，亦于1897年8月携长女同薇抵沪直接参与了该校的筹办工作。梁启超与严信厚、郑观应、康广仁、陈启同等亲任外董事，负责“在外提倡集款，延聘教习、提调，商定功课，稽察用度”。上述诸人妻女和康同薇等为内董事，“轮日到学稽察功课，并助提调照料管束一切”。经正女学实际上是维新派把他们改革女子教育的主张付诸实践的一个典范。
政治上奉行改良主义的维新派，希图在保持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的一些“新学”，向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因此在教育改革上也不可避免地保留较多的封建色彩。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尊孔读经，把儒学视为“圣教”，在塾中供奉“至圣先师”神位，课程设置方面也杂有《女孝经》、《女四书》等陈旧的内容。
经正女学还明显受到教会女校的影响。除邀请李提摩太夫人每月访问女学一次外，还延请林乐知女儿林梅蕊任西文总教习并兼授英语、算术、地理、图画等课。但无论如何，由中国人自己开办女校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而且经正女学比起教会女校和封建女教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多少体现了“讲求实学，以期致用”的精神。学生不但学文化，还自办刊物，发行《女学报》，宣传妇女教育的重要，讨论各种实际问题；还组织团体参加提高成年妇女文化程度一类的社会活动，办得颇有生气。经正女学开办不到半年，又在城内淘沙场增设一所分校，年终学生增至40余名，次年又发展到70多人。据1899年6月发表在《万国公报》的《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一文报道，当时经正女学“声名鹊起，远方童女亦愿担簦负笈而来”，“规模既定，光气大开，一时之闻风兴起者，如苏州、松江、广东，及南洋新加坡等处，皆陆续设立女学堂”。
1900年中秋节后，因戊戌变法失败，经正女学也随之被迫关闭。维新派改革女子教育的活动受到严重挫折，但是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扼杀不掉的。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
◎故事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