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阐钻研天文历法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彭端叔
王锡阐（1628—1682年），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一生勤勉好学，经常观测天体，对中、西天文历算都有精湛的研究，是清代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天文学家。所著《晓庵新法》、《历说》和《五星行度解》等，为中国近代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
王锡阐自幼喜欢读书，对有关天文历算方面的内容尤其感兴趣。他不仅重视书本知识，而且也重视实践，从少年时代起，夜晚遇天气晴朗，就登上屋顶，仰着头，观察天象，有的时候竟一晚不睡。他总是把观察的结果记录下来，仔细推敲，认真比较。不论是酷暑严寒，还是身患疾病，他都没有停止过。
王锡阐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趋于频繁时期。西方的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也传到中国。王锡阐不仅对中国历法有独到的研究，而且对西方历法也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并指出了西方历法的若干缺点和错误。如西方历法以为月亮在近地点时，视直径小，故食分大。
对此，王锡阐正确指出：视径大小，是人眼观察的结果，是因人而异的。食分大小，却应该根据实径。太阳的实径，不因地面观察点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地影实径，却因观测点的远近而有损益，最低之地影大，月入影深，食分不得反小；最高之地影小，月入影浅，食分不得反大。又如，王锡阐指出，按小轮系统算月亮运动时，除了定朔、定望外，其他时刻都应加改正数，但西方历法却不用这一改正数，好像日、月食一定发生在定朔、定望，然而事实上只有月食食甚才是在定望。王锡阐更以交食的实测事实，证明西方历法并不完全准确，即他从实践和理论上都证明西方历法并非是完善的。
正是在对中、西历法都作了透彻研究的基础上，王锡阐编著了《晓庵新法》。全书共6卷，吸收了两者的优点，有所发明创造。他提出了日月食初亏和复圆方位角计算的新方法，依次计算1681年9月12日发生的日食，较其他方法都准确。他独立发明了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还提出了细致的计算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的初、终时刻的方法，都比中、西历法有所进步。
王锡阐之所以取得独步时代的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是和他刻苦钻研、注重实践、不断求索的学风密切相关的。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者“验天求合”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不以书本为据，而以实践为宗。
除此之外，也和他在学术交流上的态度有关。他对中、西之学均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态度，既不盲从迷信，也不拒而远之。他主张排除中西方有别、尊华夏而卑西人的偏见，力求集众家之长而会通其内在原理，不要拘于名目故步自封，孤芳自赏，而应学习、判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说：“数术是依理推导出来的，历法是依据天象制定出来的，无论中历、西历，在方法上都有可取之处，为什么一定要区别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呢？客观存在的道理应该昭明，为什么一定要区分新旧呢？”他反对盲目推崇西方历法，他说：“西方历法中的论见，那些被今天的实测所检验所证明了的可以吸取。如认为是不可改易的，用它来指导实务，以求发展，是不可以的。”“考证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则成了他的研究工作的重要特色。
◎故事感悟
王锡阐是17世纪的科学家，在浓重的封建制度的氛围下，能如此看待古今中外的文化科学知识，并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无疑是超越时代的。他探索中西方科学的态度，在科技发达思想开化的今天，也是我们继承文化遗产和进行文化交流所应借鉴的。
◎史海撷英
多伦会盟
清朝康熙帝为调解喀尔喀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加强北方边防及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多伦诺尔（今多伦）与蒙古各部贵族进行会盟，史称“多伦会盟”。
◎文苑拾萃
同光体
近代学古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光绪九年（1883年）至十二年间，郑孝胥、陈衍开始标榜此诗派之名，说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但“同光体”的一些开派作者，在同治末年（1874年），沈曾植才年24岁，陈三立年23岁，陈衍年19岁，郑孝胥年15岁，都尚未成名，诗亦尚未能自成一体。保存在他们诗集里的作品，是光绪中期以后所写，陈三立诗集编年则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所以“同光体”之称，并非完全确切。
清代名医叶天士
◎不肯自弃暴，力欲争上游。——赵翼
叶天士（约1666—1745年），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他聪颖过人，“闻言即解”、一点就通，加上勤奋好学、虚心求教，见解往往超过教他的先生，终于成为一代名医。
叶天士的祖父叶时，父亲叶朝采，都很擅长医学，尤其是他的祖父更是一位高明的儿科专家。叶天士14岁丧父，此后便跟从父亲的门人学医。由于他好学精思，聪明颖悟，常常听到一种见解就立刻理解，而且见解还在老师的见解之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尽管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却从未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即使在独立行医的时候，他也仍然手不释卷，并坚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只要听说哪位医生有特殊专长，他就立即前往虚心求教，十年之内，曾就学于17位老师。他态度虔诚，彬彬有礼，被询访的医生都很感动，无不披肝沥胆，推心置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叶天士敏而好学，于书无所不窥，又能博采百家之长，真正做到集思广益，这为他后来在医学上的高深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叶天士具有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毫不掩饰地予以纠正。有一次，他看到了徐灵胎（清代医家，与叶氏同时而稍晚）的一张处方，一面赞赏徐氏看病颇有心思，一面批评徐方缺乏医书的理论根据。后来他读了唐代医家王焘的《外台秘要》，发现徐方是从该书中化裁而来，便责怪自己读书不够，承认前次对徐氏的批评不对。他说：“我从前认为徐灵胎开处方没有根据，谁知全出自《外台秘要》，可见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视啊！”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难得的。
叶天士骋誉医坛50年，死时已是八旬高龄。临终之前，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了儿子一番，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聪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这是他饱经沧桑之后的肺腑之言，也深刻地说明，医生绝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当好的，必须竭尽聪明才智，长期不懈地努力学习，读书破万卷，并要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精益求精，才能做到妙手回春，化险为夷，否则临症茫茫，胡乱处方，势必成为用药物杀人的庸医。因此，他告诫子孙，千万不要轻易谈论医学。由此可以看出，他把医生的学习和专业知识的提高放在多么重要的地位，这些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叶天士兼通内、妇、儿及五官科，而以内科为主。他对儿科也很擅长，尤其善于治疗痧（麻疹）、痘、惊风、疳积等症，要言不烦，常常几句话就能道破某些儿科疾患的本质特征和施治诀窍。对此，徐灵胎赏叹不已地说：“叶公断治疾患，和平精切，字字金玉，可法可传，得古人之真诠而融化之，不愧名家。”
在内科杂病的诊疗方面，叶天士精于切脉、望色、察看舌苔及验齿等，分析病情丝丝入扣，了如指掌。患者无不点头称是。叶天氏治病师古而不泥古，最善于化裁古方、创新方。往往将古方加减一二味，就能取效神速，做到迎刃而解，涣然冰释。叶氏十分重视识症、立法、用方，特别强调对症下药，坚决反对盲目地乱投药物。他曾经批评说：“用寒性药还是用温性药，要视病而定，前人或偏重寒凉性的药，或偏重温性的药，后人学习而不加以识别，借温寒兼备之药侥幸治愈，凭中和之药来掩饰自己的无知，实在是要不得的。病有眼前之症，还会有变症，一定要胸有成竹之后，才可以施方治疗。”
叶天士的批评是切中当时医界时弊的。那些庸劣的医生们，平时不肯钻研专业技术，临症就诊毫无定见，既不能准确辨症，又分不清药物的性味功能，往往在同一个处方里，寒热温凉各种药都有，希望用这种大杂烩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拙劣。见施治不效，就今天改一次方，明天换一服药，这样瞎碰乱试，又怎能治好病呢？
叶天士处方用药总是反复琢磨，千锤百炼，一旦认准病症，就坚持使用拟定的方剂，绝不任意变更。到叶天士那里就医的，大多是别的医生没有治好的疑难病症，有些沉疴痼疾，往往需要几十服甚至上百服药才能治好。
有位多年身患疾病的患者到他那里就诊，叶天士给他开了处方，并且嘱咐说：“服此百剂，终身不复发矣。”病人回家之后，服至80剂，病已霍然而愈，便自动停止服药。但过了一年以后，旧病复发，只好再次求诊于叶天士。叶氏感到非常诧异，经过询问，才知道是由于患者未遵医嘱，因而病根未除。于是决定让病人再服原方20剂，患者照数服完之后，那个缠绵多年的顽症果然不再复发了。像类似的例子很多，人们竞相传颂，众皆叹服其技艺之“神妙”。
叶天士还以擅长治疗时疫著称，对中医温病学的贡献很大，也是温病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叶天士在继承吴又可温病学说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温病的辨证论治规律。他把温病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表示病变由浅到深的发展过程，也是温病的辨证纲领。在处方用药方面，反对使用治伤寒的辛温药来治温病，而主张大量采用清热解毒的寒凉药物。这就使温病学说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都有很大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清代研究温病学的人与日俱增，如薛生白、章虚谷、吴鞠通、王孟英等，都在温病学上很有成就，形成了许多著名的温病学派。温病学说的确立，使许多垂危的瘟疫患者获得救治，弥补了单纯用治疗伤寒的方法对付一切外感病、传染病所造成的缺欠和损失，也为今日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防治某些烈性传染病提供了宝贵经验。
◎故事感悟
叶天士以其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和执著不怠的探索精神，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所传《温热论》、《临症指南医案》、《叶案存真》等书，为中国的医学宝库注入了新的营养液。
◎史海撷英
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女真牛录制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重大决策由贵族共同讨论决定，是为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后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年）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试图逐渐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皇帝试图实行中央集权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清朝前期。
顺治七年（1650年），顺治皇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
◎文苑拾萃
《温热论》
《温热论》，温病著作。叶天士述，相传系叶氏门人顾景文记录整理而成。《温热论》记录了叶氏对温热病论述的精华部分，重点分析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传变规律，温热病的病理和“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创立用卫分、气分、营分、血分四个层次作为辨证的根据，并指出温病的传变模式有顺传与逆传二种：顺传由卫而气而营而血，逐步传入；逆传由卫分直入营分。介绍温热病察舌、验齿和观察斑疹、白瘖的诊法等内容。此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吴鞠通接受了叶天士《温热论》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成就才有可能产生《温病条辨》，其中的一些学术见解直到现在仍为临床医家所重视。
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
◎与其苟且立身，枉然出世一场，不若发奋为雄，卓然自立，流芳百世之为愈也。——石成金《人事通》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清代小说家，安徽全椒人。
吴敬梓出身名门望族，他从小刻苦读书，加上天资聪颖，年轻时便成了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物。
吴敬梓早年热衷科举，20岁时考中了秀才。后因科举不利及生活日益贫困，加之他父亲因官场争斗含冤而死，使他对现实社会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开始窥见官场内部贪赃枉法、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恶现实，从此立志终身不仕，横对流俗，笑傲公卿，对科举制度深恶痛绝。他广结三教九流人物，为人豪爽旷达，把功名利禄视为粪土，遇到贫穷的人，就舍出自己仅有的钱财救济他们，碰到达官贵人，他毫无卑躬屈膝之态，嬉笑怒骂，极尽锋芒。人们看到他如此做法，百思不得其解，乡绅们都骂他是“怪人”、“疯子”、“败家子”。其实，他比从前更富有理性，对社会和人生比从前认识得更清。在这种理性的驱使下，他要狂放地展示自己叛逆的形象和精神，这种精神是他创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