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穆王征犬戎
◎人生富贵岂有极，男儿要在能死国。——李梦阳《奉送大司马刘公》
周穆王（生卒年不详），姬姓，名满。昭王之子，周王朝第五位帝王。他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世称“穆天子”，关于他的传说层出不穷，最著名的则是《穆天子传》。
西周王朝经成、康、昭几代天子的努力，逐步完善了政治制度，严密了统治机构，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奴隶制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至穆王，更是达到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鼎盛时期。
周穆王是成王的曾孙，即位时已经50岁了。他凭借西周近200年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一生多次四面出击，武功卓著。对他以武力征伐边远少数民族的行为，当时的卿士祭公谋父不以为然。
有一次，“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即当面提出了劝告，认为不能这样做。他的理由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犬戎是古戎人的一支，当时游牧于泾渭流域（今陕西省彬县、岐山一带），按旧说在周的荒服之中，即属于周因其故俗而治的地区。所以祭公谋父按照提倡德政的原则提出了“耀德不观兵”的基本方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显示高度的文明来吸引和感化他们，而不能仅仅靠展现武力来压服他们。
祭公谋父认为，周的先王都“非务武也”，而是“勤恤民隐而除其害”的；如果出现有不归服的情况，就要先检查和调整自己的政策，“修文”、“修名”、“修德”，万不得已才攻伐征讨；而对边远地区，则主要是进行说服，“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极”。
当时犬戎与西周的关系如何呢？祭公谋父说：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犬戎是臣服于周的，只是周穆王要寻衅而已！所以祭公谋父严厉地指出：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悖，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但是，志得意满的周穆王听不进祭公谋父的劝谏，不顾他的警告，“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结果战果甚微。但因其暴兵劳师、伤威毁信，从此以后，“荒服者不至”。
到了后来的周幽王，犬戎终于成为了申侯所联合的反周主要力量；犬戎“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故事感悟
对边远少数民族关系的处理，是多民族国家政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祭公谋父提出的“耀德不观兵”，是正常时期处理这一问题的正确方针。穆王挑起事端，逞一时之志，致使“荒服不至”，最终逼迫犬戎成为了灭亡西周的反叛势力，这一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史海撷英
成康文治
周王朝，在武王伐纣第二年，武王去世，其幼子诵即位，是为周成王。
如果说西伯昌、武王发是以“小邦周”夺取“大邦殷”统治地位的开国之君，那么，成王和康王则是真正让“小邦周”成为“大邦周”的治国之君。
通过周公旦、成王诵、康王钊三代人的励精图治，周王朝的统治势力达到顶峰。史料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40年不用，颇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治世风气。那时，外有齐鲁晋卫郑诸侯作为屏障，内有周公、召公、毕公作为扶持，因此，周王朝的统治昌盛而天下信服。
◎文苑拾萃
八骏图
（唐）白居易
穆王八骏天马驹，后人爱之写为图。
背如龙兮颈如象，骨竦筋高脂肉壮。
日行万里速如飞，穆王独乘何所之？
四荒八极踏欲遍，三十二蹄无歇时。
晁错论守边备塞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示家人》
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授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
西汉初年，汉朝对待北边游牧民族匈奴的态度，在汉文帝特别是汉景帝时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政策性的变化，与晁错当时上言兵事，提出守边备塞的一系列建议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朝末年，匈奴头曼单于（音善于）乘中原动荡之机夺回了一度被秦将蒙恬收复的河南地。至其子冒顿（音默毒）单于杀父自立，西破月氏，东击东朝，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白羊，有控弦之士30万，并在汉初屡犯汉的燕、代之地。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兵围马邑（今山西朔县），南扰太原。
刘邦亲自率军三十余万出击，至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遭匈奴骑兵围困。刘邦不得已派刘敬前往，缔结“和亲”之约，答应以公主嫁与单于，岁奉贡献，并开关市与交易等条件，以换取与匈奴的和平相处。然而，匈奴恃其强盛，此后仍不时侵扰长城以南地区，其骑兵一度烧毁回中宫，前锋直指长安甘泉。所以，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如贾谊等人对汉朝的屈辱忍让态度十分不满。贾谊用“天下之势方倒悬”来形容这种不相称的关系，而“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所以他毛遂自荐，请“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虽然贾谊热情可嘉，然而班固却讥笑他“其术固以疏矣”。总之，书生气十足。相比之下，晁错就比他高明得多了。
晁错在给汉文帝所上的言兵事疏中指出，作战的胜败不在于民的勇怯，而在于将吏指挥的巧拙。敌对双方交兵取胜的诀窍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这三者是互有联系、相互统一的。什么样的地形，就应该使用相应的兵种和兵器。例如，山林径川是步兵之地，车骑二不当一；平原广野是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川谷是弓弩之地，短兵百不当一；两阵相近是长戟之地，剑盾三不当一；草木繁茂是予铤之地，长戟二不当一，如此等等。所以兵法强调器械要利。
接着，晁错又具体分析了中原和匈奴的地形，以及由此引起的技艺特点。他认为，两者各有长技，也自有短处。譬如，匈奴的骑兵且驰且射，饥渴不困，这是匈奴的长技，而为中原之人所不及。可是到了平原作战，又是另一番情景：中原的轻车突骑远胜于匈奴的乌合之众；劲弩长戟，坚甲利兵，剑戟相接更是中原士兵的长技。从总体来说，匈奴的长技有三，中原的长技有五。加以两者兵力的悬殊，打败匈奴应该是有把握的。
那么，究竟怎样抵御匈奴的侵扰呢？晁错并不主张调发大军贸然发动攻击，而是提出了两条“万全之策”：一曰以夷制夷，二曰徙民实边。
晁错认为，降附汉朝的胡人义渠蛮夷之属有数千人之多。他们的饮食、长技与匈奴相同，如果装备以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由边郡良将统率，再与轻车等互为表里，配合作战，那么就是战胜匈奴的“万全之术”。
关于徙民实边，晁错是从两方面考虑的：一方面，秦朝发卒戍边，但戍卒不服边郡的水土，结果戍者死于边，输者怨恨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已也”。秦朝强迫行之，结果是戍卒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从之如流水”，起义的浪潮最后终于席卷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另一方面，匈奴以游牧为主，主要是骑兵，其特点是往来转徙，时至时去。如果汉朝发卒在边郡候备，这无疑是守株待兔。一旦匈奴乘虚侵扰，汉朝是否派兵援救，就成了进退两难的事。如此连年，则中原贫苦而民不安矣。何况远方戍卒守塞，一岁一更，对匈奴既不了解，也没有那种保卫家园的责任感。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晁错建议徙民实边，让他们一边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一边防守边境，可以“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
于是，汉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故事感悟
徙民实边有多方面的好处：减轻了内郡狭乡的人口压力，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社会矛盾，开发了边郡，抵御了外来的侵扰。为此，汉武帝时大规模地推行这一措施，对后世封建王朝也有重大影响。
◎史海撷英
晁错备受信赖
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
景帝即位后，立即提升晁错为内史（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晁错也曾多次单独觐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晁错可谓言听计从，其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晁错的手修改订立的。
这让丞相申屠嘉心中十分不满，但又无法伤害晁错，只好寻找机会。正巧，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刘邦父亲的庙）外面的空地上，门朝东开，进出有些不方便。于是，晁错就另外开一个从南面进出的门，凿通了太上庙外空地的围墙。申屠嘉知道后，大发雷霆，想借此过失，报请皇帝杀掉晁错。
晁错得到消息后，立即单独向景帝说明了情况。等到申屠嘉到景帝面前告状，说晁错擅自凿开庙墙开门，请把他送交廷尉处死时，景帝却对申屠嘉说：“晁错凿开的不是庙墙，只是庙内空地上的围墙，没有犯法。”申屠嘉只得谢罪而退，一气之下，发病不起，不久就死了。这样一来，晁错的地位就更加显贵了。
唐太宗定东突厥
◎国家忧患我当先，人间幸福我后享。——朱熹
温彦博（573—637年），字大临。隋朝至唐初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会善村人，温大雅之弟，唐初宰相。温彦博青年时代即与兄温大雅、弟温大有皆以品行、学识、文章闻名于世，时号“三温”。兄弟三人从小就被薛道衡断言皆卿相才，曾被突厥流放阴山的温彦博最终成为与房玄龄、魏征等名臣共同辅政的宰相之一，死后获得陪葬昭陵的殊荣。
突厥族是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隋朝初年一度相当强大，不断入侵内地。后被隋军所败，分裂为东、西两部，史称东突厥、西突厥。
隋开皇十九年（599年），东突厥突利可汗降隋，隋文帝封他为启民可汗，以宗室女义成公主嫁之。其部众迁到河套南面畜牧，受隋保护。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地处西域的西突厥处罗可汗也投降了隋朝。但是在隋末，突厥又强大起来，不断内侵。尤其东突厥，近傍内地，危害尤甚。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北方诸割据者多向东突厥称臣，借助其力量。而东突厥统治者也封他们为可汗，分别从他们那里获得子女金帛，并且对他们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以便维持这种割据格局，从中得到长久的利益。
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为了安定后方，免除后顾之忧，也曾向东突厥称臣，岁送金帛子女。唐朝建立并且统一中国后，东突厥无法像从前那样坐取财富，于是频繁入扰，不仅边境不宁，内地也常受其害。唐高祖因此曾想迁都，被唐太宗李世民等劝谏而止。东突厥已成为唐初最大的边患。
为了巩固政权，安定社会环境，唐朝在太宗即位后，开始大举反击突厥。贞观初年，东突厥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之间因争权夺利矛盾激化。贞观二年（628年），突利可汗请唐朝出兵攻打颉利。唐太宗君臣抓住这一机会，一方面对东突厥统治者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积极备战。贞观三年（629年）冬，唐太守命徐世勣、李靖等率军十余万，向东突厥全面进击。次年初，李靖等大破突厥，突利可汗被迫来降。颉利可汗遁走铁山（今内蒙古阴山北）。李靖乘胜追击，深入大漠，擒颉利可汗，俘其众十余万，东突厥灭亡。
东突厥灭后，如何安置多达十余万的东突厥部众，如何重新布设边防、安定边境，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关于这类问题，历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仍让该族人口留居旧地，恢复其国，任其自生自灭；另一种是将其部众迁居内地，同中原王朝之间维持一定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原王朝控制。
究竟对东突厥应当采取哪种方法？唐太宗命群臣商议此事。中书令温彦博建议仿照东汉光武帝在五原塞下安置投降匈奴的故事，将东突厥部众安置在河南一带，“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故是含育之道也”。而魏征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主张将他们“遣还河北，居其旧土”，认为“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给事中杜楚客等人也赞成魏征的意见。温彦博则据理力争，提出：“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悯，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他还提出了安置突厥旧部的具体方法：“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