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13岁时，父亲去世。但葛洪从小就聪明好学，16岁时开始诵读儒家的《孝经》、《论语》等，并发奋精读五经，立志为文儒。他自认为“才非政事，器乏始民”，于是以“不仕为荣”，所以向“立言”方面发展，其基本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导。
在葛洪十八九岁时（太安元年前），曾去庐江（今安徽庐江）马迹山，拜师于葛玄弟子、方士郑隐，做他的助手，并接受了《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洞玄五符》等道书及《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黄白中经》等炼丹术著述，从此开始转向道教。
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是我国炼丹术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经典著述，也可说是自西汉迄东晋以来，我国炼丹术早期活动和成就的基本概括和全面总结，起到了炼丹术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部书对晋代炼丹术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翔实的记载，而且言语质朴，说理明晰。尤其是其中的《金丹篇》与《黄白篇》两篇，更是集中反映了汉晋时期我国炼丹术化学的面貌。
此外，葛洪在其著作《抱朴子内篇·仙药》中，还对各种石芝、云母、雄黄、诸玉、真珠、桂、巨胜、柠木实、松脂、菖蒲等所谓仙药的特征、产地、采集、性质、加工及服食法等，进行了相当完整的说明。这些内容对研究我国古代医药学、动植物学和矿物学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对今人了解道教丹鼎派的思想和活动也至关重要。
葛洪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还钻研医术，他可以称得上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的杰出医学家。
葛洪在医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著有一部百卷本的《玉函方》，此书虽已失传，但从其自序可知，这部书是葛洪在“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曰玉函”。
葛洪的另一部医学著作是《肘后备急方》，后代对其做了一些整理，至今仍然流传。从这部著作，也可以看到葛洪在医学上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后经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修订整理，更名为《广肘后备急方》。现今流传的版本，就是经杨用道增订的。从这个版本中，基本上也能分辨出葛洪本人的医学成就。
葛洪是个虔诚的道教徒，醉心于炼制仙丹，追求长生不老。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广泛收集资料，寻觅理想的炼丹场所，他曾经“周流九州之中”。在与民间广泛、深入的接触中，葛洪也深感民间疾病的发生和传染常常因为缺少医者，而又无简易的自疗方法，只好坐以待毙。他深感有必要编撰一部简易应急的医方书。因此，他在自己已有的一百卷《玉函方》的基础上，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在不得已需要用药时，也都是选用一些价廉效显、山村僻壤易得的药物，有的根本不需到市肆去购买，都是一般草石之品，所在皆有。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葛洪编撰成《肘后备急方》三卷（后世整理成八卷）。书名“肘后”指可随身携带于臂肘之后，“备急”则多用于急救之病症，这与现代之“急救手册”具有同等的含义。
葛洪的医学思想具有可贵的群众性，药品用的是廉价易得之品，治疗技术也力求简便易行。比如，对于古代的针灸技术，他只倡用灸疗法，因为针术非一般患者所能掌握，而灸术则人人可做。而关于施灸部位（穴位），他也总是通俗、明确地提出大致的位置，如“两乳间”、“脐下四寸”，而绝少用穴位名。这样就达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这也就是《肘后备急方》之所以能够一直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
传染病，尤其是急性传染病，古来已有。东汉时期的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中总结了当时在发热性传染病方面的成就，为人们所推崇和遵循。张仲景的诊疗系统，素以严谨著称。而葛洪基于自己的医学思想，认为张仲景及其所遵循的《黄帝内经》那一套根本不适用于穷乡僻壤，更何况伤寒学体系已不能完善地驾驭全部发热性传染病的诊治。他指出，古代治疗伤寒的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葛根汤、青龙汤、白虎汤等二十多张方子，都是“大方”，复杂难备，因而另行设计了一些简便易行的效方，以应贫穷地区的需要。
自古以来，人们都将热性传染病归入伤寒，认为这类疾病是伤于寒邪所致，且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说法。医界通常也都在这个窠臼里转圈。然而，葛洪却敢于跳出这个圈子，提出了“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的观点。
在这里，应注意的一是“疠气”，一是“相注”。由于《肘后备急方》重在提供简易方剂，不是论述医理的专著，所以葛洪对“疠气”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但却已经跳出了伤寒的藩篱。
葛洪的这一学说到了明代时期，便发展成为“疠气”说及“杂气”说，从而建立了温病学派的新学说。而葛洪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温病学说的先河和萌芽。
至于“相注”，则是指这些“疠气”所致的病症，可以互相染易，明显指的就是传染病。
正是在这种不满足于“伤寒”的新的思想指导下，才令葛洪在我国传染病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葛洪对许多急性、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也是首次，其中有的甚至是世界医学史上的首次记录。这些疾病包括天花、出血热、肝炎、恙虫病等。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到：有一种流行传染病，在发病时，患者的全身包括头面都长疮，不多久就遍及全身，全身发红似火，随后疮里灌脓变白。如果不能很好地治疗，大多数患者都会死亡；如果不死，病愈后，留下疮疤并变为黑色。这些描述，正是天花的全过程，在国内属于最早的记录。
在书中，葛洪还指出，流行性钩端螺旋体病或称出血热，曾有一种浑身发黄的病，起病时患者只觉四肢沉重，精神不爽，不多久黄色便由双眼遍及全身，并且有全身出血的现象，也可致人于死。
黄疸性传染性肝炎患者则周身发黄，胸部胀满，四肢感觉肿胀，有时出的汗都会是黄色的。
恙虫病是一种叫“立克次氏体”的微生物所致的急性传染病。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提到了一种沙虱病，其病状是：初起皮肤上红赤色，大小与豆黍米粟粒一般，用手摸之其痛如刺。几天后，全身疼痛发烧，关节疼痛。在这时，葛洪创造性地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
这种以同一疯狗的脑髓敷伤处治疗的方法，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后不复发”的效果还有待证实，但这种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治疗思想却是十分宝贵的。
其次，葛洪还提出了许多具有特效的治疗药物，如治疗脚气病及疟疾的药物。在脚气病的治疗方面，葛洪提出用大豆、牛乳、蜀椒和松节松叶等来治疗。现代化学分析结果表明，这些药物中包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治疗脚气病的效果是很理想的。
而关于疟疾的治疗，葛洪曾提及疟疾种类较多，有老疟、温疟、瘴疟、劳疟、疟兼痢等多种，其治疗方法也是多样的，有常山、鼠妇、豆豉、蒜、皂荚、鳖甲等。这些药物在治疗疟疾方面都有一定的疗效。虽然有的药物有副作用或毒性，但在古代，这些药物仍然起着积极的治疗作用。
葛洪还大量记录各种食物、药物中毒的治疗方法等，其中有野葛、狼毒、杏仁、水银、羊踯躅、半夏、附子、莨菪、毒菌、毒肉等，其所用的解毒剂有甘草、大豆、鸡蛋、荠苊等。
对于昏迷的病人，葛洪提出的简便有效的急救方法是用灸法，灸人中穴、膻中穴等。在没有灸艾等材料时，他主张用手指甲切鼻柱下，也就是掐人中穴的方法。这种方法至今在医疗中及民间仍是常用的急救方法。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不失为一本简易急救疗法手册，各种药物、治疗技术大多都是易得、易用的方法。因此，葛洪的医疗技术也被后世誉为“简便验廉”，这也是对葛洪最高度的赞誉。葛洪的这些诊疗思想和方法技术，对中医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故事感悟
谁都愿意成为一名博学多才、有成就，让人敬重的人物，但是若不肯吃苦学习，最终还是会一事无成。葛洪正是凭借自身孜孜不倦的努力才完成了《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等传世名著！
◎史海撷英
葛洪的道教成就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其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地总结了晋代以前的神仙理论，还系统地总结了晋代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术等；同时，他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将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应该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
在《抱朴子外篇》当中，葛洪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他不满于魏、晋的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炼丹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到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应等。
◎文苑拾萃
《抱朴子》
《抱朴子》是东晋时期的道家理论著作，为东晋时期的葛洪所撰。
《抱朴子》今存有“内篇”二十篇，主要论述神仙、炼丹、符箓等事，自称“属道家”；“外篇”五十篇，主要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自称“属儒家”。在“外篇”当中，《钧世》、《尚博》、《辞义》、《文行》等篇还有一些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
在道家体系当中，《抱朴子》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葛洪本人也被认为是道家的重要人物，对道家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搜炼古今的祖冲之
◎为学如登山麓，方其迤逦之时，莫不阔步大走，及到峻峭之初便止，须是要刚决果敢以进。——《张载集·经学理窟·学大原下》
祖冲之（429—500年），我国杰出的数学家，科学家、南北朝时期人，汉族人，字文远。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为避战乱，祖冲之的祖父祖昌由河北迁至江南。祖昌曾任刘宋的“大匠卿”，掌管土木工程；祖冲之的父亲也在朝中做官。祖冲之从小接受家传的科学知识。青年时进入华林学省，从事学术活动。一生先后任过南徐州（今镇江市）从事史、公府参军、娄县（今昆山市东北）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官职。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三方面。
祖冲之的原籍为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西晋末年，因遭到战争的破坏，祖家迁到了江南居住。祖冲之的祖父祖昌曾在刘宋政权里担任过大匠卿，负责主持建筑工程，掌握了一些科学技术知识；同时，祖家历代对天文历法也都很有研究。因此，祖冲之从小就经常接触各种科学技术。
祖冲之从小对自然科学和文学、哲学等就很有兴趣，尤其是对天文、数学和机械制造，更有着强烈的爱好。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博学多才，并被派往当时的一个学术研究机关——华林学省，从事研究工作。后来，他又担任过地方官职。
在为官期间，祖冲之的生活虽然不太安定，但他从没间断过学术研究，并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祖冲之研究学术的态度十分严谨，他重视古人的研究成果，但又不迷信古人，不“虚推（盲目崇拜）古人”，而要“搜炼古今（从大量的古今著作中汲取精华）”。
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祖冲之对于古代科学家如刘歆、张衡、阚泽、刘徽、刘洪、赵欧等人的著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充分汲取其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敢于大胆怀疑前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结论，并通过实践加以修正补充，从而取得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科学成果。
在天文历法方面，祖冲之所编制的《大明历》是当时最为精密的历法。在数学方面，他推算出了准确到六位小数的圆周率，取得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成果。
刘宋末年，祖冲之回到建康（今南京），担任谒者仆射的官职。从此以后，直到齐朝初年，祖冲之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研究机械制造，并重造了指南车，发明了千里船、水碓磨等，为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祖冲之晚年时期，齐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叛乱，政治腐败黑暗，人民生活困苦，北朝的魏国乘机向南进攻。大约从494年到498年，祖冲之担任长水校尉的官职。当时，他写了一篇《安边论》的文章，建议政府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增强国力，安定民生，巩固国防。齐明帝看到了这篇文章后，便打算派祖冲之巡行四方，兴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然而最终因连年战争，祖冲之的建议未能实现。没过多久，即500年，祖冲之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