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间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
关键事件香港沦陷。
关键词汇日本的殖民政策法西斯统治。
经过十八天攻防战之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香港迎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圣诞节。清晨，在当时港岛最高的告罗士打大厦上挂起了一面白旗，港督杨慕琦于当日下午渡海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本司令官酒井隆投降。黄昏时分，日军占领了整个香港。
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０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香港为日本占领地，任命陆军中将矶古廉介为香港总督，平野茂为副总督，总督府下设立了一套完整的殖民统治机构。从此，香港被改名为香岛，公元年号变成了日本年号，１９４１年被称为昭和十六年。香港的街道也换上了日本天皇的名号，如皇后大道改为中昭和道，德辅道改为中明治道，半岛大酒店改为松本大酒店，等等。总之，一切都日本化了，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香港再无宁日。
香港沦陷后的最初几天，是香港居民感觉最恐怖的日子。日本指挥部为了庆祝占领香港，宣布放假３天，纵容士兵去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日军狂歌醉舞，大吃大喝至半夜后，便三五成群闯入民宅，寻找妇女发泄兽欲。在沦陷当天，就有许多妇女遭到侮辱或被轮奸。她们的年龄从十余岁到五六十岁不等。许多妇女不仅遭到日军强暴，还受到其他伤害，有的牙齿被打落，有的鼻梁被打断，还有的甚至身上多处中刀。当时整个港岛人心惶惶，充满恐惧。许多妇女为了保护自己，剃发改扮男装，或者用油墨、泥灰等把脸涂黑，希望能逃过大难。无奈之下，有的市民还想出了“敲山震虎”的防御办法。他们事先商定，任何一家碰到日本兵来都不开门，同时敲响铜锣或脸盆、铁罐、油桶等一切可以发出声响的东西，一家敲响之后，各家一齐响应，以此自卫。
虽然香港居民想了许多办法，但面对惨无人道的日本兵，他们仍是防不胜防。许多人被日本兵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当时的报纸评论：“日本兵的罪行真是该诅咒。夺去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给人一生一世的严重精神创伤，却是比夺去生命更可怕的事情。”当时日本统治香港的策略是“以华制英”“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
首先，他们将英美人士宣布为“敌国公民”，所有的外籍人士，包括港英政府官员和商人，以及英军战俘，甚至当时的港督杨慕琦，都被关入集中营。
其次，在冻结汇丰、渣打和有利三家“敌国”银行存款后，宣布准许“华人”“中立国和友善国家公民”定量提款，而英美人士则不在此列。
另外，在集中营中，也出现了利用华人和印度人去管理英美战俘的情况。在“以华制华”方面，日本人认识到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必须利用华人绅商名流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于是，他们先后建立了“香港善后处理委员会”“香港华民代表会”以及“香港华民各界协议会”。这些组织均由当时的华人名流担任主席，它们的作用是协助日本统治者来解决香港的社会和民生问题。在“以战养战”方面，日本除到处抢劫民财外，还有组织地大规模掠夺香港的各种物资。为了方便掠夺，日本占领军把一切物资都严密控制起来，没有日本总督府有关部门的许可，任何物品都不许移动或买卖。香港当时是东南亚最繁华富庶的城市，而且它作为英国在亚洲的贸易中心，储有从英国本土和澳大利亚等地运来的各种物资及生活用品。
日军把这些东西都搜刮起来，分类整理捆扎，用大轮船运回日本。仅在九龙仓库一带，日军抢掠运走的物品总值就高达十多亿日元，其中包括很多极为珍贵的稀有物品如镭等。汽车、五金等也是日军搜刮掠夺的对象。
据不完全估计，仅在占领之初的几个月内，日军就抢走多达２万辆汽车，而港岛皇后广场上的维多利亚女王铜像、第１２任港督卜力爵士的铜像以及汇丰银行门前的一对铜狮子，还有各教堂的铜钟、铜镜等，也都被拆卸下来运回日本，很多都被熔化用来制造武器。除了明抢外，日军还采取种种手段巧取豪夺香港的民脂民膏。
其中，强推“军用手票”来代替港币，就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英军投降后，酒井隆即宣布“军用手票”为香港的合法货币，１元军用票可兑换２元港币。矶谷廉介任香港总督后，宣布停用港币。凡拒绝使用“军用手票”的，都要受到重罚，轻则罚款蹲大狱，重则被判处死刑。但“军用手票”没有任何物质储备做后盾，在流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迅速贬值。
至１９４５年８月日军投降前夕，１０００元军用票只能兑换４元港币。无数香港家庭辛劳一生的血汗钱被日军掠夺得干干净净。据估计，日军利用“军用手票”至少从香港掠夺了１３００多万英镑。由于日军的大肆掠夺，加上交通断绝、贸易停顿，当时香港百物奇缺，物价飞涨。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日本对全港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度，最后干脆停止了对居民的一切粮食供应，不少人因缺乏粮食而被迫吃番薯藤、花生麸、木薯粉，甚至吃野菜、树叶。当时黑市米价暴涨，由每公斤几块涨至２００多块，许多人因买不起高价粮而活活饿死。日军为了减轻粮食压力，还强行将大批香港居民遣返回中国内地。
从１９４２年１月开始，这个曾经成为内地难民“避风港”的地方，出现了返回内地的新的难民潮。据统计，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多时间里，被强行遣送回内地的香港居民，平均每天达１０００多人。另外，日军还利用香港青年生活无计，想另谋出路的心理，先后欺骗了７０００多名香港青年到海南岛去当苦力。由于路途颠簸，加上劳动强度非常大，又吃不饱饭，经常有人死去，能够返回香港与家人团聚的寥寥无几。日本占领者统治香港期间，对香港实行法西斯军事统治，随时宣布戒严，任意搜查民居和逮捕、杀害平民。市民生活在太阳旗下，充满了恐怖和屈辱。
另外，日本宣传机构还严密控制新闻舆论，只准登载日方供应的新闻电讯稿，或转载广州亲日报纸的消息。教育事业也是一片凋零。战前全港有中小学１３００所，而１９４３年初统计，仅有３４所复课，学生人数也从１１万锐减至３０００多。最高学府香港大学也受到了严重摧残，教学和研究都陷于停顿。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累累罪行，人尽皆知。在香港也是如此，三年多的沦陷时期，香港惨遭日军摧残。日军不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还带给了许多人一生一世都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曾经富庶的香港变成了死港，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香港沦陷期间，香港居民流离失所，痛苦不堪，整个城市陷入了被毁灭的边缘。百年的繁华，一夕尽消。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运动”——１９４２年抢救沦落香港的文化人
关键时间１９４２年１月５日—２月底。
关键人物民主人士文化名人港九游击队。
关键事件抢救运动。
１９４１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内政治形势更加严峻，国民党除了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外，还实施了文化专制和特务统治，如取消各地抗日群众组织，封闭进步报刊，逮捕进步人士等。
内地大批民主人士和进步作家、艺术家、名记者、名教授等，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先后流亡到了香港，香港遂成为进步人士聚集，并宣传抗日、反对投降、主张民主、反对独裁的一个战斗据点。当时，香港的进步民主运动空前活跃，如由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郁风主编的《耕耘》、茅盾主编的《笔谈》、张铁生等主编的《青年知识》、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报纸《华商报》等，都陆续复刊或出版发行。这些报刊每天都发表很多内容精辟、分析深刻的文章，呼吁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进攻香港时，在港的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来不及撤出而被困。香港沦陷后，日本人大肆展开搜捕活动，封锁港九交通，实行宵禁，并限令文化人前往“大日本军报导部”和“地方行政部”报到。日本文化特务机构在各电影院打出幻灯片，“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半岛酒店会见，甚至用“内山完造”的名字约茅盾去谈话，形势十分危急。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在日军占领香港后不久，就电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为了保护我国政治和文化界的精华，必须动员一切力量，立即把他们从香港全部抢救出来！
当时任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的廖承志收到电报后，立即召集广东、香港及东江游击队的负责人开会，成立指挥部，研究抢救这批文化名人的具体方案和措施。他们决定和日寇抢时间，趁敌人立足未稳，户口管理松散之时，把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秘密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再往大后方转移。要把这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救出香港，首先要与他们取得联系。
由于他们在日军进攻香港时多次搬家，反复转移，所以很难搞清确切地址。游击队员们想尽了办法，利用各种关系，不放过一点线索，终于和每个抢救对象都接上了头，并告知了他们详细的营救计划。日军占领香港后，把市内交通严密封锁了起来，在各码头和主要街道都设有哨所，严密监控，行人稍有可疑之处便会遭到日军的逮捕。
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把几百名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护送出去，着实很困难。但指挥部发出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关系，务必将所有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安全护送到内地。大家群策群力，制订了周密灵活的行动方案。游击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港岛和九龙之间，几经周折，建立起了一条秘密的交通线。
从１９４２年１月５日起，每天晚上都有一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一条条窄街小巷，走到铜锣湾海边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登上事先等候在那里的小艇，再由小艇护送到远离堤岸事先准备好的大木船上，偷渡到九龙的秘密据点。抵达九龙已非常不易，而从九龙再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就更加艰难。正当游击队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正好天赐良机。由于香港当时粮食紧张，难民很多，日军为了减轻负担，开始遣散九龙地区的难民，这就给抢救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指挥部当即决定把抢救对象化装成难民，混在群众中离开九龙。
考虑到这些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一般都缺乏长途步行的经验，指挥部特派出游击队员装扮成同行的难民，帮助他们挑行李，护送在其周围，遇到山路崎岖时，还要背负身体孱弱的人行走。由于日军在晚上实行戒严，不能行走，所以每天早晨６点宵禁解除后，游击队员们便带着被护送的人士由设在九龙的秘密据点出发，绕过敌人的岗哨，渡过深圳河，摆脱日军控制区，进入安全地带。
游击队还建立了另一条秘密交通运输线：从九龙西贡村乘船到小梅河、上洞，再转移到坪山游击队根据地。除了这两条路线之外，还有一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如何香凝、柳亚子等由游击队安排，由鲤鱼门乘船到西贡村，再转船到广东海丰游击区。在护送何香凝女士时，她什么都肯丢下，唯对几大箱收藏多年的字画十分珍惜，怎么也不肯舍弃。但当时即使两手空空穿过日军的封锁线都很不容易，要想把这些字画从敌人眼皮底下弄出去更是难上加难。游击队员们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们把字画装进一副棺材里，由十几名负责警戒的同志头扎白布，身披重孝，扮成送葬的样子，哭哭啼啼，吹吹打打，骗过了日军的岗哨，直奔深圳河而去。
这样，从１９４２年１月５日起到２月底，滞港的三百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一一脱离了虎口，返回内地。这其中，有许多都是世界知名的人物和各界精英，如茅盾、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戈宝权、胡绳、曹聚仁、胡风、廖沫沙等，他们转移到内地后，继续为抗日民主事业而战斗，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贡献。
而港九游击队奋不顾身抢救这些“国宝”的事迹，也为人们永志不忘。日寇妄想一网打尽中国的文化名人，在他们的征战史上涂上独具特色的一笔，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追捕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抗日文人们却一个个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了。
不少文化界的精英和民主人士经过这件事后，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关系。抗战胜利后，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冒险从国统区和香港等地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文代会，共商建国大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担任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工作，尽心尽力地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茅盾曾在书中称“抢救文化人”运动“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夏衍亦指出：“大营救表明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说明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