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当了三年傀儡皇帝
乾隆帝即位时曾经发过誓，说在位时间不超过祖父康熙，于是他在乾隆六十年九月，公布了十五子永琰的皇太子身份。第二年正月初一日，紫禁城里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禅位仪式。在皇位上坐了六十年八十六岁高龄的乾隆皇帝禅位称“太上皇”，永琰即位，改名“颙琰”，改元嘉庆。
嘉庆即位后，朝政仍被太上皇乾隆帝控制，乾隆宣称自己健康状况依然很好，继续把握大清朝的一切军政大权，各项用人理政的措施都由他来决断。颙琰暂时居住在毓庆宫，他每天除了批阅奏章、接见臣僚，就是陪同乾隆四处巡游、打猎，参加各种宴会，有时也率领皇子们练习弓马骑射。有他那位自称“十全武功”的父亲在，嘉庆只好充当起了傀儡皇帝的角色。
随着太上皇乾隆逐渐衰迈，受乾隆宠信的和珅逐渐揽权，嘉庆帝投鼠忌器，只能不露声色，韬光养晦，和和珅巧妙周旋。在其位不得其权，滋味不好受，更要命的是，除了年老但聪明的太上皇外，还有一个权倾朝野、眼里只有太上皇的和珅。这样一来，嘉庆皇帝要受的夹板气是肯定少不了了。嘉庆帝能这样低眉倾目地当了三年夹板皇帝，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嘉庆对和珅的痛恨由来已久，他早想除掉和坤了，但无奈自己没有实权。乾隆禅位给嘉庆后，和坤见乾隆无意交出大权，更加猖狂。常跑到太上皇乾隆那里搬弄是非，这时的乾隆毕竟已经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有些糊涂也是在所难免的，有了乾隆的支持，和珅更加有恃无恐，根本就不把嘉庆皇帝放在眼里。
关于乾隆皇帝舍不得让权给嘉庆的记载有很多。比如说，每当遇到军国大事的是时候，都要请乾隆皇帝裁决。按理说，嘉庆登基后年号已经更改了，一切的官书也都应该随着更改的，但当时的时宪书却有两种。全国发行的时宪书采用的是嘉庆年号，但是颁给内廷和亲近王公大臣的，仍旧用着乾隆年号记年。
时宪书就是历书，通常每家都会备上一本的，所以传布很广。在宫廷中有乾隆六十一年至六十四年的时宪书，世人将其视为珍本。此外，朝鲜的史书中也有对于这件事的记载，朝鲜使臣到北京，本应是嘉庆帝接见的，但是朝鲜使臣回国以后，却只知道有乾隆，而并不知到有嘉庆。由上面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嘉庆这个皇帝不过是操纵在乾隆手里的木偶。
嘉庆四年(1799)，乾隆皇帝寿终正寝，享年八十九岁。至此，嘉庆皇帝才真正亲政，这个时候，他已经三十九岁了。
大贪官和珅倒台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崩于紫禁城养心殿。在登基之前就已对和珅贪权纳贿不满的嘉庆皇帝立即采取行动，对失去庇护的和珅动手。和珅下狱七天之后——乾隆驾崩半月之后的正月十八日，嘉庆帝下诏赐和珅白绫一条。
嘉庆元年，乾隆皇帝举行了禅位大典，当了太上皇。嘉庆即位，和珅就开始担心了，他害怕嘉庆会处治他，于是采取对策。
乾隆在嘉庆即位之后准备召朱珪回京升任大学士，和珅觉得这对自己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当嘉庆写诗向老师祝贺的时候，和珅便拿着尚没写完的诗稿到乾隆那里去告嘉庆的状，说：“圣上，您看嗣皇帝在培植属于自己的势力了呢。”乾隆很是生气，询问身边的军机大臣董诰：“依法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幸亏董诰跪谏：“这只不过是一些祝贺的套话罢了。”乾隆这才作罢。但是，也再没提升用朱珪的事。
嘉庆帝还是很沉得住气的，他韬光养晦，凡事都顺着太上皇的意思，政事也不自作主张，只是不动声色地把和珅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有人跟他说和珅的不好，他也回护着说：“我正要依靠和珅来治理国家，为何要反对他呢？”甚至嘉庆还有意托和珅代奏要奏明乾隆的事，以表示他对和珅还是非常信任的。互相试探了一段时间之后，和珅放松了警惕之心。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寿终正寝，享年八十九岁。和珅没有了靠山，悲痛忙乱中的嘉庆传旨召朱珪火速回京，令和珅和睿亲王淳颖等一块儿总理丧仪大事，和珅昼夜都在大内守灵，不能够出入，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初五日，在嘉庆帝的授意之下，大臣纷纷上疏，弹劾和珅的不法行为。初八，在公布了乾隆的遗诏之后，嘉庆又宣布革了和珅的所有职务，交刑部收监，并下令让刘墉、董诰等人负责查抄和珅的家产，会同审讯。十一日，在经过了初步的查抄、审讯之后，嘉庆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主要有欺君罔上、压搁军报、僭越制度、贪婪聚敛等，并通报各省督抚。嘉庆在上谕中处处谴责和珅获罪于先皇，这样一来在大丧期间处置先皇的宠臣也就算名正言顺了。
正月十八日，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奏报说：“请皇上将和珅凌迟处死，立即正法。”最后嘉庆帝开口说：“和珅是罪不可恕，如何处治都不过分，但他曾任首辅大臣，为了维护国体，就不要在肆市杀他了。开恩赐他自尽吧。”就这样，刚刚亲政的嘉庆，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收拾掉了和珅这位盘踞庙堂二十多年的先朝宠臣。
和珅二十大罪状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里记载，和珅下狱计有二十大罪状：
一、当乾隆皇帝册立嘉庆皇帝顒琰为皇太子时，先期呈给顒琰如意，泄露机密以为拥戴之功。
二、在圆明园内骑马，直入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
三、乘轿出入神武门，直进宫中。
四、娶出宫女做小老婆。
五、川、楚教匪滋事，各路军营文书报告，延搁不报。
六、乾隆皇帝病重时，毫无忧戚，逢人谈笑自若。
七、乾隆皇帝批阅文件，字写错了，竟然说不如撕掉另拟。
八、管理吏、户、刑三部，一手遮天，变更成法，不许手下的人参议一个字。
九、西宁报贼匪聚众抢劫杀伤，将原摺驳回，隐匿不报。
十、朝廷有旨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却违背谕旨，无论出没出痘者，俱不令来。
十一、任人唯亲，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吴省兰、李潢等人，俱保举提升。
十二、军机处在册人员随意撤去。
十三、私盖楠木房屋，奢侈豪华，超标准、超规格。
十四、其坟茔设立享殿，开置隧道，致使老百姓称之为“和陵”。
十五、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串，比宫中多好几倍，其中的大珠，比皇帝帽子上戴的还大。
十六、真宝石顶，不是他应该戴的，却藏数十余颗，还有整块大宝石，为宫里所没有的，不计其数。
十七、家中银两衣饰等物，数逾千万。
十八、夹墙内藏赤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赤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百余万两。
十九、当铺钱铺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
二十、家人刘全资产亦二十余万，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
这二十大罪状中，涉及到财产罪的有八条。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却只字不提“贪”。查看清代文献，朝廷对贪污行为的公文记载一直是直言不讳的，如索额图“贪侈倾朝右”等类似记载，历历在目。清廷对这些贪界小巫都不吝啬，为何在皇帝的谕旨中对贪中翘首和珅却吝啬的不肯给一个“贪”字呢？
嘉庆在谕旨中将“贪”化“藏”，模糊地说明和珅罪孽深重，格杀合法。照时尚的说法，嘉庆并未明确和珅的贪污罪，而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惩办和珅的。嘉庆在谕旨中将“贪”字隐去，实际上因涉案金额太大，涉及人员太多，为了保持大局、稳定队伍，这么做是最好的。如果要把相关的人都查办，不但会人人自危，而且也会造成朝政混乱。嘉庆将“贪”化“藏”，这下就能万事通了，因为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似乎是和珅一个人的事儿，而以前曾经向和珅送过礼、献过宝、买过官、办过事的人，就不必慌慌然不可终日。同事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在赐死和珅的谕旨中，他不提及“贪”字，还与乾隆不无关系。和珅是乾隆一步一个脚印提拔起来的，是惟一心腹和代理人，要问和珅为什么贪，还不是乾隆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摆平一个奴才，而让自己的父亲脸上无光，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
和珅家产清单
房屋3000间；田地8000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
赤金60000两；纯金，大金元宝100个，1000两一个，100个，十万两；小银元宝56600个，100两一个，566万两。
银锭900万个；洋钱58000元；制钱150万文；铜钱150万文。
吉林人参600余斤；玉如意1200余柄；珍珠手串230串；桂圆那么大的珍珠10粒；大红宝石10块；大蓝宝石40块；银碗40桌；珊瑚树11支，每支都一米以上高。
纱缎绸罗，绫罗绸缎，做衣服的料子，一共有14300匹；毛呢哔叽20000板；狐皮550张；貂皮850张；其他的皮又各种粗细皮56000张。
铜器和锡器361000件；名贵瓷器10万件；镂金八宝炕床24座；西洋钟460座.。
四季好衣服7000件（貂皮男衣713件，貂皮女衣650余件，杂皮男衣860件，杂皮女衣437件，锦夹单纱女衣3118件，锦夹单纱男衣3808件，貂帽54顶，貂蟒袍37件，貂褂短罩48件，貂靴124双）。
家人606名，妇女600名；当铺75座，估银3000万；银号42座，估银40万；古玩店13座，估银30万；玉器库2间。估银7000万；绸缎库4间，估银80万；瓷器库2间，估银1万；梨木紫檀家具组合6件。
上面的清单出自薛福成《庸庵笔记》，查抄时曾把和珅的全部财产编列为109号，其中已经估价的有26号，共值银约2亿6千4百万两；未估价的83号，照此推算，又应值8亿4千2百万两有余，全部合计约值11亿又6百万两。这相当于清朝十五、六年的财政收入。
《庸庵笔记》属于野史，本不应该作为考证的依据。真实作为考证的依据只能是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而这上面记载的数字与《庸庵笔记》中的记载最为明显的区别是关于和珅家里面土地拥有数量的记载，《和珅犯罪全案档》里面没有和珅家里面有土地的记载。当然，说和珅家里面没有土地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里面的记载也是有严重缺陷的！有学者考证，和珅家里面的土地应该在1200顷左右。
由于和珅家产中存在大量的不动产和难以估价的稀世珍宝、古玩、字画等，因此，上述简单的计算也是不恰当的！确切地搞清楚和珅家产的折银数量是非常困难的。和珅的家产是否有这么多，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
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源自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之为楷模。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南宋绍兴年间，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白莲教自南宋诞生的时候开始，便有着两种性格，即兼具叛逆与安善，交替表现。正因如此，它也发挥着两种社会功能。在平静的年代，白莲教作为佛、道正统宗教的补充，在下层社会发挥子佛、道二教所起不到的作用。但是如果是社会动乱，天灾人祸横行的年代，白莲教就会走上与与佛、道相悖的道路，成为农民暴动或农民起义的战斗旗帜，这也是白莲教不同于正统宗教的特有性质。
乾隆朝后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白莲教的活动活跃了起来，逐渐形成了一支具有强大力量的反清队伍，直接威胁到清朝的统治。乾隆五十九年，清朝政府采对白莲教进行了严酷镇压，四处搜捕白莲教领袖。乾隆六十年，湖北等地幸免于难的白莲教首领秘密商定，在嘉庆元年(公兀1796年)三月初十这一天各地同时发动起义。但是由于官府缉拿紧迫，湖北宜都、枝江等地的首领张正谟、聂杰等人被迫提前发动了起义，拉开了白莲教大起义的序幕。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共持续了九年零四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白莲教起义军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土豪劣绅1000余人。白莲教起义军抗击了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清政府为镇压起义耗费白银2万万两。这次起义使得清王朝元气大伤，从此之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步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