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制造总局的大部分机器设备都是容闳从美国购入的工作母机。在当时，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械化工厂。然而，张之洞曾上书朝廷说，全国最大的江南制造总局一个月只生产100支枪，一年只生产1～2门炮。统计数据显示，江南制造总局在1865～1875年仅造了7艘船，1876～1904年竟然只造了1艘。区区几艘船还均为仿制，吨位很小。至于金陵制造局，其规模生产设备非常先进，但产品不尽如人意。英国人贝斯福1898年对金陵制造局的情况评论说：“机器设备很好，主要购自英国，间或也有德国和瑞士的。机器是现代的、头等的，但用来制造过时的无用的军需物品，他们正在大量地制造一种小炮，只能放射一磅重的炮弹。大部分的机器用来制造抬枪。”
在中国实地考察过的日本大阪工厂主作山专吉在杂志《工业之大日本》1907年第10期上说：“清朝人对待机械是非常粗暴的，他们不仅不重视对机械进行修理，而且，还把机械一直使用到不能使用为止，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使用和保存机械的周期是非常短的。这是因为，他们操作、对待机械的观念是极其幼稚的。我在武昌纺织厂考察的时候，对堆积在工厂仓库里的据说是不能使用的织布机进行了调查。结果，我意外地发现，这里有许多稍加修理就能够使用的织布机，我为他们的粗心和浪费而感到惊讶。”
同样是官商，明治维新日新月异，形成财阀，而中国却始终无法跳出窠臼。究其原因，在于经济缺乏独立性，尤其是金融主权的独立性。在工业技术上，秉持“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懒汉思想，大量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得不到重用。两江总督宝泉在1896年曾上奏朝廷描述过这种情况——留学西方大学与军校的海归们由于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下岗待业，处于半饥饿的状态。而工厂中的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却充斥着欧美人，连国家海关总署都被英国人赫德控制。
金融主导权更是丧失不存。鸦片战争之后，英、法、德、美各国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尤其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资银行将中国传统而古老的钱庄、票号打得溃不成军。从镇压太平天国以来，为筹措军费，清廷就开始向西方金融家大举借款。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在西北的平叛筹款。清军先后借款6次，借款总额高达1 595万两白银，占军费总额的15%。其中4次是向外国金融家借钱，总额为1 075万两白银。外国金融家从这次借款中赚取了100%的暴利。此外，创办企业，修建铁路，哪一项都需要举借外债。仅就汇丰银行来说，从1881年到1895年，就借给清廷2 022万两白银。通过国债，欧美列强特别是英国逐步渗透入中国金融主权。
甲午战争中的金融风云。
甲午战争在日本称为日清战争。战前日本的军费预算为2.5亿日元，实际支出约2亿日元。其中公债达1.17亿日元，欧美金融家认购的达到967万英镑，相当于8 394万日元。当时，1日元兑换0.71两白银，1英镑兑换6.1两白银或8.6日元。而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并未将这场战争看得多么重要，李鸿章向朝廷索要的经费不过300万两白银，只有日本预算的16.9%，而实际投入的战争经费才寥寥18万两白银，不过是日本的1.3%。
甲午一战，中国惨败，只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向日本赔偿以当时的世界货币英镑支付的价值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并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日本的胜利让欧美各国刮目相看，其国际声望与地位一跃超过中国，一夜之间跻身列强行列。
1896年4月，俄、德、法三国劝告日本放弃根据条约第二条取得的享有辽东半岛的权利，此即“三国还辽”事件。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首都受到威胁；妨碍远东和平。当时日本倾举国之力打赢战争，自己也元气大伤，有待恢复。尽管陆军在作下一步作战的准备，但海军却无力与三国海军对阵。如果海上联系被三国海军切断，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军队，便会陷入完全孤立无援、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日本只好索取3 000万两的赎辽费，将辽东归还中国。
1895年10月～1900年5月，日本分5次接受战争赔款及赔款利息，加上赎辽费，共获得约3.64亿日元。当时普通人只要花100日元就可以在日本盖一幢不错的“一户建”，也就是中国普通意义上的小别墅，大多日本人基本都是住在这种房子中。用这笔钱可以盖上364万幢“一户建”，以每幢可以住5个人计算，可以容纳当时日本3 000万人口中的一大半。
当然，日本政府并未利用这笔资金来改善民众生活，而是开始了大规模的陆海军军备扩张计划。其中海军扩建费为1.4亿日元，陆军扩建费为5 680万日元，军舰、鱼雷艇补充经费为3 000万日元，共有3.26亿日元投入军费及军备扩张上，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中国的损失却远远不止这么一些赔款与割地。穷途末路的清廷根本无力筹措巨额赔款，于是各国金融资本均将对华的条约赔款贷款作为抢夺在华势力范围与对华金融控制的大好良机。
1895年7月6日，在俄国财政大臣维德的指使下，由彼得堡国际银行经理罗特什钦主持，法俄两国主要是法国的10家银行组成的财团与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借款总额4亿法郎，合1亿金卢布，合白银1亿两，年利息率4%，偿还期限36年，前15年不能将全数还清，以关税收入为担保并均沾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债票以98.8%～99.2%的价格分别在巴黎、日内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彼得堡等地发行。在巴黎金融市场上，此债券市价曾上涨到102%，而且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最后，各地认购额竟达59亿多法郎，超过发行额12倍多。清政府从这项借款中只拿到9 000余万两交付日本，但实际支付本息高达2.05亿两，法俄金融家攫取了1.15亿两的利润。俄国金融家利用这笔钱中的一小部分在上海开设华俄道胜银行分行，在东北创办中东铁路公司，成为沙俄侵华的两大主要经济据点。
俄法借款后，英德两国金融家不甘落后，在政府支持下胁迫清政府向其举借债款，1896年3月23日，大庆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签订《英德借款详细章程》。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借款总额1 600万英镑，合白银1亿两，由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各承借一半，年利息率5%，佣金5.5%，分36年还清，不得提前一次还清。当时大清总税务司赫德认为这对“今后三十六年中保持海关现在的行政制度也有极重大价值”，这次借款保证中国海关同过去一样仍处于英国控制之下。
清政府为偿付中日甲午战争对日赔款而举借了第三笔巨额债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之后，仍不足偿付对日赔款。帝国主义再次压迫清政府举借外债。英德、俄法两大集团争夺激烈。英德集团利用总税务司赫德的势力和种种威胁恫吓手段获胜。1898年3月1日，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英德续借款合同》。借款总额1 600万英镑，合白银1亿两；年息4.5%，偿还期45年，不得提前一次还清。除了海关收入外，还要以中国国内的税收作担保，英国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与财政权。
即便不算借款附带的政治条件，这些对外的巨额贷款最后总计还款本息高达6亿两白银，欧美列强与金融家赚得盘满钵溢。其实，从甲午战争中获取最大好处的并非日本，也不是获得借款利润的欧美国家与其金融家，而是有意操纵白银贬值的国际金融资本。
中日两国当时都是银本位国家，但赔款必须以英镑支付，中国只有抛售白银来换取英镑。当时的欧美国家主要采用金本位制，它们有意操纵白银市场，迫使白银价格下跌。结果，中国用白银兑换英镑的纸币，损失巨大。1896年白银贬值到以前的一半，从1英镑兑换3两白银变成了6两～7两白银。
用白银换英镑，使得中国白银流通量急剧下降，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实际还款的利息率要远远高于纸面上的名义利息率，也就是表面上看到的还款利息。这在对外贸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小农经济的清朝所进口的商品洋货、鸦片等都是刚性需求，数量变化较小，但由于白银贬值，进口贸易额迅速增长，造成严重贸易逆差。1885～1894年，中国每年平均进口金额为1.26亿两，出口为9 960多万两。甲午战争后的1898～1913年，中国每年平均进口总额为4亿两，出口额仅为2.51亿两，贸易逆差接近2亿。而这每年2亿多两的对外债务都必须要由中国国内的实物资源作交换。由于通货紧缩，白银在国内的价值反而上升，外国人就可以用更少的钱换取更多的中国国内资源。换言之，列强就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无偿掠夺中国更多的资源。
因此，中国的损失远远不止6亿两白银，即便以每年至少损失2亿两白银计算，1896～1913年，中国被列强与其金融家至少掠夺了45亿两白银的财富，接近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
这也反映到了清廷财政收支上。甲午之战前，政府借款最多的一年即1885年不到总财政收入的18%，支付借款本息最多的一年即1892年也不到关税收入的20%。甲午战争之后，不仅海关收入，连国内的税收都作为贷款抵押被外国金融资本所控制。1896年，清廷第一次出现高额财政赤字，达到1 292万两，此后则是年年赤字，入不敷出。后来，一些不甘寄人篱下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金融主权的重要性，他们克服英、俄等外国资本的阻挠，组建华资银行。如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的第一家中央银行——户部银行也于1905年创办。但这些举措都为时已晚，跻身强国之列的最佳时机已经消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