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尚“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它常与三纲连用，称为“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家认为“五德”是常存不变的五项道德标准。因此，历代人们多以“五德”之字取名，如仁惠、仁杰、叔礼、守义、崇义等。
将帅“五德”即智、信、仁、勇、严，历代武臣战将多以此“五德”取名，如汉朝大将韩信、三国时战将黄忠、于禁、庞德、孙坚；隋文帝杨坚、唐大将尉迟恭、李希烈；宋大将石守信等。
至孝“五德”即庄、忠、敬、笃、勇，以此取名者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人，如守敬、世忠等。
另外，对于女性也有一些“三从四德”、“三贞九烈”等道德规范的约束，人们在根除其中落后的歧视、禁锢女性的封建思想的同时，也继承了其中的部分精华。古往今来，诸如贞、淑、贤、顺的女名总是不绝于耳。
第二，按道家思想道德观念取名。
老子李聃和庄子庄周为道家代表人物，皆以“道法自然”为主，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安常处顺，逍遥自得”，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宿命论”。人们经常把道家思想观念中的“三宝”、“三多”、“五福”等作为取名时的根据。
老子的“三宝”为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庄子的“三多”为多福、多寿、多男子；而据《书·洪范》“五福”为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其中，攸好德，即所好者德之意；考终命，即善终不横妖之意）。
第三，按墨家思想道德观念取名。
虽然战国以后，历朝历代多崇儒教，然而墨家思想也深入人心，影响极大，以墨家思想取名的亦不少。
墨家与儒家为针锋相对的两派，两家并称“显学”。墨家创始人墨子竭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中有“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论述，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用墨家的思想道德观念取名的如“尚贤”、“尚同”等。
第四，按道教的思想道德观念取名。
道教是中国三大教（儒、道、佛）之一，流传甚久，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很大。用道教思想取名，是一种很流行的取名方法。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逍遥派”，多具有很浓厚的超世观念，如毛延寿、王克俭等。
第五，按“四维”思想道德观念取名。
“四维”观念即“礼、义、廉、耻”，始于春秋时代。《管子·牧民》中说：“四维张，则君令行。”
“四维”本是管仲协助齐桓公推行政令而制定的四项准则，后人以其为道德依据，多以“四维”观念取名。例如：王守礼、陈钦廉等。
道德规范取名的方法持续了千余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思想焕然一新，取名才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 按家族辈谱 ■
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血亲关系，在旧中国，人一降生就受到族权的制约，死了以后，名字还要载入家谱。于是，许多人为了知其血统世系由来，通常都为子孙取名设定了较为严格和系统的字辈取名用字。
这些家族辈谱的字辈用字，能鲜明地体现家族中纵向的相互继承的关系，而横向的同辈关系也一目了然。由于它适应了以族权为支柱的旧中国宗法社会的需要，因此备受统治者的青睐。
辈谱范字对理顺整个家族或家庭的谱系关系，具有十分奇妙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用于家族谱系取名的辈谱范字并非随意规定，它们或由一首诗组成，或是一句佳句，或是一副对仗工巧的对联，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以寄托先祖对本家族的厚望。按家族辈谱取名主要有三种方法。
第一，同辈双名用字中共用一个字。
这种取名方法以双名为前提，即取家族辈谱中的一个字，再与另一个字组成名。这是家族辈谱取名中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孔子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曲阜孔氏为孔子之后，取名皆有字派，其迁徙他郡县者，但系孔子嫡传，亦必同一字派。自元代的五十四代衍圣公名思晦者起，于是凡五十四代孙，均以“思”字为派，“思”字下为“克”字派。
“克”字以下，则为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十派，再次则为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派，又次则为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十派。第76代衍圣公孙孔令贻又在“扬”字以下再续20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全国政协委员中，先后有三位孔子后裔，即孔祥祯、孔令朋、孔德懋。根据上述的辈行用字序列，人们可很方便地辨明他们三位分别是孔子的第75、76、77代孙。
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孟轲是孔儒之学的重要传人。他们在五湖四海的后代，也完全采纳孔氏家族的辈行系统，丝毫不乱。于是，曾广某、曾昭某、曾宪某，孟庆某、孟繁某、孟祥某等等姓名，便到处可见了。
孔子家族谱字还只是一些单字，而一些家族在修谱时常常编定一首寓意深刻的五言诗或七言诗，族人取名时便按辈份高低依次选用“字辈诗”中的一个字。这种“字辈诗”的修谱方式从诞生起便迅速流传开来，并成为我国流传最广的取名方式。
以下是一些著名人物的家族谱系“字辈诗”。
赵匡胤为子孙辈行用字做了一副工巧的对子：匡德惟从世令予，伯师希与孟由宜。
晚清洋务派张之洞，规定二十字作子孙辈行：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
李鸿章的家族宗谱为：文章经国，家道永昌，福寿承恩，勋业世守。祖德积厚，克绍辉光，宗绪延长，同敦孝友。
第二，同辈单名用字中共用一个偏旁。
这种取名方法即是指名中汉字的偏旁相同，且不同的辈分使用不同的偏旁，它多见于单名。《红楼梦》在这方面作了典型的例证。
贾府里的第一代，选用“水”旁的字：贾演、贾源；第二代，选用“人”旁的字：贾代化、贾代儒、贾代修；第三代，选用“文”旁的字：贾敷、贾敬、贾赦、贾政、贾敕、贾效、贾敦；第四代，选用“玉”旁的字：贾珍、贾琏、贾珠、贾环、贾瑞、贾宝玉；第五代，选用“草”头的字：贾蓉、贾兰、贾芸、贾芹。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清代康熙皇帝吸纳汉族字辈取名方法，给诸皇子起的字辈为“胤”，是继嗣之意，另一字则共用“示”字偏旁，即长子胤褆，次子胤礽，三子胤祉，四子胤禛等，而胤禛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又如“唐宋八大家”的“三苏”。苏洵当年为儿子取名时，在名字中都用了一个“车”旁，即苏轼和苏辙。
不过，虽然汉字丰富奇妙，但用这种共用偏旁排辈谱系的取名方法还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尤其是到达一定的辈数后，就更难以为继了。
第三，同辈双名用字中共用一个字和一个偏旁。
这种取名方法即是以上两种方法的综合，这样通常能形成更严整规范的名字序列。
如明代崇祯皇帝朱由检，与其兄朱由校、堂兄弟朱由榔、朱由崧等，第二字是共同的“由”字，第三字又共“木”字偏旁，每个人都用半边字表示区别，这是家天下观念在皇族取名中的反映。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方法外，还有一种方法是用单名用字的结构来区别辈序。如合二为一结构式的朋、炎、羽、林、昌成一辈，合三为一结构式的磊、淼、鑫、品、晶、焱为一辈。不过，这种家族辈谱取名法与共用偏旁的家族辈谱取名法相比，就更少见了。
按家族辈谱取名，采用双名中共用一个字的方法最为常见。因为这类名字不但意义积极向上，长幼辈分清晰，字词朗朗上口，而且，这种方法对于推演世系，减少重名也有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它有如此多的优点，所以，近当代还是有许多人以“姓加上字辈再加上名”的格式取名。
但由于“文革”时期的烈火烧毁了大部分家谱，彻底摧毁了家族系谱取名用字的统治地位，再加之单名的比例不断上升，使按家族辈谱取名存在的前提——双名逐渐丧失，所以，按家族辈谱取名这种方法越来越少见了。
■ 以排行取名 ■
以排行取名，是根据年龄的长幼依次排序取名，且取名时用同一字或同一偏旁的字表示行辈。以排行取名主要有两种方法。
第一，用能代称排行或数字的字排行取名。
这种排行取名的方法一般用于兄弟之间的取名，它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用伯、仲、叔、季字排行取名。古代表示兄弟排行的字自大到小其秩序是：伯（孟）、仲、叔、季，即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如孔子父亲叔梁纥，有九女一子，但尚觉不满意，相传他和妻子又到曲阜东边的东尼山求天神而得孔子，因男孩中孔子排行第二，便给他取名仲尼。
再如周代第一个国王周文王姬昌之父季历，他有两个哥哥，即泰伯和仲雍，他们因成全三弟季历继承王位，结伴南逃荆蛮，后分别成为吴人和楚人的鼻祖。
又如当代著名语言学大师吕叔湘，他曾写过一段文字，对自己的名字成因作过介绍。吕氏原名钟湘（家谱属“钟”字辈），上学后，他舍去“钟”字，单用“湘”名，曰“吕湘”，工作之后，因其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故在“吕湘”之间加进一个“叔”字，便成为现在的名字。
在我国历史上，以伯（孟）、仲、叔、季为排行取名字的人委实不少，类似的人名还有殷末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春秋时期鲁国“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东汉文学家王逸字叔师，唐代诗人陈子昂字伯玉，北宋大将潘美字仲询，明代文学家高启字季迪等。
用数字排行取名。以伯（孟）、仲、叔、季排行取名颇受兄弟人数所限，如果兄弟超过4人，就不好排行了。由于唐代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较快，所以自唐代以后就逐渐开始盛行用数目字来取名了。
也有帝王将相用数字排行相称，如唐太宗李世民为二郎，杨贵妃常常昵称唐玄宗李隆基为三郎。皇帝对大臣也以此法相称，如唐高祖李渊呼裴寂为裴三，唐德宗李适呼陆贽为陆九等。吴越时有个宰相，人称“沈念二相公”；南宋大将刘光世称刘三；韩世忠称韩五等。
下层百姓用数字排行相称的人名就更多了。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不少人就是光有排行而没有其他名字，如邓四六，徐六三（类似于数目字取名）等，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人微名卑，不见于经传史册而已。
我国壮族的家庭里也有用数字排行的风俗。儿子叫“特”，几个儿子的排行就在“特”之后加小名或序数，如大儿子叫“特大”，二儿子叫“特二”，三儿子叫“特三”，依此类推。姑娘叫“达”，按姐妹次序分别称“达大”、“达二”、“达三”等。
不论是上层名流、文人墨客还是贫苦百姓，这些以数字排行相称的名字在浩繁的诗词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李白的《鲁郡东门送杜二甫》，杜二甫即杜甫，“二”为排行；王维的《赠祖三咏》，祖三咏，即祖咏，“三”为排行；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的刘十九即刘轲，是白氏在江州的故友，“十九”为排行。
用“冠”、“亚”字排行取名。这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排行取名形式，如冠奇、亚军、亚男等，具体人名如陈冠辉、邓亚萍、李亚鹏、熊亚飞等。
另外，“次”“大”“中”也可用于排行取名。如日本人取名常常称长子为“太郎”，次子为“二郎”、“次郎”、“次男”等；称长女为“大子”，次女为“中子”，三女为“三子”。这也是以排行取名。
第二，用固定的词语、词组排行取名。
这样的词语、词组或是一事物的名称，或是诗词文章中的一句话，或是一句常用语，或是一些习惯用词等。以下分别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孙中山先生在告诫蒋介石、戴季陶、金诵盘时说：“为了革命大业，应齐心协力，搞好团结。”戴季陶紧接着说：“我与介石、诵盘跟随先生多年，情如兄弟，全听先生教诲。我们三人共有4个儿子，不妨让他们正式结为兄弟吧。恳请先生给他们取名。”
于是，孙中山先生取“经天纬地，安邦定国”这句话中的“经”、“纬”、“安”、“定”四个字，并与“国”字相连为名。这样，四子按年龄排序，名字就分别是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金定国了。
排行取名，一般用于有多个子女家庭的孩子取名。然而，由于独生子女家庭将成为新家庭的主流，因此排行取名这一习俗将随时代的发展逐渐失去它昔日的气势，但它在取名时还是具有很实用的参考价值的。
■ 据感生经历 ■
感生，即是指人们在意识上超越自己的真实出生，并将它幻想成另一种想象中的意境的出生经历。
如古代的关于人类起源的“感天生人”的信仰，人们就都相信自己最早的祖先是感日、月、云、雷、电、风、虹等自然天象和龙、凤、鸟、树等动植物而怀孕的。
再如“龙的传人”、“真龙天子”、“真命天子”等，都是感生观念在炎黄子孙头脑中的积淀，并成为远古时代中华民族在生育方面的信仰。
大自然的神奇与生命的奥秘，是感生观念、信仰和神话产生的根本原因。我国古代就有很多感生的神话。以下是感生神话的几种形式的介绍。
因感各种天象而受孕生子的神话。如帝喾妃吞日而生子，思士、思女感气而生子，女节感流星而生少昊，女枢感虹光而生颛顼，附宝感雷电绕北斗而生黄帝，握登感大虹而生舜，扶都见白气贯日而生汤等。
因感龙而孕生子的神话。如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童妾感龙精而生褒姒，庆都遇赤龙而生尧，哀牢人亦认为其先祖源于女祖先与龙交媾所生等。
因感植物而受孕生子的神话，如颛顼生于空桑，伊尹生于空桑，孔子生于空桑等。空桑就是空心桑树之意，所谓于空桑地受孕生育，亦即感自然天象而生的物化了的形式。
除此之外，还有因履迹而感孕生子、因吞食鸟卵而受孕的感生神话。而且，在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中也广泛流传着丰富多彩的感生神话，其中以感自然天象最为典型和最具代表性。如蒙古族的“天光”感生神话，鲜卑族的感日光生子神话等。
大自然和生命对古代先民们是很神秘的，即便对生活于现代的人们，也仍然不能完全准确地解释大自然和生命的神奇奥秘。因此，在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下，现代的人们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感生观念和信仰。尽管他们已懂得“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的道理，但却仍然有获孕于自然神物的心理期望。
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现代城乡妇女之中，受孕及孕育孩子的整个过程，她们大多有过各种各样“感生”经历。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忌讳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更没有必要以迷信视之。因为这些“感生”经历也只是她们一种正常的心理活动。
因此，在给孩子取名字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参照这种感生经历的提示，甚至直接依据这种感生经历取名。
如姓陈，感日，可取名为“陈旭生”；姓成，感虹，可取名为“成于虹”；如姓郑，感霓，可取名为“郑霓来”；如姓苏，感龙，可取名为“苏钟龙”；如姓袁，感月，可取名为“袁祖月”；如姓裘，感山，可取名为“裘之峰”等。
孩子的孕育诞生是母体的天性和自然，感生取名由感而发，寄托深情，是一种完全可以采用的取名方法。
■ 依长辈梦兆 ■
梦兆取名，是指在孩子出生期间，根据父母长辈的梦境取名。古人有一种信仰，孩子未生，如得吉梦，便可预知孩子必为人中俊杰。诞生之前，如获梦兆，尤是大吉之象，常取以为名。因此这种取名方法在古代极为常见。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人名举例，以供参考。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母亲妊娠期间，夜梦长庚星，故而李白幼名长庚。长庚星，亦称太白星，故而取名为“李白”，字太白，人称李太白。
文天祥原名云孙，是因其祖父梦见幼孙腾云而上。后改名天祥，则是因宋理宗认为他是上天赐予宋朝的祥瑞。
唐程权，程怀信的儿子，初名“执恭”，因曾梦沧州诸门皆署“权”字，乃改名“应之”。怀信死，权果然获得袭领军务，诏授留后，官终邻宁节度使。
陆宰之妻梦见秦观而生子，因秦观字少游，遂取名为陆游，字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