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

对我来说，最富启示性的发现之一就是，越趋近西方，亦即越趋近自由制度依然比较稳固、信奉自由信念的人数依旧相对众多的国家。那里的人们越不真正准备对他们自己的信念进行重新考察，越倾向于作出让步或进行妥协，也越倾向于把某种他们所知道的自由社会的偶然历史形态视作一种终极标准。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在那些直接经历过全权式政制(atotalitarianregime)的国家抑或在那些类似全权式政制的国家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人从这种经验中更为明确地认识到了自由社会赖以实现的条件和自由社会的价值。

在西方自由主义或政治哲学领域中，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无疑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然而他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并不只在于他曾经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学术团体“朝圣山学社”的领袖人物．也不只在于他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而毋宁在于他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转向或发展以及他对当代社会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宽所做的知识上的贡献，一如S．Gordon在评论哈耶克政治经济学时所指出的。“哈耶克要比罗尔斯、福里德曼、熊彼特或J·克拉克更重要。甚至比任何以经济学为基础而对政治哲学给出综合论述的学者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