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卡夫卡的习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会留意周围的年轻女人，很快，一个１６岁的漂亮姑娘泰尔罗斯勒（后来她去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市做舞蹈指导）闯进了他的视野。泰尔是营地的志愿者，两人在一起相处得很愉快，但不久之后，泰尔就要回到柏林的施特格利茨了。作为离别的礼物，卡夫卡送给泰尔一只玻璃碗，那是她在商店橱窗里看到并非常喜欢的，泰尔回送给卡夫卡一个花瓶。在泰尔的印象中，卡夫卡是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子，他有点"孩子气，很活泼"，"尽管那时他的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他还是经常和他的侄子、侄女一起玩耍、做游戏。卡夫卡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冒着倾盆大雨到旅馆里给他送花瓶。当时旅馆大厅里的钢琴师正在弹奏格里格?的曲子，"你站在那里，有点被雨淋湿了，微微弓着身子，在音乐面前敛息屏气"。
泰尔的一位朋友，年长一些的犹太姑娘多拉迪阿曼特也在营地当志愿者。一天，卡夫卡到营地用晚餐，信步走进了厨房，碰巧看到多拉在掏净鱼的内脏，不禁说道："多么温柔的一双手，干得活又是多么血腥"。多拉此前曾经在海滩上看到过卡夫卡和艾丽以及她的孩子们在一起，错把他们当成了一对已婚夫妇。第一次见到卡夫卡，多拉就被他的样子吸引了，甚至一路跟在他们四个人身后，想看看他们要去哪里。很多传记都写到卡夫卡和多拉见面时，多拉刚刚１９岁--１９４８年多拉接受采访时说的话给人造成这样的误解--但那一年她实际上是２５岁，卡夫卡４０岁。卡夫卡本人也常常在信中歪曲自己的年龄。他们俩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小得多。
多拉记忆中的卡夫卡"高而且瘦，深色皮肤，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他看上去有些落寞，但他很体贴人。"他的脸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那双大大的，有时甚至瞪得圆圆的眼睛。这双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恐惧（有人曾这样说过），而更像是惊讶。他的眼睛是棕色（在泰尔的印象中卡夫卡的眼睛是蓝色的，似乎没有人能准确描述出他的眼睛的颜色），眼神羞涩。当他说话时，它们就被点亮了，流露出一种风趣的神采。"与人们通常的印象不同，多拉说："卡夫卡总是兴高采烈。他喜欢玩耍；他是一个天生的玩伴，随时都会搞一些恶作剧。"事实上这并不奇怪，布洛德曾证实说，卡夫卡谈话的方式同他写信的方式一样，充满了冷静而绝妙的讽刺。多拉说："他的手腕非常纤细，手指颀长、精致，当他讲故事时，这些手指就比划起来。"不久，多拉和卡夫卡就成为了朋友，他们常常在海滩上一起读希伯来文。在给泰尔的一封信中，卡夫卡提到多拉时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她在一起"。多拉认为，卡夫卡之所以被她吸引，是因为她是一个东欧犹太人："我来自东部，是一个无知而满怀梦想、期望的人"。尽管卡夫卡对她的东欧犹太人身份着迷，她本人却向往西方的自由和启蒙精神。
１８９８年，多拉迪阿曼特出生于波兰中部城市罗兹附近的帕比亚尼采。她的父亲赫歇尔学识渊博，是一个工厂主，２０世纪初，他的妻子在生孩子时去世了，随后他把家搬到了西里西亚（当时由俄国统治）的柏德岑。多拉是家中的长女，操持家务和照顾四个弟妹的活计自然都由她负责。赫歇尔和传统的虔诚的哈西德派学者一样，蓄着长长的胡子，穿着土耳其式长袍，戴一顶皮帽子，他是吉尔拉比的追随者，他本人在当地犹太居民中很有威望。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多拉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宗教培养：她上的是希伯来语学校，受到了新生的源自西奥多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１９１７年，她的父亲把她送到了克拉科夫的一所学校，准备将来让她在东正教学校里当老师，但她违背父亲的意愿逃走了。她父亲后来在德国的布雷斯劳找到了她，并把她带回了家。后来，她再一次逃跑了，他也就随她去了。１９２０年，多拉搬到了柏林居住。
尽管多拉掌握了很多传统的犹太知识，但她的文学素养远远不及米伦娜，甚至直到卡夫卡去世后，她仍未真正意识到他的作品的价值。１９２５年《审判》出版后，她才知道卡夫卡曾写过这样一部作品。比起作为作家的卡夫卡而言，她更爱的是卡夫卡这个人，还有他那独特的性格。１９３０年５月，多拉告诉布洛德："只要我和弗朗兹在一起，我的眼里就只有他和我了。除他本人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与我无关，甚至显得荒唐可笑。他的创作并不重要……由于这个原因，我反对在他去世后出版他的作品"。多拉认为，假如在卡夫卡活着的时候，人们没有和他接触过，那么在他死后，人们也不可能理解他。此外，她还对研究和评论卡夫卡的庞大的体系--米兰昆德拉称其为"卡夫卡学"--满怀怨恨，尽管当时这个体系尚处于最初阶段，她说，它"蛮横地闯入了我的私人空间"。最近发现的材料表明，她曾在日记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卡夫卡那种独特的、无法言传的个性，但是她的描写并不成功。卡夫卡去世后，她成了一个活跃的共产主义者，在苏联活动了一段时间，后来移居英国，二战期间，她被当作外敌关进了监狱，１９５２年，她在英国的普莱斯托医院去世。她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有时顽固得过了头。不过，在她和卡夫卡一起生活的时间里，她那旺盛的生命力成了卡夫卡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