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逐渐给卡夫卡和多拉的生活带来了威胁，除了必需的食物之外，他们什么也买不起。影剧院的票价对他们来说太昂贵了，他们没有机会看电影、看演出。报纸也成为了奢侈品，卡夫卡有时在街角办公室的橱窗里看报纸，有时则要去施特格利茨的市政厅。在搬家之前，多拉就东拼西凑地给他自制了一盏煤油灯。遇上天气晴朗的日子，卡夫卡就去犹太研究学院，但大部分时间他都足不出户--"我周围的一切都沉默着，但并不是绝对的沉默，我隐约能听到柏林的骚动"。他在信中告诉克洛普施托克："对喧嚣的柏林和我同样喧嚣的内心来说，犹太研究学院是一处宁静的避难所"。学院里有宏伟的报告厅和一座大型图书馆，周围的环境非常安静，而且供暖充足。"当然我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生"，卡夫卡这样说，随后他又补充说，研究院"有点奇怪，除此之外还有某种无形的微妙之处（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具有自由主义和改革主义的调子，此外还带有一种学究气）"多拉能够流利使用希伯来语，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她都给卡夫卡诵读安息日的祷告，这篇祷文是她烂熟于胸的。按照东欧犹太人传统，安息日祷告是在安息日快要结束时由犹太妇女诵读的，祈求"亚伯拉罕的上帝"在将要来临的一周中保佑他们。
他俩还一起焚毁了卡夫卡的部分手稿。正如他在遗嘱中表达的愿望一样，他希望毁掉日记本上的材料，并让多拉当着他的面烧毁了大量手稿。但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卡夫卡去世后，多拉手中仍然保存着他的一些日记和信件（布洛德当时并不知道），后来它们全部被纳粹没收了。也许将来某一天这些材料会重见天日。
１２月中旬，卡夫卡在给奥特拉和佩帕的一封家信中提到了多拉（尽管奥特拉和佩帕已经知道有多拉这个人了，但卡夫卡很少提及她）。他们给他寄来了一个家庭用品的包裹，他在回信中表示感谢，并说那些亚麻制品"让Ｄ（多拉）感动极了；她说她真的特别想哭，实际上她几乎就要哭起来了"。然后多拉在信的结尾补上了一两句"又及"。整个秋天，卡夫卡的病情都很稳定，但不久他的健康状况就恶化了。１２月底，卡夫卡告诉布洛德说，他"忍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常常疲惫不堪"。由于通货膨胀，他没钱买报纸，"因此比起在布拉格时，我对世界的了解更少了"。１２月２３日，他给米伦娜写了最后一封信。在信的开头，他为很长时间没有写信表示了歉意，"因为即使在这里，旧有的痛苦也发现了我，袭扰我，并稍稍给了我一点打击。在这样的时刻我无论干什么都很吃力，在我看来，我写下的每一笔，每一个字都实在了不起，与我的力气极不相称……我等待着更好或更坏的时刻到来"。他接着写道："我在这里受到了体贴周到乃至无微不至的照料。"
卡夫卡清楚多拉为他所做的一切。她是惟一一个和他在一起生活的女人。他在同以前的恋人，尤其是菲利斯鲍尔交往时，总是害怕亲密的关系会给他的写作带来无法忍受的威胁，而对他来说，写作就是生命的核心。然而眼下，多拉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即使在他写作时，她也默不作声地守在一旁--但他却觉得非常自然。他把这个时期写的所有东西都读给她听（不过她并不了解他以前的作品），多拉本人也有朗诵的天赋，她的朗诵充满激情和活力（后来她成了一名女演员），卡夫卡很喜欢听她朗读，尤其是朗读希伯来文著作。１９５０年，多拉在巴黎接受采访时说："多亏了这些朗读，我才对黑贝尔的《百宝箱》和克莱斯特的《Ｏ侯爵夫人》多多少少地有了些了解"。１９２３年上半年，卡夫卡还没有来柏林时，多拉就在犹太研究学院学习，是她第一次把卡夫卡带去那里的。卡夫卡似乎终于发现了他以前的生活缺少了什么：一个自然的、情投意合的伴侣。在布洛德看到的那幅和谐宁静的画面之下，那些幽灵仍然在活动着："但他谈起'幽灵'时常常露出孩子般诡谲的笑容"，多拉在采访时这样说。"他一点也不像天生病态或性情抑郁的人，他总是兴高采烈，魅力十足，关心和体贴身边的人。"多拉在这次采访中还提到他们的梦想是移民巴勒斯坦（他们幻想在那里开一家餐馆，多拉当厨师，卡夫卡当侍者），他们私下商量去东部，去卡夫卡所崇拜的东欧犹太人的国度。在施特格利茨的公寓居住时，多拉负责做饭，卡夫卡则为她打下手。每天早上，卡夫卡都要挎着菜篮，带着装牛奶的瓶子去市场。买菜时，卡夫卡常常在排队时眼看着土豆的价格涨了上去。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亲身的经历和了解到的其他人的遭遇让卡夫卡十分痛苦。多拉后来回忆到："市场成了他的受难地。在那里他与那个不幸年代里那些不幸的人交流"。偶尔，在犹太研究学院听完讲座后，卡夫卡和多拉也会去一家素菜馆吃饭，透过这家菜馆的窗户，可以看到一家商店门口上写着："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