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不把这个故事理解为卡夫卡在临终前写下的文学遗嘱，他最后的遗言似乎是要告诉我们：要为艺术和真理而斗争，同时也要以适合大众的方式表现艺术和真理，使大众理解、懂得它们的价值，在艺术家和大众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正确的、积极的关系。
４月９日，卡夫卡写信给布洛德说，住疗养院的费用"高得惊人"，"得指望'约瑟芬'帮忙了，此外别无他法"。４月２０日，这篇小说发表在《布拉格新闻》的文学副刊上。此外，布洛德还向刚刚成立不久的施密德出版社推荐了卡夫卡的作品，这家出版社在这一年出版了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不过，书出版时卡夫卡已经去世了。
卡夫卡明白，他喉部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一直都陪伴在他身边的多拉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４月１０日，他被转到了维也纳大学哈耶克教授的诊所治疗。转院那天，多拉惊讶地发现，派来接卡夫卡的是一辆敞篷车，而此时正是狂风大作的春天。多拉用毯子把卡夫卡紧紧地裹了起来，可她仍然怕他受凉，于是就站在他的旁边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挡风，就这样，从柏赫尼兹到维也纳，她在风里一直站了四个小时。
在去维也纳之前，卡夫卡写信给克洛普施托克说："我的咽喉肿胀得厉害，几乎不能吃东西了；他们准备（他们是这样说的）给神经注射酒精，可能还要做手术"。他的床头放着一个唾瓶，有一次，他问护士唾瓶里的东西看起来像什么，护士说："和魔女之厨一样"。在随后写给克洛普施托克的另一封信中，卡夫卡说他感觉好多了：吞咽时的疼痛和灼烧感已经减轻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注射治疗，只给他的喉部喷了一些薄荷油。在给父母的信中，他说，虽然维也纳医院的条件不及疗养院，但是由于不能正常进食，他不得不在这里待下去。多拉一直陪伴在卡夫卡身边，她更清楚地看到了这里的诊疗环境。最让她担心的是，卡夫卡的病床夹在两个晚期结核病人之间，这很可能会加速他的死亡。不过，４月２６日，卡夫卡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天气晴朗，病房的窗户整天开着，他能够感受到春日的暖阳；并自嘲说，这里严格的作息制度同他从未体验过的军旅生活相似。他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洗嗽完毕后，六点半开始进入新的一天。
看到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充满活力，多拉变得高兴了，起先的恐慌也慢慢减少了。然而，其他病人的接连去世却时时引发卡夫卡的悲伤。一天早上，多拉来到病房时，卡夫卡指给她看对面一张空荡荡的床，那张床上曾经住着一个快活的人，前一天晚上过世了。"卡夫卡表现出的不是不安，而是纯然的愤怒，他似乎为自己没有挽留住那个人的生命而生起气来"，多拉这样回忆说。她从来没有忘记当时卡夫卡脸上那种"恶狠狠的、讽刺的笑"。卡夫卡写信告诉布洛德那晚发生的事情，并说他"今天哭了好几次，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又补充说："一旦接受了自己得的是喉头结核之后，我的情况反而变得可以忍受了；眼下我又能吞咽食物了。"
一个星期以后，卡夫卡决定离开诊所，搬去霍夫曼医生在基尔林开的疗养院，这所疗养院在奥地利南部的克洛斯特新堡附近，离维也纳不远。专横的哈耶克医生极力劝阻卡夫卡，他指出，基尔林疗养院的医疗条件很不充分，无法治疗卡夫卡这样的病人，他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卡夫卡一向相信自然疗法，相信新鲜空气、阳光和素食对身体的益处，认为这些比传统的药物疗法和讨厌的注射治疗要好得多。另外，他也不愿整天待在病人堆里等死。克洛普施托克此时也打算放弃自己的医学研究到维也纳来，有了他的帮助，卡夫卡更觉得不必担心缺少必要的医学知识了，因此他和多拉坚持要搬走。
卡夫卡到基尔林疗养院后的最初几天就接受了治疗，采用"可爱的敷布和吸入疗法。我拒绝了砷疗"。一周后，他再次对布洛德说："我现在身体很虚弱，但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在给父母的信中，他说基尔林疗养院是"友好的小疗养院"。这座疗养院位于基尔林的主要街道哈普大街上，始建于１９１３年，是一家专门治疗肺病的疗养院。然而，这座疗养院最为知名的宾馆式建筑布局，相比之下，它的医疗条件显得很一般。卡夫卡在那里有一个干净、朝南的白色房间，还带个阳台，他可以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由于疗养院的医资力量有限，给卡夫卡看病的是两位外聘的肺病治疗专家纽曼医生和贝克医生，出诊费十分昂贵。４月底，多拉答应卡夫卡的父母，一定及时让他们了解他的病情。卡夫卡其他的亲人也经常打电话来了解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