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在这封信中的措辞仍然带有《艺术珍藏》那种不无矫饰的风格，不久，为了追求精确成熟的风格，他就将这些抛弃了。卡夫卡承认，他天性中的孤独是"令人厌恶的"。他试着让自己相信这些谚语："把蛋下在露天，自有太阳帮你孵化；与其咬自己的舌头，不如反咬生活一口；你尽可以尊重鼹鼠和它的同类，但千万别把它奉为圣人。"他把自己写的所有作品，"原创的或改写的"都整理起来，全部寄给波拉克。他没有寄童年写的东西（其中可能包括他为家庭娱乐编写的戏剧，"你看，不幸在很早的时候就压在我的背上。"）。此外，被他毁掉的那些作品（"对创作者来说它们是整个世界，对其他人来说它们则是砂砾"）以及他不好意思拿给别人看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发抖，就会被人戳脊梁骨，就算我们下跪求饶也无济于事"）。他告诉波拉克："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几乎什么都没写"。他希望他的朋友能够给他的所有作品进行公允的评价。"因为--这正是我这样做的理由--尽管有阳光，我那颗最宝贵也最坚硬的心却只感到冷漠。我知道，一双陌生的眼睛将使这一切变得更温暖、更生动。"
卡夫卡终于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几乎所有初学写作的人都要经历这个阶段，此时，羞涩、扭捏、怀疑等让人只想把作品藏起来（或者把草稿揉成一团丢进火中）的心理同渴望让"另一双眼睛"审视作品的心理发生了冲突，并最终决定让作品接受另一个人的检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写作是２０岁的卡夫卡生活的中心。对他来说，法律、政治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都无法同文学媲美。他告诉波拉克，他"取下自己的一片心，把它放进几张写满字的信纸中，寄给你"，这并不是内容空洞的漂亮话。即使在朋友面前，卡夫卡也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孤独：
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孩子，迷失在森林里。当你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时，你知道我心里的悲伤吗，你知道你自己心里的悲伤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虔诚地、沉默地、亲切地站在彼此面前，仿佛我们就站在地狱的入口前……对我来说，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你也是我的一扇窗，通过你，我可以看到街道。单靠我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尽管我个儿高，我还够不到窗台哩。
卡夫卡可能一直需要，并且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这扇窗，以便把他的内心生活和外部世界连结起来，那个外部世界是星期日在布拉格文西斯劳斯广场上休假的犹太人的世界，他们"拿着红色康乃馨，表情愚昧，大声嚷嚷着"。与此同时，卡夫卡决心继续写作--不管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我把那么多力量都寄托在一根树桩上，也许有朝一日它会长成一棵绿树。"
与此同时，卡夫卡也在进行大量的阅读。１９０３年夏天，他读了德国哲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１８０１～１８８７）和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迈斯特尔埃克哈特的著作。大学第三个学年开始了，卡夫卡用大量的时间学习法律，把德国文学、语言学、艺术史、音乐、心理学和古典哲学的课程放到了一边。教会法规的任课教师是辛格教授，国家法是乌尔布瑞奇教授，民法是克拉斯诺波尔斯基教授，公民法是雷台恩教授。安娜普扎诺娃是卡夫卡三个妹妹的女家庭教师，她从卡夫卡１９岁那年来到了这个家庭。她记得，１９０２年１０月的一天，她走进卡夫卡的房间，看到书桌上放着两卷罗马法。"这位年轻人非常勤奋，总是坐在书桌旁"。他一直以和蔼谦虚的态度对待家中的捷克佣人，尽管如此，他留给他们的印象仍是沉默而羞涩的，在他们看来，他不爱听流言蜚语，也不爱开玩笑。"这位年轻人又瘦又高，待人诚恳，很少说话。讲话时他的声音平静、温和。他经常穿黑色衣服，有时戴一顶圆形的黑色礼帽。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兴奋的样子，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放声大笑。另外，安娜还疑心卡夫卡有时会在地板上睡觉，这可能是一种身体锻炼。一次，她看见三个姐妹齐刷刷地躺在地板上，按照卡夫卡的指令进行呼吸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