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杂志《波希米亚》的编辑亨利希特威尔斯特曾抱怨说："我们的语言之溪快要干枯了……在布拉格，我们没有那些能够为德语赋予生命力的天生的德国人，我们充其量只在文化上是一个德国人"。当时的布拉格作家使用德语维也纳方言或高地德语方言，这些语言又经过特殊的变形成为布拉格德语。"就连卡夫卡使用的语言也带有明显的布拉格色彩，"威根贝奇这样说。１９２０年，卡夫卡从梅拉诺疗养院给马克斯布洛德和费力克斯韦尔奇写信，提到一位来访的奥地利将军，这位将军"有一双经过奥地利军队训练的锐利的眼睛"，他喜欢把卡夫卡当作一个布拉格德国人对待（有时他直接把卡夫卡叫做"四分之一个德国人"）。布拉格德语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都受到捷克语的影响。威根贝奇认为，"在卡夫卡早期的信件和作品中，不可否认的是，他使用了高地德语。"需要补充的是，这一点并不足为奇。远的姑且不论，英语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就有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并没有使英语枯竭，而是使其更加丰富。不过，有一点非常清楚，尽管卡夫卡尊重捷克语和捷克文化，但他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德语作家，他效仿的榜样是德国古典作家，比如歌德、克莱斯特和施蒂夫特。卡夫卡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个人化的布拉格德语，它十分纯粹，几乎不受当地的任何影响。"作家弗朗兹沃费尔认为，卡夫卡"为环境提供给他的口头语言赋予了一种严格的规范"，从而为奄奄一息的布拉格德语文学找到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新路。"他怀疑地审视着，甚至显得有些学究气，这是因为他缺乏那种天生的流畅使用德语的能力和自信心"。然而，卡夫卡即使在喧闹的维也纳咖啡馆里长大，也必然会与众不同。他的独特之处绝不仅限于语言这惟一的源泉。
《记一次战斗》中直接提到布拉格的一些地名，这和卡夫卡后来的小说是不同的。从一开始，他的写作就带有极其精确和极其晦涩的双重特征。正如艾里克海勒所指出的，卡夫卡"开创了文学史上最晦涩的明朗，就像一句到了嘴边的话，永远吸引又永远排斥人们对其内容和意义的寻求"。安德烈纪德认为，"卡夫卡塑造的人物形象的现实性不断地超出一个人的想像力，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值得崇拜：是像'自然主义者'那样再现一个想像中的世界，并通过塑造精确的形象使之真实可信，还是大胆地走向神秘"。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所蕴涵的悖论--纯粹、精确、生动，同时（如果解释或破译并非绝对不可能的话）又难以理解--不可避免地促使评论家寻找作品的寓言意义，仿佛小说包含着指向某个具体维度的"所指"，读者只要找到进门的钥匙就可以了。但事实上，这把钥匙并不存在。与其把这些作品看成语言的集合体，不如把它们看成符号的汇集更有益，它们不是等待破译的密码，而是一首意象派的诗歌，其独特和意蕴有待人们欣赏。在《记一次战斗》中，卡夫卡宣泄了自己的恐惧和幻想。这个故事开头描述了一个封闭的家庭圈子，一种古怪的性欲气氛，一个想像中的"朋友"--"第二自我"。在题为"一次散步"的章节中，想像被看作是对蝇营狗苟的现实世界的补偿，是社会中格格不入者的逃亡地（"因而我玩弄自己的未来生活，并且顽固地想要忘记"）。在另一段"同乞丐的对话"中，故事的叙述者说："在所有这些因为内心的疑惑而表现得如此优柔寡断、行为悖谬的人当中，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值得倾听关于我自己的真理。"他后来问："是什么使你们所有人都表现得跟真的一样？你们想要让我相信我不是真的……？"在"胖子和乞丐的对话续篇"中，他说："同别人的身体接触总是令我反感"。很清楚，上述议论都来自于卡夫卡本人的感触、焦虑和迷惑，当时他大概在思考自己哪些方面与周围的世界相符。
这个时期发生的另一件事或许可以看作上文的注脚，帮助我们进一步理清头绪。布洛德邀卡夫卡同他以及他的朋友们一起参加一场化妆舞会，卡夫卡拒绝了，并解释说："只有在革命期间，所有人都在一起从事简单的活动时，纠集一群乌合之友才是有必要的"。他告诉布洛德，属于个人的某些东西会在群体中丧失，群体的反映会"歪曲"个人："他们使你处在违反原则的位置上。"他还写信给奥斯卡波拉克说："当有人冷漠地向我伸出手时，我觉得轻松自在，但是当他挽住了我的手臂，我就感到莫名其妙、局促不安"。和其他人一样，卡夫卡渴望情投意合的伙伴，但同时他也渴望独处，甚至不仅仅是独处，而是消匿行迹。"你知道某些人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吗？"他问他的朋友："他们一无是处，但他们不能将这点表现出来，不能对他们自己表现出来，这就是他们的特别之处。"在这些信中，卡夫卡经常会解释他在短小的、虚构的故事中寄予的思想，在那些故事中他将全副精力都用来做一件事情--创造他自己："利用词语把自己一层层地包裹起来固然不错，但是如果我们能用词语装饰和遮掩自己，直到我们变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那样岂不是更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