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１年的前两个月，波希米亚那些不安分的小工厂主又开始制造事端，虽然这无关乎生死，卡夫卡却不得不到弗里德兰（那里有一座屹立在白雪中，爬满常春藤的城堡，或许它就是卡夫卡那部伟大小说中的城堡的原形）和莱兴贝格出差，他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次旅行。他在１月底离开布拉格，２月１２日返回家中。在弗里德兰，他参观了皇宫，从那里给布洛德寄了明信片。在莱兴贝格，他下榻在艾驰旅馆，他在附近发现了一家名叫泰利西阿的素食餐馆，此外，在处理工人赔偿办公室的事务的间隙，他还看了三次戏。
这个时期，他读了一些书，尤其是他的文学偶像亨利希冯克莱斯特（"我就像一只老猪的膀胱一样被他充满了"）的著作，在阅读的同时他也尽量写作。眼下，新的一年似乎比过去的一年多了几分仁慈，然而家庭仍然是他痛苦的源泉。他记得有一次，他正在写作时，一个舅舅拿起了一页作品，匆匆瞟了一眼，对房间里的其他亲戚们说了句："稀松平常的玩意"。这件事给卡夫卡的影响很深，它仿佛"一记重重的巴掌，把我从人群中打了出来……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冷酷。"他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因为那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他无法躲避这种生活给他造成的疲惫和压力。他认为自己"劳累过度。不是由于办公室的工作，而是由于其他事情。"每天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他不得不用六个小时的时间从事"痛苦的"工作，因为他"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事情里"。他承认，办公室"有权对我提出明确而正当的要求。但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一种可怕的双重生活，除了精神错乱之外，很可能别无出路。"不过，产生这种挫折感的关键原因是卡夫卡逐渐认识到他拥有某种独特的东西，尽管他是以与众不同的、谜一般的方式来表达这点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灵感的特殊本质……是我可以随心所欲，不必把精力放在一件具体的工作上。我只要随手写下一个句子，比如"他透过窗户向外看去"，这个句子本身已经完美无缺了"。
１９１１年３月２６日，卡夫卡第一次参加了鲁道夫施泰纳医生在布拉格举行的通神学演讲。卡夫卡在贝塔芳塔夫人的沙龙里就接触到了通神学，但这次他得以见到施泰纳本人。"他可能不是当代最伟大的通神学专家，"卡夫卡想，"但至少他使通神学成了一门科学"。
在两天后的下午三点钟，卡夫卡到容克曼大街的维多利亚旅馆拜访了这位"专家"。卡夫卡不知道该把帽子放在什么地方，后来就把它放在了一个专门用来放皮靴的架子上。施泰纳用这样的话来欢迎他："您就是卡夫卡博士？您对通神学感兴趣已经很久了？"卡夫卡解释了自己的两难处境："我觉得我所做的大多都是追求通神学，但与此同时，我却对它满怀恐惧。我的意思是说，我害怕它会引起新的混乱，那将会对我有害，因为我目前的不幸正是由混乱引起的"。施泰纳耐心地听卡夫卡解释这团混乱，发现这个年轻人关注的所有事情都集中在文学范围以内。"确切的说，在一些时刻（并不经常）我能够体验到同您描述的超视?非常相近的状态，在那种情况下，我耽溺于每一个念头，同时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念头，那时我不但感觉我处于我本人思想的边界，而且处于整个人类思想的边界。"由于卡夫卡认为他缺少"那种狂热的镇静，而这可能是超视者必须具有的特征"，因此他觉得自己处于超视状态时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施泰纳认真地听着，审慎地点头表示同意，因为患了感冒，他不时地用手帕去擦拭鼻孔。年轻的卡夫卡解释说，他认识到自己不能以文学为生，尤其是考虑到"我的作品进展缓慢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由于健康和性格的原因，卡夫卡认识到并不适合把文学作为自己的全职工作："因此我成了一家社会保险公司的职员。"然而这并没有使他从进退两难的局面中解脱出来，工作与写作之间的对立使他心神憔悴：整晚沉醉于写作会使他第二天无心工作，而整天努力工作又会使晚上的写作无法开展。"从表面上说，我在办公室里圆满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保险公司的记录显示卡夫卡经常因勤奋、办事有方而获得嘉奖），但是从内心的义务来说，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够，每一次未能圆满履行的义务到后来都变成了一种无法逃避的不幸。"卡夫卡担心在更大程度上应用通神学只会带来新的焦虑和压力，不过他希望从施泰纳医生那里了解这种分析是否正确。但是最后，卡夫卡失望地离开了。我们无法知道施泰纳医生如何看待这位神色凝重、衣着整洁、眼睛闪闪发亮、到他这里来寻找指导的年轻人。但毫无疑问，卡夫卡是他这次布拉格之行中遇到的几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