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下面这些话，菲利斯一定想弄明白在这位痴迷的作家的生活中，她将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我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为写作而安排的，如果有任何改动，那也只是为了更好的适应写作；因为时间短暂，我的力量有限，办公室令人厌恶，家中嘈杂吵闹，如果不可能获得愉快、简单的生活，那么人们必须使用狡猾的策略以苟延残喘。"接着，他回到前面的话题，解释说他每天的安排是早晨六点起床，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半在保险公司上班，三点或三点半吃午饭，然后上床睡觉（如果能睡着的话），晚上七点半起床，用十分钟在打开的窗户下做裸体体操，用一个小时散步，然后和家人一起吃晚饭。在晚上十点半左右（通常要到十一点半），他才能坐下来写作，"根据我的体力、兴趣和运气，一直写到凌晨一点、两点或三点，有一次甚至写到了早晨六点"。写作之后，接着是做体操、洗澡，最后上床睡觉，"通常感到心脏隐隐作痛，胃部肌肉抽搐"。然而，他常常失眠（他在信中不忘记提到，想知道能否收到她的回信是他不能成眠的原因之一），以至于第二天早晨，新一轮的周期无情地继续着，他却睡眼惺忪、筋疲力尽，"我只有用仅剩的一点力气勉强开始工作"。
在保险公司一条长长的走廊里，在卡夫卡和他的打字员之间有一个"像棺材一样的"手推车，用来搬运档案和文件，"每当我经过时，我总觉得它似乎是为我准备的，正在那里等待着我"。菲利斯在回信中对他这种语调表示不满，同时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切。卡夫卡不得不写信解释说，只是为了"我的胃和我虚弱的身体，另外还有我那自恋的忧郁症"，他才去疗养院的。读完卡夫卡的日常安排后，菲利斯显然曾建议他适度休息，但他反驳说："难道我不应该把我拥有的一切都当作赌注，押在我惟一能做的事情上吗？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我该是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可怜虫啊！我的写作也许毫无价值；如果那样的话，我本人也就确定无疑地毫无价值了。如果我在这方面宽恕自己，我所做的就不是宽恕自己，而是慢性自杀。"他似乎忘了说明一件事，即同菲利斯缔结良缘可能会消除他这种无用之感。他们还没有对彼此说过"爱"这个字--"我决不先说"。卡夫卡坚持认为他的写作是惟一同他有关的事情，这一观点有时同他的朋友及批评家的观点相抵触。比如，布洛德曾说："对卡夫卡来说，文学创作并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然而如果仅从字面理解，他的确在日记里用大量篇幅表达了这个意思"。弗朗兹古纳认为："卡夫卡对文学的怀疑是彻底的。他理想中的天堂是一个没有书的地方"。后面一种看法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尽管卡夫卡对种种有关"文学场景"的陈词滥调不感兴趣，总是独自开辟道路，但他却衷心喜欢读书，他爱读并订阅了文学评论、出版商书目和介绍藏书家的杂志。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的全部生活都以写作为中心，并按一种谨慎的方式安排。布洛德指出，福楼拜是艺术的信徒，与他不同，卡夫卡对真理有一种宗教般的追求，超过了他在美学上的追求。不过，布洛德总是习惯把卡夫卡塑造成一个宗教人物，这点妨碍了他的分析。即使卡夫卡和福楼拜之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像布洛德那样在"艺术"和"真理"之间确立一种伪造的两分法，仍然无助于我们理解写作对卡夫卡的意义。卡夫卡当然设想过同艺术一刀两断（证据是他临终时嘱托布洛德毁掉自己的作品），但在他活着的时候，艺术是他生命所系的救生艇。
在更为世俗的社交层面，卡夫卡也没有刻意避免结交文学上的朋友。比如，１０月，在布拉格的一家酒吧里，布洛德把他介绍给一位奥地利小说家奥托斯特斯尔１８７５～１９３６。这位小说家给卡夫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年年底，卡夫卡送给斯特斯尔一本刚刚出版的《观察》，并强调："见到您，听您谈话，在那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您提到：'小说家懂得一切'，这句话今天仍然回响在我的耳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