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卡夫卡完全不能对工厂事务进行必要的监督。这件事让他感觉内疚，尤其因为"每个人都指责我是开办这家工厂的罪魁祸首--尽管我大概是因为一个梦才产生了这种印象。"卡夫卡陷入了困境。在父亲的店铺中，这是一年中最忙的时期，他的父母不能分身照管工厂，因此，除了以往的抱怨，母亲又"为父亲的痛苦和疾病责备我"。就连他最喜爱的妹妹奥特拉也站到了对立方，奥特拉原来可是一直和他并肩作战反对父亲的，"我分外清楚地意识到，现在我的面前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在每个人都入睡后纵身跳下窗子，或者在以后的两个星期每天都到工厂和我妹夫的办公室里去。"前面一种可能会"使我有机会摆脱所有的责任，摆脱影响我写作的一切因素和无人照看的工厂"；第二种可能则会"完全中断我的写作"。很清楚，自杀的想法并不是夸大其词。卡夫卡曾在窗边伫立了很长时间，把脸紧紧地贴在窗户的玻璃上，考虑是否要纵身跳下去。最终，他用嘲讽的语气写道："与活着相比，死亡更会中断我的创作"，但他对家人的感情却十分明确："我恨他们所有人"。
这家石棉厂今天仍然屹立在布拉格的兹兹克弗区。这是一座阴森的灰色混凝土建筑，目前仍然荒废着。在高峰时期，这家石棉厂曾雇佣二十五名工人在十四台石棉生产机上工作。１９１７年，这家工厂最终关闭了。
布洛德收到卡夫卡这封信后非常震惊（"我被令人战栗的恐怖攫住了"），他偷偷给卡夫卡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尤莉同样感到震惊，她用颤抖的手回信说："我愿意把我的心血给我的任何一个孩子，让他们都高高兴兴的，但在这件事上我力不从心。"她提议不要把此事告诉生病的赫尔曼，让他以为弗朗兹每天都去工厂查看，同时她也告诉卡夫卡不必亲自去工厂，另请一位股东代他去就行。这件事终于平息了，卡夫卡写信告诉布洛德："现在来自外部的一切因素都不会打扰我的写作了"。
菲利斯迟迟没有回信，这令卡夫卡更为不安。比如，从９月２８日到１０月２３日，他没有从菲利斯那里收到一封信。他给她写信时总是带着一种少见的激情，清楚地暴露了他的不安和焦虑。在给菲利斯的信中，他喜欢写自己身边的事物和切身感受，比如描写他用来写信的桌子，或者他房间里的物品摆放。"有一天晚上，我在半睡半醒中不停地给您写信，感觉就像一种持续的柔软的捶打"。有时，他用保险公司的信纸写信（"刚才有人问我有关为罪犯保险的事，我的上帝！"）。此外，卡夫卡还开始不厌其烦地询问菲利斯在柏林的生活，他一贯喜欢在信中向对方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对此菲利斯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乐于合作。
他告诉她，明年春天，罗沃特出版社将出版一本《写作艺术年鉴》，《判决》是其中的一篇。他想把这篇小说题献给"菲利斯Ｂ小姐"，但不知道"这样做是否侵犯了您的权利？"卡夫卡不停地、入迷地回忆８月１３日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全部细节，比如他们经过一扇旋转门时，他踩了她的脚，至于那次计划中的、到巴勒斯坦的旅行他提到的次数就更多了。"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您戴帽子和别帽针的样子"。当她在信中提到自己的一些情况时，比如她写到她学过希伯来语，卡夫卡总是非常高兴。"我还了解到您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这正对我的胃口"。他向她承认，办公室工作"对我完全陌生，而且同我的真正需要没有任何关系"，他还告诉她，他如何一边在给秘书口述时，一边爱抚装在口袋里的她的来信。
１１月初，卡夫卡对菲利斯的称呼从"鲍尔小姐"变成了"菲利斯小姐"，他开始向她详细讲述自己生活中的痛苦。"从根本上说，我的生活是、并且总是由写作的尝试组成，而这些尝试大多是不成功的（他已经忘记了９月２２日写作《判决》时的狂喜）"。然而，当他不写作时，他会"立刻瘫倒在地板上，只有进垃圾桶的份儿了。我的精力一直都少得可怜。"每当他试图越力而为时，"我总是被迫自己撤回来，受了伤，挫了锐气，变得更加虚弱。"作为一名年轻的职业女性，我们知道菲利斯的特点是强硬、能干，卡夫卡的话在她看来一定非常有趣。"由于我瘦，"他接着写道："我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瘦的（这一点应该格外重视，因为我是疗养院的常客），涉及到写作，我也没有任何可以被人称作多余的东西，多余在这里意味着过剩。"他每时每刻都在思念她，但就连这种思念都同他的写作相关，因为"我的生活只由写作的好与坏来决定，在一无所获的时刻我当然没有勇气面对您"。直到最近，他才认识到他只有在写作时才不会想念她，但他吃惊地发现，她同他的创作力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