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忽略，他正爱着菲利斯，依恋她，想念她，需要她。１１月２３日，卡夫卡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最亲爱的，噢，上帝，我是多么爱你！"
１９１２年１１月底--在这将要过去的一年中，他的创作和感情生活中发生了多少值得一提的事情啊--卡夫卡向菲利斯提起了一篇"小故事"。已经写到第六章的《失踪者》此时又被搁置一旁，卡夫卡开始着手创作他的第二部重要作品《变形记》。同《判决》一样，这篇小说也是直接脱胎于个人经历--尽管由于内容新奇而且极富想像力，它显得有些不够真实，不能被简单地看作"自传体"小说，这一点同前一篇小说也不无类似。卡夫卡从他的生活中汲取了大量素材：公寓里封闭的环境以及住在里面的人所感受到的奇特的压抑，在外表上从人转变为非人，冷漠的家庭环境等等，从中提炼出了《变形记》。假如奥特拉曾经在《判决》中看到过尼克拉大街３６号公寓的影子，那么她必定能从这篇小说中辨认出自己家的布景。如果说《失踪者》发生在想像中的美国，是在幻想中向另一个更光明的世界飞跃的产物，那么《变形记》则重新返回到布拉格那封闭可怕的世界。
卡夫卡写信告诉菲利斯，"显然是出于绝望，我怀着一种无比强烈的渴望，要把自己全部倾注到故事中去。我被许许多多的事情困扰着，关于你我不明究竟，又完全没有能力应付办公室里的事务……好几天以来，我几乎日夜不能成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相对不太要紧的事情，然而它们也盘绕在我的心里，让我心神焦虑"。在这样的前提下，卡夫卡很难写出一篇基调欢快的小说，他自己承认，这篇新作品"恶心得出奇"。他希望把它朗读给菲利斯听，但给她朗读这篇小说，"同时还非得握住你的手不可，因为这个故事有点吓人。它名叫《变形记》，会叫你怕得要命，而你也许一个字都不想听，因为，唉，我每天给你写的信已经够让你害怕的了"。他担心作品中流露的情绪过于沮丧："可能我根本就不该写"，但另一方面，他把写作这篇小说看成了一种驱邪的方式："谁知道呢，我写得越多，我自己就越是获得解脱，也许对你来说我就变得越纯洁、越配得上你，不过肯定还有许多东西要从我心里抛出去，而为了完成这件给人极大快感的事，夜再长也是不够的"。这里他使用了"越纯洁"这个词，向我们揭示出，对他来说，写作的过程就是从自己的身体里排除杂质的过程（他曾告诉布洛德，《判决》结尾的一句话让他想到的是一阵猛烈的射精），"快感"这个词也暗含着将写作与性爱相比拟的意思，菲利斯很可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这当作恋人性格古怪的另一处佐证。尽管我们不能说卡夫卡对待性爱的态度是"禁欲的"，我们同样不能说他视性爱为一种极其愉快的经历。只有写作才会给他带去最强烈的满足感。
１１月２４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上午，卡夫卡给他的朋友奥斯卡鲍姆和马克斯布洛德夫妇朗读了《变形记》的第一部分。这是卡夫卡在文学创作上获得突破的一年（尽管《失踪者》只完成了一部分）。卡夫卡的小说最为读者熟悉的是它那戏剧化的特征，这一点尤其被一些演员和剧作家看重，比如史蒂文伯克夫１９６９年第一次把格里高尔萨姆沙的故事搬上了舞台，在伦敦的圆屋剧院上演，１９７６年又在英国国家剧院演出，并从那里流传到了世界各地。正如伯克夫所指出的："卡夫卡的想像力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这是一个被判有罪的人的想像力，他以不加掩饰的强度注视着他的宇宙中的每一片碎片，尽管有时叙述的语气冷酷而严厉"。
小说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同卡夫卡的景况类似，他和父母住在一起，痛恨办公室的工作，借助虚无的梦幻逃避现实，变成甲虫之后，他的话谁也听不懂，似乎压抑的生活使他患上了失语症。当格里高尔被父亲追赶时，"格里高尔的任何请求都无济于事，事实上谁也听不懂他的请求；他越是温顺地扭动他的头，他的父亲就越是使劲地跺着脚"。这篇小说极富卡夫卡特色，善于通过逼真的细节描写来营造奇异的、非自然的环境，用高度的写实主义来承载新奇虚幻的内容。小说生动地、戏剧性地表现了恐怖感、自我嫌弃、痛苦和幽闭恐怖症。这些正是卡夫卡在那个时期所体会到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