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间也有轻松的插曲。他送给她一个镶着他的照片的纪念品盒。他在信中给她讲述了一段趣事。他在办公室里以"大笑"而著称。一次，卡夫卡由于不久前获得了提升，受命向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奥托普里布拉姆致谢，在这个正式的场合，老板那副自负的样子却让卡夫卡哈哈大笑起来。另一次，他询问她在办公室里的日常事务，得知她需要写信推销留声机。像今天那些抨击计算机的古板的作家一样，卡夫卡开玩笑说，一个有生命的打字员不会像一台机器那样让人害怕："一台机器以它那无声的、严肃的需求制约着我，就像在一个人身上施加一种非人类的更强大、更残酷的压力一样"。他还说自己"害怕电话"，然而他又给菲利斯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建议她通过安装来促销留声机，在１９１３年，这是一种尖端的办公室信息处理技术，适用于旅馆、邮局和其他公共场所。他还建议把电话机和留声机合并成一体机。因此卡夫卡可能是现代旅馆中的"商务中心"或"传真部"的最早的提倡者。菲利斯的工作压力比卡夫卡大，有时她会不吃午饭，一直工作到晚上七点四十五。卡夫卡可以在办公室里用整个工作日写一份八页纸的正式报告，然后把它撕碎，第二天重写："除了上班我几乎什么都不干……由于我对石棉厂的事情不闻不问，我几乎不敢看我父亲一眼，更不要说同他讲话了"。
不过，在这些轻松的话题下潜藏的痛苦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卡夫卡的妹妹艾莉、他最好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在这个时期先后订婚了，这使他处在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中，"似乎灾难径直地降临到我的身上"。他想像着到犹太教堂参加婚礼的情景，"穿着我那件旧燕尾服，裂了口的黑色漆皮鞋，戴一顶对我来说显得太小的帽子"，担任迎宾员。一本正经的犹太教仪式让他觉得讨厌，他想到大多数被同化的犹太人只在婚礼和丧礼时才去犹太教堂，"这两个时刻恐怖地彼此紧挨着，实际上人们能够看到枯萎了的信仰那种饱含责备的目光。"同以往一样，卡夫卡对家人们就婚礼开的玩笑感到陌生，尽管他也被感动了，因为他的父亲在描述艾莉穿着婚纱的样子时突然用捷克语说，她像"一个公主"。
对卡夫卡来说，什么都不能弥补由于无法写作而造成的痛苦。菲利斯告诉他，她希望在他写作时坐在他的身旁，但他却无情然而诚实地说，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写作意味着无限地表露自己；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极度的自我表露和献身精神会使人感觉失去了自己，因此，只要人们的头脑还算清醒，便总会在它们面前退缩……当更深的井已经干枯时，从生命的表层涌流而出的作品没有任何价值，一旦一种更真诚的感情加入，这个表层就会摇动崩溃。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写作时越孤独越好，为什么写作时越安静越好，为什么写作时夜越深越好……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坐在一个宽敞的、大门紧锁的地下室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饭由人送来，总是放在离我的房间很远、地下室最外面的那道门外。
在这种环境下，卡夫卡会毫不费力地写作--"因为极度地专心不需要费力"--尽管如此，他认识到这种绝对孤独的写作环境也存在局限。因为在第一次失败后，他将会陷入"疯狂的痉挛"当中。这里，菲利斯又一次被紧锁在地下室的门外，她的恋人并没有敞开心扉，让她走进他内心最深处的世界。
不过，这位隐士也一次次地走出地下室。他参加了伟大的犹太思想家马丁布贝尔（１８７８～１９６５）在１９１３年１月１８日作的一场名为"犹太神话"的演讲，参加这次演讲不是因为他崇拜这位"沉闷的"演讲者，而是因为在这场演讲后出场的是女演员格特鲁德艾佐尔特："我完全被她的个性和嗓音迷住了"。他去剧院看俄国芭蕾。舞蹈演员尼金斯基和克亚斯特的演出棒极了，"两个完美的人儿；他们同他们的艺术紧密相连"。他重读了一遍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仍然感到无限崇拜，他试着引起菲利斯对这本书的兴趣。他的创作却没有任何进展，他害怕丧失写作能力，并因此而痛苦。他向菲利斯哀求着："难道你不知道我此刻是多么虚弱、可怜、需要有人依靠？"他担心自己给她带去了痛苦："我有权这样做吗？"接着，他以非凡的坦诚--人们永远不能指责卡夫卡对菲利斯不够诚实--提醒菲利斯："你必须了解你永远不会从我这里获得纯粹的幸福；我只有纯粹的痛苦，然而--别打发我走。把你我连在一起的不仅仅是爱，只有爱是不够的，爱产生了，爱来了，爱去了，接着还会再来；但是这种需要，这种把你我彻底地连在一起的需要却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