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他走进了死胡同。菲利斯是个实际的人，她询问他的计划和期望是什么。他回答说，他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期望："我不能大踏步走进未来，只能跌跌撞撞地闯入未来，在碾压下进入未来，这是我能做到的；但最好是我能一动不动地躺着"。当事情顺利时，他会"完全地被现在吸引"。当事情向坏的方面发展时，"我甚至诅咒现在，更不用说将来了！"只有在同文学上的朋友，比如布洛德在一起时他才能摆脱这种惰性。３月的一个星期天，他在马克斯家中，"疯狂地朗读"《变形记》的最后一部分，这部作品直到１９１５年才发表。终于他放松自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大笑起来。"如果一个人锁上房门，关上窗户，把世界拒之门外，他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塑造一段美丽人生的真实的表象和开端"。
不幸的是，一个人无法轻易地把世界拒之门外，他开始明确地问菲利斯："你仍然像以前一样在乎我吗？"促使他这样问的原因不是她的来信，而是他心中的焦虑。他含糊地提到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也就是说，从青春期开始），在某种不确定的"事物的控制下"，写作成了他暂时的避难所，使他能够"有勇气面对"菲利斯。这如同一次"新生"，他有信心"接受伴随我试图接近你所带来的全部责任，在我的生命中，你是最珍贵的"。但是考虑到他最近对待自己的方式，她又怎能继续为他停留呢？她心地善良，因此即使明知对自己有害，她可能还是会同他在一起，而这是他不能忍受的。她是一个"善良、积极、活泼、自信的人"，她不应该为了"我的性格上的混乱或者说弱点"而牺牲自己。
似乎是为了招致她的厌烦，他热心地向她展示自我的嫌恶。他说："现在的我，同最初开始通信时的那个我是不同的"。这不是进入一种新阶段，而是堕落到以往的状态中去。"如果你曾经为那个人所吸引，你一定，你一定会痛恨这个人。"问题在于他无法同他自己和解。他"像一只受到诅咒、不能回到巢中的鸟儿一样"，继续"自寻烦恼"，于是他想到："为什么我不能试着寻找一种方法，帮助你逐渐从我这里获得解脱？"她不应该自欺欺人，认为他是可以改变的："你不可能在我身边待两天"。这是真的吗？抑或只是一种狡猾的策略？或者是矫揉造作的自怜之辞？无论如何，菲利斯并没有上钩。对他那些冗长的抱怨，她只是轻松地说："我不相信那些话，你也不相信"。她告诉他，不要以为"你可以离开我"。他在回信中也承认，他的信是"无情的"，想知道他是否可以不给她写信，只把每天的日记寄给她。
一天晚上，卡夫卡和费力克斯韦尔奇去看电影--卡夫卡喜欢电影，尤其对电影海报十分着迷--在看到保罗林道的《另一个》（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时，他想到他不可能像自己在保险公司的顶头上司普福尔一样强壮有力，他用那种惯常的自怜的语气说："我的睡眠时断时续，睡得很少；我不常锻炼身体，对我自己十分不满，这些都使我只能绝望地瘫倒在扶手椅上……我像一个病人似的走回家，想着前面还要走多少路。但我没有病；事实上，我看上去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除了我的鼻子上出现了一条皱纹，另外就是我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两天后，他又说："只要我能配得上你……像我对你的需要一样"。然而，他内心的冲突并不仅仅是他需要菲利斯但又觉得自己配不上她。此外，同以往一样，还有他的生活环境和他对写作的渴望之间的冲突。他写信告诉菲利斯他置身于其中的家庭环境："厨房里的一段香肠不见了也会引起一番争吵"--他又一次找到机会戏剧化地表现他的家庭环境--他解释说，最根本的是他在内心中感到不安："并不只是那些分散我的注意力的人，我心里实际上对那些转移我的注意力的事物感到快乐。"然而他似乎不能同菲利斯分享这种"快乐"。她仍然在他的写作之外，对它没有任何兴趣。
３月底，卡夫卡第一次提出要去柏林看望菲利斯，但不打算见她的家人。他们两个都意识到如果想让这段关系有所发展的话，就不能只靠书信来往。他说过："给你写信同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他发现话语并不总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柏林之行是必要的："我去柏林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你--你已经被我的信误导了--让你亲眼看到我，真正的我是什么样的……在场是不可辩驳的"。然而，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仍然在犹豫，考虑着未知的障碍，担心复活节期间的工作安排会迫使他取消行程，不过最后，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２日，他乘火车从布拉格来到柏林，住在柯尼西格拉彻街上的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从卡夫卡第一次见到菲利斯算起，已经七个月了，而他已经为她写了好几万字的午夜情书，他终于准备面对他的恋人，虽然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痛苦的爱情，但这才只是他们第二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