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菲利斯的面前，除了以往那个孤独的隐士一般献身写作的卡夫卡之外，又呈现出一幅新的肖像：一个生病的忧郁症患者，与此同时他还在不断宣布他那不可动摇的爱。《判决》将在５月出版，卡夫卡在阅读校样的间隙给菲利斯写信，把这本书称作"你的书"（在以后的交往中卡夫卡一直这样提到这本书）。他引用了书中的献词："献给菲利斯Ｂ"，他极力要求她把这看作是"我对你的爱的一个确定无疑的标志，而这一爱情之所以存在，靠的不是许可，而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在这里再次强调的是需要，而不是爱。他写给她的情书被偷看了（菲利斯刚刚发现她的母亲一直在偷看卡夫卡的来信），他担心她会因此而痛苦，并说："由于我身体虚弱，情绪和状态时好时坏，不可否认，（那些信）很可能会显得肤浅、虚伪、恶毒、语无伦次、矫揉造作、令人厌恶"。他告诉她，她的爱使他幸福，但他并没有感到安全，"因为你可能在迷惑你自己，我可能也用我的信设计了某些骗局来迷惑你。不管怎么说，你不能看到我，不能听我说话，不会因我的沉默而痛苦，对我的存在给你造成的意外的或不可避免的不幸一无所知。"然而同时，他又宣称他对她的爱是无法克服的，"这份爱已经和我的天性融合在了一起，似乎我出生时它就在那里，只不过我现在才认识到罢了"。但是，通过书信交流是"与我的不幸相适应的惟一一种交流吗？"他刚刚表达了这些消极的忧虑，就又开始后悔自己说得太过火了--"那些错误的句子藏在我的笔尖"--他被迫总结说："当我窥视我自己的内心时，我看到那么多朦胧晦暗的、不停蠕动的东西，以至我甚至不能正确解释或完全接受我对我自己的厌恶"。
卡夫卡开始担心同菲利斯真实接触，担心和她长期相处--比如，假如他们一起去了法国南部--会破坏两人的关系。他似乎想要从她的眼里抹去自己的影子，强调他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除了被驱逐到这个世界上时所拥有的那点才能之外一无所有"），到最后她会看清他是哪种人："你要用多长时间才能看透我，一旦你做到后，你还会停留多久？"他告诉她，他考虑过自己现在面临的和以后可能会面临的难题，总共有六种。他没有说明是哪六种，但我们大致可以猜得出来：身体的疾病，同菲利斯的紧张关系，创作上的困难，和家人的紧张关系，工作上的困难，不愿住在家中却对此无能为力。１９１３年初，他曾认真考虑过从家里搬走，另租一套公寓（他已经快３０岁了）。同以前一样，他做了计划，然后又在父母的劝说下放弃了。他总是把他面临的种种困境归咎于他的家庭，但他的依赖性却是致命的：在家里，有人为他做饭，有人为他收拾房间，除了躲在自己的房间写作之外，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自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弗朗兹卡夫卡大概不知道该怎么煮熟一个鸡蛋。
菲利斯那边也遇到了一些麻烦--正如上面提到的，她的家人开始为她同卡夫卡交往感到不安--这使卡夫卡越发相信，同菲利斯结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麻烦。尽管他痴迷于这种恋爱关系，并为此而排斥其他的社交生活，甚至不惜耗费用于写作的时间，他仍然担心，当这种在通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恋爱跌入现实当中后，事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告诉菲利斯，如果他收到一份突如其来的电报，要他到布拉格火车站接她，他感到的"只会是震惊--仿佛从漫漫长夜的睡眠中突然惊醒一般"。他感到昏昏沉沉--"这种死一般的昏睡把整个公寓，事实上是整个城市变成了我的一张大床。"至少他的一位朋友费力克斯韦尔奇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带卡夫卡去散步，诚恳地向卡夫卡提出一些建议，鼓励他振作起来。另外一个朋友汉斯寇恩是布拉格费迪南德卡尔大学的法律系学生，他试着调动卡夫卡对犹太复国运动集会的兴趣，但是同样没有成功。卡夫卡不喜欢汉斯那种激进的热情："我对他这个人，以及对任意形式的犹太复国运动的冷淡是无限的，也是难以形容的"。这个时期，卡夫卡几乎不同家里的任何人交谈，甚至同奥特拉也越来越疏远，傍晚时他常常孤独地散步以消磨时光。这同菲利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当时正处在繁忙的商业交际圈和家庭生活的中心。３月，卡夫卡被提升为保险公司的"副秘书"，尽管如此，在他看来，工作"像我一样无关紧要：我和它彼此相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