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仍然期待菲利斯对他的求婚明确回答"同意"。他不断地向菲利斯重复，他对待写作和社交的态度不会改变；这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他不能确定她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写作，他需要与世隔绝，像一个隐士那样"仍是不够的，而要像永别人世的死亡一样"。菲利斯轻描淡写地说，这对她来讲"的确不好过"。他警告说："我对人们总是怀有这种恐惧……他们侵扰了我虚弱的天性；因为即使最亲密的朋友走进我的房间也会让我充满恐惧。"在保险公司的艰难处境也让他不安，他尤其害怕会因不称职而被辞掉（他永远也不会有勇气主动辞职）。他知道信中的这些内容会让菲利斯"不堪忍受"。这段时间以来，他吃得很少，奥特拉和他的母亲开始为他担心。然而，他还是没有收到菲利斯最终表示同意的答复。此时，她肯定也是左右为难，同卡夫卡一样痛苦。
但是，７月初，菲利斯准备表示"同意"，或者像卡夫卡所说的那样，"扛起十字架"。尽管菲利斯称他提出的反对理由实际上都"微不足道"，他坚持说："我的辩论还没有结束"，不过，他最终勉强同意了。１９１３年７月３日是卡夫卡的３０岁生日，这天，他终于告诉他的母亲，他订婚了。她"带着不同寻常的平静"倾听着，只在一件事情上坚持自己的意见。当时流行的做法是，未婚夫妇要通过侦探机构调查对方的情况，在劝说下，卡夫卡同意父母找人在柏林调查菲利斯的情况。侦探机构提交的报告最后结论是：她是一个好厨子。菲利斯的父母（可想而知，他们更有理由焦虑）也找人对卡夫卡进行了调查，结论是卡夫卡不是知名人物。
尽管卡夫卡现在常常到布拉格城里，到他们准备结婚后居住的地区散步，但他的情绪仍旧十分低沉："我愚蠢地害怕我们的未来，害怕我的缺点和坏脾气造成的不幸会伴随共同生活而加深……我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冷漠、自私、无情的人"。他同意正式地给菲利斯的父母（他们让他感到恐惧）写信，并再次同自己的父母就这个问题商谈，他即使走近自己的父母也会发抖--"除了冷漠，恐惧是我对人的一种基本的情感"。他无法忍受他的家人；他们使他"厌恶至极"，似乎每当他要释放自己的孤独时，他们就合伙制造噪音来折磨他："我不能和人们住在一起……我不能忍受社交生活……我的房间夹在父母的卧室和客厅之间……住在沙漠中，也胜过住在我的房间里。"在他看来生活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我怀疑我是不是一个人"--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变形记》中的世界。
正式订婚的日子临近了，卡夫卡因为痛苦而生病了--"在你面前像某种恶毒的东西一样扭动身子"--他对婚姻充满了恐惧，害怕婚姻会使他变成"一个危险的疯子"。他告诉菲利斯："你不知道……文学在某些人的头脑中造成了怎样的浩劫。"在这里，"文学"并不仅仅是指散文、小说，它是一个标签，指代的是卡夫卡的内心世界，三十年来，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现在它却要被某种未知的东西打破了。于是，卡夫卡继续焦虑着，他承认"我甚至害怕同最爱的女人结合"。她不断地安慰他，然而"我明确地感觉到，经由婚姻，经由结合，经由这种虚无的崩溃，我将会死去，不是孤独地死去，而是同我的妻子一起，我越是爱她，死亡来得就越快，并且越是恐怖……想必没有一个姑娘像你这样被人爱过，也没有一个姑娘像你这样被人折磨过，但我发现这种折磨是必需的。"只有借助绝望的幻想，前景才不至于那么恐怖："最好的计划可能是……和你一起去南方，永远留在某个小岛或湖畔。在南方，我觉得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希望在那里靠草和水果为生，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７月中旬，卡夫卡和他的父母一起在拉德所维克（他们在那里有自己的房子）度假，沉醉在美丽的田园风光中。他的情绪有所好转，他刚刚参加了互助建房协会，开始考虑他和菲利斯未来居住的公寓的实用性，他们已经准备在１９１４年５月搬进新居。他决定拖到年底或１９１４年年初再给菲利斯的父母写信，商量具体的结婚计划："这样你会更好地了解我，我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可怕的地方"，他这样警告菲利斯。此外，他还计划在秋天写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