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他显然第一次阅读了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同克莱斯特一样，克尔凯郭尔的处境也"和我的非常类似……他像一个朋友一样证实我做得对"。卡夫卡提到，克尔凯郭尔也曾为是否同维珍妮奥逊结婚而痛苦，最后他决定解除婚约，因为婚姻与他作为作家和思想家的天职相冲突。卡夫卡给菲利斯寄去了他最喜欢的作家福楼拜的一本书--他在信中没有写出书名，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情感教育》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他写道："这本书里描写了怎样的生活啊！如果一个人坚持这种生活，无论他是谁，它都会渗透进他的生命中去"。他告诉她，对他来说，写作远远比交谈更重要，她将不会像她在韦斯特兰看到的那些漫步街头的爱侣一样幸福，等待她的将是"在一个倔强、不幸、沉默、不满和多病的男人身边过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这个男人"被看不见的锁链锁在看不见的文学上"，一旦有人靠近，他就会尖叫起来，因为来人触动了那些锁链。在这里，"文学"再次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含义。菲利斯曾偶然提到，她将适应他对"写作的癖好"，卡夫卡被激怒了，"这不是对写作的癖好，我最亲爱的菲利斯，写作不是一种癖好，而是我的全部。"他警告她，和他在一起生活就像同修道士在一起生活一样，他每天只能和她一起待一个小时。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考虑到卡夫卡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直到８月２４日，卡夫卡才第一次向他的父亲谈到菲利斯。卡夫卡向菲利斯解释说，父亲是"我的敌人"，然而同时"作为一个男人，我对他的崇拜同恐惧一样多"。和以往一样，卡夫卡发现自己不得不为父亲那充沛的精力所折服。卡夫卡说到菲利斯的事情时，赫尔曼正同往常一样在晚饭后和妻子尤莉玩牌，作为商人，他对菲利斯做出了一番精明的估价--结论是这桩婚事从经济角度来看完全无利可图--并且刻薄地表示他要去柏林，同菲利斯的家人说个明白。如果柏林方面对他提出的这条"无以反驳的反对理由"满不在乎，那么他对这件事就要放手不管了。他可不想除了给两个女婿提供经济援助之外，还要挑起弗朗兹这副担子。弗朗兹对经济上的问题并不在行，但他似乎认真地考虑了父亲的建议。另一方面，尤莉卡夫卡却恳求儿子尽快结婚，卡夫卡已经３０岁了，她可能担心这是儿子告别单身的惟一机会。
卡夫卡决定给菲利斯的父亲卡尔鲍尔写一封信。这是一封特别的信，卡夫卡在其中坦诚而坚定地表明自己并不适合结婚。他强调，"我的整个生命都指向文学"，他已经沿着这个方向"坚持不懈地走了三十年，一旦放弃它我就无法活下去"。在这封信的草稿上，卡夫卡写下了他那句著名宣言："我仅仅是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我不可能、也不想成为其他人"。在给卡尔鲍尔的信中，他说他"沉默，不善社交，孤僻，自私，患有忧郁症，并且健康状况差"。对他来说，家庭生活事实上并不存在："最近几年，我每天同母亲说的话平均不超过二十个字，同父亲只是打个招呼而已……您的女儿天性健康，注定该拥有幸福的婚姻生活，她会同我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吗？"每个父亲都会为自己的女儿着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卡夫卡还又一次暗示，他和菲利斯之间可能结成"爱和友谊的关系，而不是真正的婚姻"，这重复了他对菲利斯说过的要过"禁欲的"生活。
这封信寄给了菲利斯，她最初没有把信转交给她父亲，后来很可能也根本没有这样做。然而，如果她的母亲的确曾偷看过卡夫卡的来信，那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秘密可言了。无论他们是否了解这封信的内容，鲍尔夫妇最终同意了这桩婚事。或许他们急着要把菲利斯嫁出去（她当时已经２６岁了），并且经过菲利斯解释，他们大概也认为卡夫卡过于自责。卡夫卡似乎为了摆脱这场婚姻，故意设置了重重障碍，在他给菲利斯的父亲去信后，他收到了菲利斯那封"珍贵的、自毁式的"信--之所以是"自毁式的"，是因为菲利斯在信中同意嫁给他。他恳求她--偏偏在这个时候--"把我踢开吧，其他一切都会使我们俩毁灭。"几天后，他仍然处在极度焦虑和自责的状态："这是统治所有弱者的法律，这种法律坚持极端的惩罚和极端激进的措施（他刚刚在想像中同她一起经历了一种痛苦的惩罚）。为了写作而放弃人生最大幸福的愿望在凌迟我的身体。我不能使自己获得解脱"。在另一段著名的论述中，卡夫卡提到"我把四个人看作我真正的血亲（我没有在才能上或等级上同他们相比的意思）：格里尔帕策、陀斯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和福楼拜"。在四个人当中，只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结了婚，"克莱斯特在内外的压力下在万湖枪毙了自己，很可能他是惟一一个找到正确解决途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