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承认，菲利斯可能也被吓着了，"你的恐惧和我的一样，都是完全正当的"，但对这一点他并不确定。给菲利斯的信中有许多类似的内容，这让人觉得卡夫卡不免有点虚张声势。他一心追求逻辑，这种追求是那么的决绝、彻底--我们可以说这体现了卡夫卡身上的犹太特征--因此并不受那些不喜欢把话说尽的人欢迎。菲利斯正是这样。他认为自己理应获得宽容："我不相信事情会是这样。因为我爱的是你真实的天性，只有在它反对我的创作时，我才对它怀有恐惧。"他甚至问，她是不是不想遭受"损失"。卡夫卡的无情必然会超出菲利斯的忍受限度。最后，正是这个原因，菲利斯、埃尔娜、格蕾特和厄尼斯特才一起去了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
审判结束后，他们都去了鲍尔家，菲利斯的母亲正在流眼泪，她的父亲"穿着衬衫坐在那里"。两位家长接受了事实，他们"没有说什么，或者说没有说多少指责我的话。我完全是无辜的。"
如果卡夫卡要责备什么人的话，那就应该责备格蕾特，他那么相信她，但她却背叛了他（她为什么这么做？）。卡夫卡回到了可恶的旅馆--那里又热又嘈杂，"像一个锅炉厂"，另外还散发着一种难闻的气味，他甚至还发现了一只臭虫。"捏死它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卡夫卡痛苦地想。这天傍晚，他孤独地坐在"菩提树大街的一条长椅上"，后来又"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夜晚"。次日，他和菲利斯的妹妹埃尔娜一起在布鲁克街上的望景楼饭店吃午饭，埃尔娜眼泪汪汪，但仍然试图让他振作起来。卡夫卡没有再去鲍尔家，只是寄了一封信说："不要把我想得很糟糕。"当晚，他乘火车去了吕贝克。
尤莉卡夫卡完全被这件事弄懵了。她告诉鲍尔夫人，当她收到卡夫卡从柏林寄来的一封说明情况的信后，她"冻成了一根盐柱"。她想看看"那封灾难性的信"--这封信就是卡夫卡写给格蕾特，菲利斯用红笔划出其中的部分内容，并在"审判庭"上宣读的信。尤莉解释说，她的儿子长期以来就不会表达自己的爱："我完全相信他无比温柔地爱着我，但他从来没有表达出来，对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妹妹们也是一样。"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你能想像出的最好的人"，他甚至把自己的钱给办公室里不大宽裕的同事，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尤莉卡夫卡最后用一句简洁而准确的话总结说："可能他不适合结婚，他只是忙于写作，那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这次"审判"的经历尽管十分可怕，但它促成了现代欧洲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１９１４年８月，柏林旅馆的审判结束一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７月奥匈帝国已经向塞尔维亚宣战。战争给卡夫卡一家带来了直接影响，艾莉和瓦莉的丈夫都应征入伍了。家里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动。艾莉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奥培尔特公寓，住进了弗朗兹的房间。他先是搬进了瓦莉在比勒克巷的公寓，随后搬进了艾莉在聂鲁达街的公寓，然后又回到比勒克巷，最后终于在１９１５年３月朗格街找到了自己的安身地。"布拉格的一切都让人沮丧"１，尤莉在信中这样告诉鲍尔夫人（她希望这对恋人能够重归于好，尽管战争开始了，但她仍然盼望鲍尔夫人遵守诺言，来布拉格做客）。
赫尔曼的商店仍然开着，但由于战争，生意十分冷清，他们已经拖欠了奥培尔特公寓半年的预付房租。邮政服务不能正常进行，艾莉和瓦莉不清楚她们的丈夫在什么地方，不能写信联系。卡夫卡本人由于从事必要的公务性工作，获得了免服兵役的权利，他倒是愿意参军，但即使报了名恐怕也会因身体不合格被刷下来。他发现，除了从家里搬出来之外，他每天下午还要去照料石棉厂，但是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写作，这是我为保卫自己而作的斗争"。他去车站为卡尔赫尔曼送行。尽管人们经常引用他在８月２日写的一篇日记："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以此说明卡夫卡对待战争无动于衷，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篇日记仅仅体现了卡夫卡日记的一般特征：他的日记是记录个人思想和自我分析的短文集，不是对战争事件的详细报道，对战争时局往往只是一笔代过。上面那篇提到游泳的日记也并非最典型的例子。他一直关注战争的进展，并为战争的推进和普通人的无能而痛苦。过了一些日子后，他注视着一个炮兵团经过壕沟，留意到一张"待板、沉默、惊讶、专注的黑色脸庞，有一双黑色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