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给了卡夫卡另一个理由，让他感觉自己更像遭到了放逐："我发现在我的内心中只有偏狭、犹豫，我忌妒并憎恨那些在战场上的人们，我热切地企盼一切不幸的事情"。他对布拉格城中的爱国游行运动极为反感--"我带着恶意的表情站在那里"--认为它们是"伴随战争而产生的最令人厌恶的事物之一。"而且，这些游行是由"犹太商人发起的，他们今天是德国人，明天又成了捷克人"。战争爆发了，婚约也解除了，卡夫卡试着重新衡量自己的立足点：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的命运非常简单。描绘我梦幻般的内心生活的意义已使其他一切都成为次要；我的生命可怕地缩减了，并将一直缩减下去。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事情能使我满足……但是，我借以描绘的力量却并不牢靠；说不定它已经永远丧失了……我因此而踌躇……其他人同样踌躇……但我却站在高处，这不是死亡，而是永恒的垂死挣扎。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想死的冲动，卡夫卡时年３１岁，他是在４１岁那年去世的。卡夫卡觉得自己正处在低谷中，不仅如此，他还感到只为了文学而生活，最终可能根本无法忍受。这种生活需要聚敛大量的资源，而这超出了他的能力。斯特林堡那样的人才具有这种力量，他能"通过拳击战胜这种狂暴的情绪"。
返回布拉格以前，卡夫卡在丹麦的波罗的海旅游胜地马林里斯特给父母写了一封信。离开柏林，来到吕贝克之后，他发现自己的旅馆条件很差，并在那里遇到了厄尼斯特韦斯，韦斯显然对他非常担心。随后，他去了特拉夫米德海滩远足，在那里洗了海水浴，然后又同韦斯和他的女友拉斐尔桑查拉一起到马林里斯特浴场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越来越无法思考、无法评说、无法确定事物的真相；无法记住、无法说起、无法分享一种经验；我快要变成石头了，这是真的……如果我不能从某些工作中获得解脱，我就会迷失……我之所以避开人们，不是因为我希望安静地生活，而是因为我希望安静地死去"。他告诉布洛德："我已经抛弃了我那显而易见的顽固，正是这种顽固导致我解除了婚约，我现在只吃肉"。这种反抗造成的结果是他的肠胃功能紊乱，而且又开始失眠了，他终于像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醒悟了："感到我那躺在床上、被虐待被惩罚的身体像是某样陌生而恶心的东西"。在从柏林到布拉格的火车上，一位瑞士妇女坐在他的对面，这让他想起了格尔蒂瓦斯纳，想起了他曾那么单纯地爱着她，这是很多个月以来，"其他人的在场第一次使我感觉到我是一个活人"。７月底，他在日记中信手写下一则虚构的片断，其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名叫"约瑟夫Ｋ"的人物。
在那封从马林里斯特写给父母的信中--这可以看作是《给父亲的信》的雏形--卡夫卡指出，他可能"生活得太好了"。直到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却还过着"一种完全依赖和舒适的生活"，这对他并没有好处，到了锻炼自己的时候了，这同１９１３年他第一次想同菲利斯分手时的情形一样。他不认为他已经年纪太大，不适合再离家独立生活了（"我比我看上去要年轻得多"），坚持说他应该离开布拉格。"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留下来而安排的，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渴望独立。"保险公司的工作虽然安逸，而且给他提供了丰富的薪水，但却令人厌烦。"如果我辞职，离开布拉格，我将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而且我会获得一切。之所以说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是因为布拉格的生活没有任何益处。"他的计划是，离开布拉格，带着他节省下来的５０００克朗，到柏林或慕尼黑生活两年，他不喜欢维也纳，因为那座城市"崇尚不可救药的地方主义"，萦绕着一种"腐朽、巨大的乡村般的"氛围。在这两年当中，他将从事文学写作，创作在布拉格期间由于"内心懒散和外部干扰"影响，而无法"以一种清晰、饱满和一致的风格"写出的作品。
卡夫卡承认，他可能是被这个计划的动人远景迷惑了，"但是可以作为反驳的是，我３１岁了，在这样的年纪是不大可能受到迷惑的。"除此之外，他已经写了"一些东西，尽管比较少，但毕竟为一些人欣赏"，就当时而言，这的确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既谦虚又准确。他并不懒惰，十分简朴，因此这个计划是可行的，不过，他希望在实行这个计划之前得到父母的赞同。或许是他的父母不同意这个计划，更可能是卡夫卡根本没有寄出这封信，总之，他继续留在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