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作品中无疑常常表现出施虐和受虐的特征，这一点小说《在流放地》体现得尤为明显。开始写作这篇小说时，他在爱情上受了挫折，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而他的国家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尽管此时他的写作进展顺利，但这个时期的小说基调不大可能是开朗明快的。
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探险家"或者"旅行家"去参观一处位于热带的流放地，当地的一位军官热情地为他解说惩罚犯人的刑具--"耙子"，并解释说，"无论犯人违背了哪一条戒律，都要用耙子把这条戒律写在他身上。"对犯人判刑是最简单不过的，不需任何审判程序就可以随意做出判决，"我处事的原则是：罪责无可置疑。"犯罪的人并不知道判决结果，甚至对审判这回事毫不知情。"告诉他这种事没有必要。您知道，他会亲身体验到的。"评论者围绕这篇小说进行了一场长期的争论，即卡夫卡是否预见到了欧洲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命运。小说中的军官在用冷酷、平淡的口气谈到那可怕的、处决死刑犯的机器时，不禁会让人联想到纳粹的屠杀营。小说中写到，犯人赤身躺在"刑床"上，等待惩罚机器的针头把自己所犯的罪名写在身上，机器将连续工作十二小时--"最蠢笨的人也会慢慢醒悟"--这让人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门上的那句格言："劳动意味着自由"。流放地的整套机构象征了人为的正义，而支持这种正义的人们都是靠不住的统治者。小说中提到流放地的前任司令官设计了完美的刑罚器具，并制定了惩罚的程序，某些评论家认为这个角色暗示了《圣经旧约》中那个严厉的上帝。当然，这篇小说中也不乏宗教的隐喻。小说原文用"Ｓｃｈｒｉｆｔ"一词描写刻在犯人背上的字，而这个词在德语中就有"《圣经》"的意思。小说的后半部分，军官自己走上刑床受刑，结果机器出了故障，齿轮都掉了出来，军官被刺死了。他的面孔"一如生前，看不到一丝死后赢得的解脱。"在这里，所谓惩罚是赎罪的方式、痛苦是人类获得拯救的方式等观念都被消解了。卡夫卡经常采用戏剧化十足的叙述方式--早期的电影、表现主义画家和作家以及意第绪语戏剧都具有这种特征--但这篇小说所体现的残忍、野蛮却是极为特殊的。
１２月，卡夫卡写完了--这个词用在这里仍然是不准确的，因为这部小说并没有真正完成--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审判》。１９２５年，即卡夫卡去世的第二年，在马克斯布洛德的努力下，这部小说的未完成稿才首次出版。它可能是大多数读者最熟悉的能够集中体现"卡夫卡风格"（尽管这个词经常被那些从来没有读过卡夫卡作品的人滥用）的小说，因为在小说的一开始，主人公一觉醒来，突然被法庭派来的人逮捕了，从此他就进入了一连串错综复杂却毫无意义的事件当中。卡夫卡开始写作这篇小说时的心情状态同小说内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联系。同菲利斯的长期纠缠--而且这个时候仍未结束--使卡夫卡感到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同约瑟夫Ｋ一样，被某种不知名的、邪恶的权威或法律判决，为他不曾犯下的罪过而受到惩罚。卡夫卡在父亲面前一直觉得自己有罪，尽管《给父亲的信》对赫尔曼的评价不够公平，但他的确从未特意对儿子表现出自己的爱，也从未鼓励过他。卡夫卡总希望能够取悦父亲，让父亲感到他有着同他一样多的体力、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处事才能。长期以来，他不能同周围的世界和谐相处，不能爱上自己的工作，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结婚，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尽管他常常光顾疗养院、注意饮食、开着窗户做裸体体操、划船、游泳），不能安然入睡，不能正常地休息。最后，尽管写作是他获得解脱、实现自我的惟一方式，是生活的惟一目标，但写作并不总能帮助他摆脱挫折感和罪恶感。临终时，他的遗愿是毁掉自己未发表的作品，以消灭那些失败的尝试，因为对他来说，以写作的方式走完一生已经足够了。
在《审判》中，约瑟夫Ｋ在３０岁生日的早晨醒来，突然被宣布逮捕。小说开篇第一个句子非常低调，英语国家的读者大多熟悉埃德温米尔和威拉米尔夫妇的翻译："一定是有人说了约瑟夫Ｋ的谎话……"，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一定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Ｋ"，如此开篇便进入了正题。约瑟夫Ｋ既没有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提出异议，他只是想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而且一直没有弄清楚。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在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中受到审判的卡夫卡，面对责难，他一言不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竟然会遭到这样的指控。约瑟夫Ｋ最初相信自己能够以智取胜，说服那些前来逮捕他的人，如果把《审判》理解为卡夫卡与父权之间的矛盾，我们就会发现约瑟夫Ｋ的这种反应同卡夫卡徒劳地希望取悦于父亲的行为（见《给父亲的信》）之间存在某种相似之处。当然，约瑟夫Ｋ没能在看守面前为自己洗清罪责，因为一切都是对方说了算，而这正与卡夫卡在现实生活面临的困境相似。因此可以说，这部小说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现实，与此同时，它又隐含着更深一层的抽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