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Ｋ在自己房间被捕的一幕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督察一会儿摆弄火柴，一会儿比较五个手指的长短--局促逼人的室内环境与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居住环境相似：阴暗的走廊，从门下投射进来的光线，隔壁房间中的声响。约瑟夫Ｋ虽然被逮捕了，但他仍然可以去银行上班--卡夫卡虽然受到家人的责难，但他还是得像往常一样，过着一成不变的、让人心烦的日子。审讯将在僻远的郊外举行--有趣的是，在小说中，约瑟夫Ｋ是在银行里（对银行的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夫卡所在的保险公司）通过电话（电话正是卡夫卡所厌恶的）得知这个消息的。约瑟夫Ｋ在去法庭的路上遇到了一些穷苦的人，他们的原型大概是卡夫卡在工作中或者在石棉厂中见到的穷苦工人。初次审讯时，约瑟夫Ｋ注意到会议厅里的听众分席而坐，有的在左侧，有的在右侧，右侧的听众对他的辩解反应热烈，似乎很容易争取过来。但很快他就发现他们所有人都带着徽章，是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正像格蕾特一样，起初她似乎站在卡夫卡一边，但最后却成了检举他的人）。
一开始，约瑟夫Ｋ的声音充满了自信，甚至带着几分傲慢，他满意地看着别人把自己的话记下来，然而，他慢慢发现到场的每一个人都同他对着干，越来越感到不安。"大多数被告都很敏感，"约瑟夫Ｋ听到有人这样说，他的疑心更重了。审讯室里的污浊空气令约瑟夫Ｋ窒息，而审判他的官员们却受不了新鲜空气。"鞭笞手"是小说中颇为奇怪的一段故事，约瑟夫Ｋ发现逮捕他的两个看守（弗郎兹和威廉）在接受鞭刑，原因大概是他在不经意间向预审法官告发了他们，这个情节增强了小说的复杂性。
如果说这幕场景中隐含着施虐－受虐的性因素，那么整部小说简直可以说充满了混乱的性描写。比如，小说中的人物莱妮是卡夫卡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她对待性的态度大胆而开放。在整部小说中，主人公约瑟夫Ｋ一直希望通过女人获得拯救，但这种企图从来都没有奏效。当然，拯救并不存在，罪责也是无法逃脱的，尽管没有人清楚罪责产生的原因。
小说的第九章《在大教堂里》，约瑟夫Ｋ对神父说："但是我没有罪……这是一场误会。一个人怎么会有罪呢？毕竟，我们都是人，每个人都和别的人没什么两样。"神父回答："每个有罪的人都这么说。"神父说，约瑟夫Ｋ误解了事实真相："判决不会是突然做出的，诉讼的进展会逐渐发展到判决阶段。"神父还警告他说，不要向其他人寻求帮助，尤其是女人们，但约瑟夫Ｋ反驳说："女人有很大的权力。如果我能发动我认识的一些女人，共同为我的案子出力，我就一定会取胜。"接着，神父指出，约瑟夫Ｋ其实一直都在欺骗自己，神父讲了一则寓言（１９１４年１２月，卡夫卡在日记中第一次写下了这篇寓言，名字叫《在法的面前》）：一个乡下人想走进法的大门，却总是被守门人拒绝，他只好长年累月地在门口等待。后来，他渐渐老了，临死时，他问守门人，既然所有的人都努力到达法的跟前，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要求进去。守门人回答说："这道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得去，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神父对这则寓言的意义进行了冗长而近乎诡辩的阐释，最后总结说："一个人不必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只需相信一切都是必然的。"约瑟夫Ｋ指出这是一种悲观的思想："这是把谎言变成了世界的普遍准则。"约瑟夫Ｋ同神父告别时发现，后者是监狱神父，因此是属于法院的，神父对约瑟夫Ｋ没有任何要求："法院对你一无所求。如果你来，法院就接待你；如果你要走，法院就放你走。"
小说的最后一章，约瑟夫Ｋ被两名刽子手带去刑场，在路上遇到了比尔斯纳小姐（在原文中，比尔斯纳小姐的名字的首字母缩写是Ｆ．Ｂ，与菲利斯的姓名缩写相同），他想："我现在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将清醒的理智保持到底。"刽子手拔出屠刀，约瑟夫Ｋ瞥见采石场附近一幢房子的窗户突然打开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猛然举起双臂。那是谁？是一个朋友？还是一个能提供帮助的人？是不是还有一些有利的证据忘了提出来？"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可是它无法抗拒一个希望继续活下去的人。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法官究竟在哪里？他从来没有到过的高级法院又在哪里？"约瑟夫Ｋ最后的话是："像一条狗似的！"--卡夫卡在柏林被菲利斯拒绝时有过同样的感受--"好像他虽然死了，这种耻辱却依然存在于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