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卡夫卡回到布拉格，再次向保险公司提出退休申请，但依旧被拒绝了。在此期间，他同菲利斯见了最后一面，还去看了皮克医生，后者强调，卡夫卡在道义上有权提前退休，并赞同卡夫卡做出的不结婚的决定。卡夫卡提出解除婚约的理由是自己患了肺结核，但这显然掩盖了一些更为尴尬、隐秘的问题。回到自己的家中，卡夫卡不得不忍受父亲对奥特拉的呵斥，父亲责怪她说，她待在农村里有不少吃的东西，日子过得倒是不错；她真该像他以前那样尝尝饥饿的滋味。卡夫卡安慰奥特拉说，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的父亲仅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就是我们太过安逸了……他只知道用饥饿、缺钱，也许还有疾病来考验我们"。卡夫卡承认在父亲的立场上也包含着真诚，"也有一些善意"，并且意识到只要他和奥特拉在经济上依赖父亲，那么"我们对他的反抗就会受到限制，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向他让步……在这个领域，某种远远高于父亲的、远远高于那个不爱我们的父亲的事物在通过他的嗓音说话"。卡夫卡说，他们的父亲事实上是家长制以及抽象权力的化身，这是他们所不能抵抗的。１１月底，奥特拉曾回了一趟布拉格，把卡夫卡得肺结核的消息告诉了父母，那个爱他们的父亲、真正的赫尔曼，虽然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如何表达他的爱，也曾实实在在地为儿子担心。奥特拉不得不安慰赫尔曼说，他的儿子在曲劳有足够的食物吃，没有什么危险。
不久，卡夫卡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要同父亲说个清楚，他选择了他所知道的惟一一种方式：写作。《给父亲的信》是在与奥特拉的交流中成形的。与此同时，他渴望逃离布拉格，回到那个被白雪覆盖的村庄曲劳，那里的景色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他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中描写的乡村风景。
第3部米伦娜
奥特拉和她的哥哥卡夫卡曾在曲劳的农庄门口拍过一张照片，在这张保留至今的照片上，我们看到奥特拉同乡下姑娘一样身穿粗劣的黑色长裙，系着皮质腰带；弗朗兹却衣着考究，仿佛刚刚从布拉格市中心上等咖啡馆里走出来一样：脚上穿着亮闪闪的皮鞋，身着合体的大衣，而且衣领整洁，戴着领带和帽子。他笃信新鲜空气对身体的益处（气温达到零下八摄氏度时，他照旧开着窗户睡觉），同时相信体力劳动是高贵的，在曲劳，他似乎并不为农业和畜牧业操心，而是更多的追求一种优雅的生活趣味。
１９１８年初，卡夫卡同他大学时期的好友奥斯卡鲍姆一起回到曲劳农庄，当时结婚七年的奥斯卡正面临婚姻危机。顺便提一下，奥斯卡不会说捷克语（卡夫卡认为，在波希米亚乡村生活，不懂捷克语会给双目失明的奥斯卡带来不便）。卡夫卡能够流利地使用捷克语，这一点与他那些在布拉格说德语的朋友不同--不过布洛德也是一个例外，他曾以鼓励捷克作家和作曲家创作而闻名，比如雅那切克。奥斯卡在婚姻上遇到的麻烦触痛了卡夫卡的旧伤疤。奥斯卡离开后，卡夫卡给布洛德写信说："奥斯卡在婚姻上的不幸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婚姻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卡夫卡又一次阅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这大概是他在这个时期主要做的事--卡夫卡从修辞的角度评论说，他是"用最尖锐的笔……充满憎恨和厌恶地书写"，他的书"会把你驱赶到绝望当中"。当时，布洛德和另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婚姻也出现了问题。于是，摆在卡夫卡面前的是两桩不幸的婚姻，而且都是作家的婚姻，克尔凯郭尔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卡夫卡对这种婚姻上的冲突完全理解。他对布洛德说："你曾说过，我接近性生活的更深层面，在这一点上你是正确的，我也这样认为"。３４岁的卡夫卡有过短暂的性关系，但他从来没有同一个女人形成过持续稳定的性关系。他继续阅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十分钦佩后者那轻松而流畅的书写--"当然不能说他是消极的……过分的积极令人讨厌"，他重新阅读《恐惧和颤栗》，并订购了一本克尔凯郭尔的《人生的驿站》。在《恐惧与颤栗》中，克尔凯郭尔写到亚伯拉罕甘愿把自己的独子以撒作为祭品献给上帝，这在常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克尔凯郭尔讨论了这个故事深刻的伦理内涵，这是一本不大容易让人接受的书，因为在普通人和亚伯拉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后者"荒唐地"献出了自己的儿子，完全出于对上帝的虔信，而这种虔信是超乎伦理之上的。卡夫卡在婚姻问题上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似乎并不赞成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那种绝对的"积极"，不过他赞赏后者所强调的个人伦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