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劳时，卡夫卡曾在笔记本中写下了一种有趣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构想，这个构想可能来自于他上大学时的一些观点，他年轻时曾多次参加布拉格的政治会议，一言不发地坐在后排聆听。这是一份"穷苦工人兄弟会"宣言，其成员一无所有，仅仅依靠生活必需品过活。"其他一切都属于穷人"。兄弟会的成员每周只工作两天，赚取勉强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生活节约简朴，吃得也很少。他们将和雇主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出了问题不需要诉诸法庭，国家向他们提供全面的福利保障。兄弟会成员限制在５００人以内，内部实行无政府主义公社式的自我管理，必要时每个委员会都可以同中央政府沟通。所有成员继承获得的财富归兄弟会所有，并将用于福利供应。这种听起来十分先进的制度也有它的局限：兄弟会的成员都不能结婚，女人不得进入这种带有实验性的平均主义公社。
卡夫卡告别了乡村那停滞的生活，这让马克斯布洛德很高兴，１９１８年夏天，布洛德偶尔会在下午去果园看望卡夫卡。根据布洛德的说法，他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是战争和学习希伯来语。卡夫卡从１９１７年５月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他去曲劳后就中断了，直到返回布拉格才重新开始。然而，布洛德觉得卡夫卡在这个时期有点自闭，他似乎想保护自己所剩不多的力量，只把精力集中在"真正擅长"的事情上，这意味着把朋友们排出自己的生活以外。"作家是通过作品接受检验的"，卡夫卡这样告诉布洛德："我认为一个由生气勃勃的思想统治的世界是可能的，在这个世界中，艺术占有我从未听说过的，但却本应属于它的地位。"卡夫卡再一次为自己树立了严谨的艺术标准。他似乎接受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失败--这种失败以失败的婚姻为象征--决定把余生都用在创作上。
这年夏天，他去波希米亚出了几趟差，他经常去看皮克医生，据后者观察，他的健康状况相当不错。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去了伦堡附近弗兰肯斯泰因的一家疗养院，这家疗养院是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人开办的。他事后向费力克斯韦尔奇讲述了这次经历，并说他再也不去那种地方了。９月，他在布拉格东北部六十五英里的特瑙的一家旅馆（由于战争，当时很多旅馆都面临倒闭）住了下来，尽管没有足够的黄油和牛奶，但他喜爱附近美丽的森林，"同玛丽亚温泉市的森林一样好"，当地盛产的苹果和梨也让他胃口大开。战时的物资匮乏甚至对出版社也产生了影响，卡夫卡得到通知，由于缺少铅字，《乡村医生》将延迟出版。不过，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
１１月底，久违的和平时期到来了。卡夫卡和成千上万的人们一样染上了肆虐世界的西班牙流感。他的母亲陪他到波希米亚北部利博赫附近的山村谢列森休养，那里风景秀丽，而且生活费用便宜得惊人。整个１２月，他一直留在那里，圣诞节期间他回了一趟布拉格，１９１９年１月２２日又返回那里。在他得流感期间，哈普斯堡皇室的统治被推翻了。１０月２８日，布拉格成立了战后临时政府，１１月１１日，奥地利皇帝正式退位。三天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宣布成立，托马斯马萨里克当选为第一位共和国总统。弗朗兹卡夫卡变成了捷克公民。捷克共和国成立后，很多说德语的布拉格人因为同皇室关系密切而受到剧烈冲击，由于卡夫卡能够熟练使用捷克语，他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旧留在保险公司工作。１９１９年１月，大国首脑在凡尔赛举行和平会议，商讨欧洲的前途命运。卡夫卡从谢列森给奥斯卡鲍姆写信说："我在这里，这是我在乡下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他的健康状况尚好，没有发烧，呼吸不太困难，咳嗽得也比较少，但是他的肠胃不大舒服。
１９１９年１月，卡夫卡结识了和他同住在施蒂德尔公寓中的朱丽叶沃里泽克。她的父亲是布拉格的鞋匠，同时还是犹太教堂的仆役。从今天留下来的照片看，朱丽叶远远比菲利斯鲍尔漂亮。卡夫卡向布洛德描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