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了笑解释道：“文明户指的是精神文明，包括家庭和谐、讲究卫生等等；而勤劳、有产业的就可以颁发创业奖。我们全家都很勤快，农业上一年可以收入几千元，过去不带娃娃时种草莓可以收入1万多。我爱人不打牌，天天骑自行车到12公里外去种庄稼，说是锻炼身体。我们整个小区内打麻将的也不多，老人们有的搞竹编，有的编草帽，老太婆们摆龙门阵时手里都在编草帽辫，年轻人出去打工了，老人们在家也忙得很。小区里很和谐，大家素质提高了，都很爱干净，没有吵嘴打架的。3年了，我们这里只发生过一次偷盗，还是外面的未成年人到小区来偷东西，后来破案了。”
说话时，有人送来了新出版的《双流报》，是县政府免费送给每家每户的。这又是双流县在建设新农村中让人想不到的新举措。
谢绿蓉还介绍，小区成立了专门的管理委员会，住户们每月每平方米交一毛钱物管费，请了四个清洁工，负责打扫清洁，维护小区的环境，小区里备有垃圾桶，垃圾专人负责集中拉走，还有警务室和医疗站……“城里人都羡慕我们哩，一个北京的报社社长参观后就说‘你们住的是部长级的连体别墅……’我们这里最先烧气，现在城里有些地方还办不到。自来水也通了，和城里一样。但我们这里比城里安逸，比城里舒服。娃娃两岁大就会爬健身器了。你说怎么样？”
迎着我羡慕的目光，谢绿蓉又高兴地邀请我参观她的后花园。花园不大，种满了豇豆、豌豆、辣椒、茄子和番茄等蔬菜，还有蜀葵、海棠、石榴和桂花等花木，篱笆也是由鲜花组成的。蜀葵正在开花，粉红的花朵非常灿烂，正如谢绿蓉的笑容，也像她幸福的生活，深深地印进了我的心里。
◆我的腰杆挺起来了
“我的腰杆挺起来了！”当我向郫县安德镇交通村村主任张家林了解安置小区的情况时，他竟充满感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这句话最初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大概由于我不是个农民，便从来没有体会到他作为“二等公民”在心灵深处的那种悲哀、无奈和不平。
张家林是一位五官端正、身材魁梧、刚刚跨进40岁的“帅哥”，但一提起过去的生活，他的脸上便会出现一种十分复杂的表情。他回忆起了过去有些城里人对农民一些带侮辱和歧视的称呼，诸如“弯脚杆”“硄子石”“豁皮”（对农民的蔑称）等。他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大家都知道“劳动创造了世界”，但由于体制和政策上的鸿沟，农民始终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改革开放后虽然在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但农村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城市人在心理上有一种优越感，而许多农村人却有一种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像毒蛇一样啃啮着人们的心，似乎只有通过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毕业后跳出“农门”，才是农村人唯一的出路。
“我的姑姑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这是全家人的骄傲，但我却常常觉得她和我似乎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张家林叹着气感慨地说。
由于家庭贫穷，张家林16岁初中毕业后就被迫到成都打工，最初是每天1.7元钱的泥工，后来又去餐馆，每月有了30元钱……到后来，聪明的他和许多进入城市的农民一样，自己做小生意，开小餐馆、办标牌厂、搞广告公司，挣得了一些钱，结了婚，也盖起了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楼。
然而，小楼的四周仍然是贫穷的农村，小楼虽然漂亮，但却没有天然气、自来水和光纤，没有快捷的信息通道，四周也没有宽阔平坦的道路。在和城里的生意伙伴们聚会时，敏感的张家林仍然感到自卑。
“直到2005年搬进了集中居住小区，我的腰杆才硬了，”张家林的脸上浮上了微笑，“在朋友面前，我的腰杆挺起来了！那时一听要搞工业园区，搞‘三集中’，老百姓便强烈要求拆迁，要求搬家，巴不得能马上享受城市人的生活。现在，我们的小区就在城镇上，有天然气、自来水、光纤和物业管理，我仔细算了算，我们的绿化面积比城里的小区大得多，房屋的密度比他们小。总之，我们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而且居住环境比城里人更好！说句老实话，我们农村和农民是统筹城乡最大的受益者。”
张家林的话让我的思想震动，过去我只想到搬进小区是让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却没有想到，在“人格”上、在做人的尊严上，搬进小区对他们也是如此重要。
什么叫“让农民过着有尊严的生活”？什么叫“让农村共创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我想这应该是具体的体现之一。
安德镇在搞中国川菜产业化园区之初，为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曾大张旗鼓地动员农民迁入新建的小区，张家林的小楼正好在工业园区规划的面积之内，于是便进行了拆迁。
拆迁的政策十分优惠，农民原有的楼房每平方米赔偿280元，林盘、青苗、猪圈、围墙等都要进行赔偿；而小区的新房每平方米价格也是280元。拆迁后每人可购35平方米新房，两者相抵，拆迁户还会剩下几万元用来装修。张家林原有的小楼面积约两百平方米，5口人便分得了175平方米。
正如张家林所说，新房就在安德镇街上。门前的马路四通八达，小区附近有超市、宾馆、药房和餐馆，还有一所著名的职业高中和两所大学；小区内有美丽的花园、健身广场、篮球场。绿化带上种植了大面积的桂花、海棠、桃树、金叶女贞和红叶李……高高低低，红红绿绿。对现有的新房和小区的环境张家林感到十分满意。
除了居住环境，让张家林感到满意的还有社保。“土地征用后上面就给农民买了社保，这是真正的好政策！男60、女50或55岁（2010年后女也是60岁）以后每个月可以领到七八百元养老金。说句老实话，我都没有每个月拿几百元给父母亲……征了土地的有社保，没征用土地的，和城里人一样，也可以购买养老保险，交得多领得多，解决了老龄化问题，过去是‘养儿防老’，现在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了。在医疗方面，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补充保险，也解决了农民因病返贫的问题。”
“拆迁的农民得了好处，没有拆迁的呢？”我问道。
“没有拆迁的也得了很大好处。产业化园区建设后，几十家企业投了产，很多农民经过培训进厂当了工人。就说自己种地吧，过去我们这里很多村连路都没有，卖粮卖菜都很困难。有个姓方的种菜大户，单是雇人拉菜，每亩地就要花去400到600元。现在路好了，收菜的老板可以把车直接开到菜地边，再也不用雇人拉菜了。交通改善后土地也增值了，过去1亩地的租金只有300元钱，现在提高到800斤大米了。”
我问，现在的农村还有没有问题呢？张家林坦率而尖锐地回答：“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搬进小区并不等于就变成了城里人。不光失地农民要提高素质，整个农村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否则整个社会的水平也不会提高。”
在担任村主任之前，靠做生意，张家林一年有十几万元的收入，担任村主任后，由于工作忙，他已经把公司承包给别人了。村主任的工资是每月530元，另外的500多元到年底视任务完成情况而定，用车、打电话都靠自己掏腰包。农村基层工作直接面对千家万户，矛盾很多，特别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时，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长远利益都息息相关，矛盾更大量涌现，村干部挨骂已是家常便饭。再加上现在的村主任主要是为村民们服务，财务开支以及各种重要问题都要交村民大会或议事会讨论，大家签字后才能进行。因此，有时他也认为“这个主任没当头”，但反过来一想，这活路总得有人干，既然大家信任，选举了他，就还是得好好干下去……
◆我的龙门阵摆不完
傍晚，我走进了张家林住的居民小区。小区一片祥和的景象，年轻人在篮球场上打篮球，儿童们在花园里追逐着嬉戏，老年人坐在一起聊天。69岁的老大爷刘祖贵听说我是来了解统筹城乡的，便凑上来热心地邀请我到他家里看一看，并且说：“我的龙门阵摆不完！”
这一句话引动了我的好奇心，便去到了刘大爷的家里。他家也是建设产业园区时被征地拆迁的。拆迁前有220平方米的小青瓦平房，老两口、两个儿子、两个孙子都住在一起。拆迁后分家了，两个儿子各分得了105平方米的三居室，他和老伴儿的住房是71平方米。由于面积增加，全家找补了3000多元。
刘大爷的住房是全装修的，还吊了顶，安装了豪华的灯具，房里沙发、电视、博物柜样样齐全。家里没有人——老伴儿晚饭后出去散步了，这也是农村人近年来养成的新习惯。
刘大爷摆起了他的龙门阵：
“过去我们家难得吃一回肉，老婆白天在地里干，和男人一样手里拿根扁担，晚上还得熬夜给娃娃们做鞋。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买一个‘锅盔’（一种面饼）都得分成四份，根本不够吃。每天从清早做到天黑，年底一算账还‘倒挂’。女儿要上学，连学费都交不起……”
“我原先在电站工作，1960年从电站回来结婚，当时家里真是一贫如洗。妈的眼睛看不见了，家里的房子也拆了当柴烧……我用三块石头支了口锅，用树枝丫搭了个‘叉叉房’……老汉儿是推‘鸡公车’（川西平原上的一种手推独轮车）的，66岁死了。姐姐害了肿病，40多岁就死了！现在看见小区里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过得快快乐乐，我就想起了他们……
“我曾经修过五次房：修叉叉房结婚，以后修‘花花穿’——穿斗房，再以后盖的房被火烧，最后修了小青瓦房……老乡（当地人对‘老婆’的称呼）人虽然勤快，但家里还是每年到腊月间就没粮了。‘文化大革命’中有农民偷偷拿自家的鸡蛋、布票进城换点粮票，我也换过。有个女人悄悄进城卖鸡蛋，被市管会抓住了，说她投机倒把。女人想不通，最后竟跳了河。我们把她捞起来时，已经死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日子才慢慢好了起来，可以做生意了，我便在路边开了个小餐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苍蝇馆子’。”
提起现在的生活，红光满面的刘大爷表情便生动起来，嘴角挂着微笑，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情。“原先我们住的地方像个烂泥塘，一出门便是烂泥巴，下雨天即使穿胶靴都不行。现在呢，一出门就是水泥路，离街又近。我不开餐馆了，早晨起来后就做做老年操，早饭后上街买点菜，下午打打牌，老乡晚饭后还要出去转转，像城里人一样散散步，回来再看看电视。穿的衣服两三天一换。家里电视、冰箱、饮水机啥都有。过去一个月吃顿肉，现在是隔顿不隔天，天天都可以吃。老人们个个都养得白白胖胖的……”
70左右的刘大爷还骄傲地说：“至今我也没闲着，我被大家选为小区里的‘栋长’了！”
“栋长”，顾名思义就是一栋楼的业主代表，不是“官职”，主要是进行公益性服务。刘大爷的任务正是如此，除了监督小区的环境卫生外，还负责小区的保卫工作。
刚进小区时，散漫惯了的庄稼人对环境卫生并不讲究，“不干不净，不生毛病”本是一些人的口头禅。垃圾靠风吹，污水靠蒸发，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折花木的人不少。后来小区便雇了三个保洁工和一个“劝说员”。劝说员是小区内的住户，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300来元报酬，但在劝说员和“栋长”们的说服、监督下，住户们终于逐渐养成了爱护环境卫生的习惯。整个小区变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了。除了“卫生”，还有个“安全”问题。过去小区里“贼娃子”很多，外贼和内贼相勾结，住户们防不胜防，经常丢这丢那。这个拥有500多住户的小区，共有汽车170辆左右，曾一个夜晚丢了两部，一个月内连续丢了好几辆；自行车和电瓶车丢失得更多，曾一夜丢了6辆。社区每月花8000元请了10来个保安，并且包吃包住，仍然无济于事。后来保安们嫌责任大、工资低，竟干脆辞职不干了！
怎么办呢？经大家研究，便把责任交给了6位栋长，由他们日夜巡逻，解决治安问题，工资仍然是每人每个月800元，只是不包吃住。6位栋长的年龄都是50至70岁，对村里的情况很熟悉，他们纷纷找有“前科”的人摆龙门阵、“打招呼”，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与此同时，又执行了严格的巡逻制度。白天3个人值班，晚上还有3个人通夜值班，每隔10分钟便巡逻一次。采取这些办法后，效果十分明显，社区已经半年多没有丢失过财物了。
过去刘大爷家的土地是以租代征，每年每亩地可以得到400公斤大米和350公斤小麦的租金。但多年来已经离开农业生产的他，一直想把土地干脆出让。2010年元月，便以每亩25800多元的价格“卖”给了征地部门。夫妻俩2.6亩多地，一人拿到了4万多元现金。拿到现金后，除剩下3万多元外，两人花5万元买了养老保险。从交费的第二个月起，每人每月便领到了700多元的养老金。
对于“卖”掉自己的承包地，两个儿子并不同意。他们看得更远，认为土地还有很大的增值空间，想等以后土地增值后再处理，但刘大爷有自己的道理，他对儿子们说：
“我们苦了一辈子，儿子结婚、女儿打发都靠我。办喜事时哪回不是摆了20多桌？现在我们老了，要是不卖了土地买社保，让你们俩每人每月拿出500元给我们，恐怕3个月后你们就得闹离婚！买了社保，我们活得逍遥，活得开心，也不会给你们增加负担。又有啥不好？”
儿子们想想父亲的话确有道理，也就默认了。
刘大爷说：“现在村里的老年人绝大部分都想通了，都愿意让出自己的承包地。过去很多家庭都是为了钱吵嘴过孽（闹纠纷），儿媳往往对老人不好，老人们吃受气饭，很造孽（可怜）。现在有社保后，小的对老的态度变了。话又说回来，我们眼睛一闭，财产还不都是他们的。”
刘大爷的话说得很透彻，他是一个智慧的老人。
现在刘大爷老两口过得幸福，孩子们的生活也不错，两个女儿和女婿都在企业里打工，一个儿子开歌城，另一个儿子搞装修——遗憾的是，这个儿子的媳妇患上了一种疑难病，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花了1万多元，出院后仍然每半个月就要到医院去一次。由于有社保，报销了一部分费用。村委会曾想让他们家吃“低保”，但被儿子拒绝了。儿子说：“我们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