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
（第一节）夏朝法律制度
一、中国法的起源
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苦干万年的无阶级、无剥削的原始社会，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部落，先后由母系氏族公社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从此之后，私有制发生、发展起来，剥削、阶级以及特权等逐渐形成，原始社会开始走向解体。在私有制和阶级逐渐形成和掠夺战争不断进行的过程中，氏族首领的职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从氏族的公仆变成了统治整个氏族的权威。例如，禹在出兵攻打三苗之前的誓师会上，俨然以国王的口气发号施令。会稽大会时防风氏迟到，被禹下令处死。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不再是血缘关系，而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
至公元前21世纪，夏启破坏民主“禅让”制，夺取政权建立夏王朝，确立王位传于世袭制度，从此我国历史便出现了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中国的国家和法律制度正式形成。
关于中国法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说中国法取自“三苗”，认为有苗氏最先制定了法律。苗族是中原以外的一个先进部落，该部落最先摆脱了神权的束缚，制定了肉刑。有的认为“刑（法）起于兵”，认为中国古代不仅法与刑不分，兵与刑也不分，用战争惩罚来论证法的起源。中国在进入阶级社会前后的一段时间，发生了多次较大的战争，关于上古时代战争的有关描述，史不绝书，如：黄帝蚩尤之战，黄帝炎帝之战，夏和有扈氏的战争。约束军队，奴役和剥削俘虏都需要刑（法）加以管束和镇压，刑起于兵在古代影响极大。关于法的起源还有刑（法）以定分止争的观点，刑（法）起于“性恶”说，刑源于天说等等。
上述观点，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没有揭开关于法起源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私有制和阶级形成以及阶级斗争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差别逐渐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出现了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激烈斗争。因此，犯罪和法与罚的种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人们由平等关系变成了阶级对立关系，于是国家制定和认可了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要素的特殊行为规则，最初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为法律。
中国国家和法律起源于夏朝，其主要依据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王位世袭制度的确立。禹死之后，他的儿子启袭位，正式废弃了“禅让”制，确立了王位世袭传于制度。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大变革。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夏启成为中国第一代国王。
第二，夏已经开始按地域划分统治区域。按地域标准来划分其统治下的居民，是国家和旧氏族组织不同的第一个特征。夏启曾将其征服的地域划分为“九州”，设“九牧”为九州的地方长官，开始形成新的行政区划。
第三，夏朝已经建立了贡赋制度。为了维护国家活动所必需的开支，以及满足奴隶主贵族们的淫奢生活需要，夏朝开始向周围被征服的部落征收贡赋。尽管夏代的赋税制度还比较简单，但它的出现却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因为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
第四，夏朝已建立了完备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职官以及监狱制度。夏朝的法律制度，也伴随着国家的正式形成而产生，并不断发展。
中国国家和法的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第一，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浓厚的氏族血缘色彩。无论在国家组织上还是思想观念中，都带有浓厚的血缘色彩，也就是说，在中国国家形成之初，在外部形态上完全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却依旧在一定程度上按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地位，并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方式来管理和组织社会。这一特点深刻影响到以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第二，中国在国家形成之初，以家长制的集权统治为基本统治方式。这是浓厚血缘色彩带来的又一特征。夏国家的产生是以王权专制为特征，而不可能出现西方雅典式的民主制。夏朝法律从一开始就是维护王权的，因此以后几千年中国的政治，即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为基本模式。传统的法律制度偏重于调节社会的手段，这是因为浓厚的血缘色彩，以及相应伦理关系的存在所带来的特点。在早期的中国社会中，法律和道德之间缺乏明确的分界，二者为表里，这一现象对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法特征的形成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国家和法的最终形成。从此，开始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不断积累、不断完善的历程。
二、夏朝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禹刑
夏朝的法律，古文献中称之为“禹刑”，由于缺乏原始史料，我们很难详细了解夏朝的具体法律制度，只能从一些古书上的记载进行分析。《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汉书·刑法志》记载：“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作肉刑。”‘这里所说的“德哀”和“乱政”，可以理解为奴隶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以及坚持氏族旧传统的集团反对阶级秩序的斗争。）禹刑，不一定指禹时制定的刑法，也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而是泛指夏朝的法律和刑罚，以禹为名表不对夏族杰出祖先和开国之君禹的怀念和尊敬。至于典籍中所说“夏刑三千条”、“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等等，有些虽然是后人的附会，但是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夏刑的规模。关于“禹刑”的具体内容，我们无法确切认定，我们只能通过片断的记载，来分析当时的法律状况。
夏朝的法律，大多属于代代相传的习惯法。原始社会的习俗，经过统治阶级的精心选择，或予淘汰，或改造为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习惯法。只有在奴隶制国家的支持下，才有可能赋予氏族社会的某些习惯以法律的性质。从夏朝法律的整体上看，夏王的命令也是重要的法律形式。
（二）主要罪名
《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凡“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这是说夏朝已经有了强盗罪、贪污罪和杀人罪的罪名，根据夏代皋陶的刑法，凡属上述三者均处死刑。
“不孝”罪也是夏朝一项重要的罪名。由于夏朝是早期奴隶制国家，氏族血缘关系还有很强的约束力，所以严惩不孝罪。特别是因为提倡孝道，是治理人民的一个有效手段，因此后来的统治者没有不重视的。
夏朝《政典》里有一条“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的规定，即要求官吏执行任务时必须严格遵守命令或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关官吏职务犯罪的最早记载。
除此之外还有“不用命”、“不恭命”等罪名，即不遵守王命。
（三）刑罚原则
夏朝随着统治经验的积累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刑罚原则。“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就是一条被后世传诵的刑事政策原则。辜是罪，经是常法，也就是说宁肯不依常法审案，也不能错杀无罪的人。这条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刑法原则，由于审慎用刑而又不拘泥于条文，曾为后世所传颂。
三、五刑
五刑，是指奴隶社会长期存在的墨、劓、刖、宫、大辟等五种常用刑。这五种刑罚由轻至重，构成了中国早期法律中完备的刑罚体系。
墨刑，在犯罪人额上刺字，然后涂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它既属于伤害肌体的身体刑，又属于一种耻辱刑。墨刑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
劓刑，割去犯罪人的鼻子。在早期古代民族，毁掉人的器官是最常见的惩罚手段，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刑罚方法。
刖刑，挖去罪人的膝盖骨。
宫，毁坏罪人的生殖器官。
大辟，是死刑总称。在夏商周之际，执行死刑的方法很多，通称为大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