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公元1840年）
（第一节）清朝立法概况
一、清朝的立法活动
满族人关前曾颁布了一系列军政法令，但总体来说仍处于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的阶段，法律制度比较简单。人关以后，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原有的简单旧律已经不能适应清朝统治全国的新形势，很快便开始了法律的创制工作。
（一）大清律的制定
1.《大清律集解附例》
顺治元年，在遵行“故明律令”的基础上参酌时益，进行立法，至顺治四年（1647年）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颁行全国，这是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这部法典“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实际上无异于明律的翻版、不少条文虽然与当时社会实际状况不符，仍照录，有些规定与清初的社会现象完全脱节。此外，对满官没有法律条文规定，该法典对于满官更无约束力，这都使得大清律颁布以后并没有完全认真执行。
2.《大清律例》
康熙继位以后，重新修订律令，并于康熙十九年完成《现行则例》，载入大清律中，删去重复参差的条款。此后，经雍正朝、乾隆朝数次修订，至乾隆五年最后完成《大清律例》，简称《大清律》，“刊布中外，永远遵行”。这样，清初由简单地袭用明律，几经修订终于编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
《大清律》这部以明律为蓝本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所谓“隐合古义”，“矫正前失”。由于清朝统治的历史特点，决定了大清律中广泛增加了确认满族特权的条款。
清初定律的过程中，确立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是“清承明制”的具体表现。清朝人关以后，为了要长久地统治下去，无论政权与法制建设，都适应先进的广大汉族地区的社会实际，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清初，在治国理民的方针上大都本着“清承明制”的精神，随着形势的发展，进而强调“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在保留人关的政权机构与法制的同时，进一步沿袭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体制和法律制度。《大清律》已经修改，但始终以明律为蓝本，很好地贯彻了清初的立法思想。
（二）例的制定与编例
1.例与《大清律集解附例》
大清律后附之“例”，源于唐时的“敕”和五代至宋的“指挥”。从明朝起，例始附于律后，律例并行。
雍正三年，颁行了遵循旧称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律后附例八百二十四条。凡属累朝旧例称为“原例”，康熙年间增人的例称为“增例”，经皇帝特旨及内外臣奏准的例称为“钦定例”，统称为“条例”。
由于清朝比附审判已经制度化，因此条例不断增加，乾隆二十六年已达一千四百五十六条，至晚清同治九年，例已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清例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起着特殊的作用，效力大于律，甚至可以以例为律。清朝统治者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统治经验，认识到“例”是一种灵活的法律形式，可以随时把统治意志提升为法律，而且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广泛推行以例断狱，以至律之间“前后抵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
2.编例
为了消除律例之间的矛盾，乾隆十一年确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此后成为定制。各朝设修订专馆修例，使例制度化。然而清朝后期国势衰微，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定期编例的制度也陷入废弛。例仍然是困挠“法治”的一大弊端，成为官吏循私曲法的途径，律也渐渐成为具文。
（三）《清会典》
为了总结国家行政管理的经验，提高官吏的统治效能，从康熙时起便仿照明会典制定《清会典》。其后屡经续修，先后有《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事例》、《光绪会典》。正文一百多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
从会典的内容看，康熙、雍正两朝以官统事，以事隶官。乾隆以后始以事别录，典例分编，成为固定的体系。大清会典中详列清代从开国至光绪朝各级行政机关的职掌与事例，是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大清会典不仅是清代行政法大全，也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行政法之集大成者。
（四）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单行法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大清律外，清代还注意少数民族单行法规的修订，先后制定了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回律》、《番律》、《蒙古律》、《苗例》等单行法。其中有的条例开始带有临时性质，因在实行中有利于清朝的统治，遂成为常制。例如，雍正十一年制定的适用于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少数民族的《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原拟实行五年后改用大清律，但一再展期。至乾隆十三年，确定今后番民案件依照此条例规定办理。
（第二节）清律内容的主要变化
一、严刑峻法推行政治高压政策
（一）加重对“十恶”及盗的惩处
大清律中全部援用作为封建法典核心的“十恶”条款，保持其基本内容。因为“十恶”危及国家的统治基础，触犯封建的纲常名教，所以列为“法不容宽”的至恶大罪，处刑重于明律。凡属于谋反、谋大逆罪，只要有参与，不分首从，皆处死。并且株连其父子、祖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男十年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没官”。即使子孙确不知情，年满十一岁以上，也要闭阉发配新疆为官奴。同时，清朝统治者还任意扩大反、逆罪的范围。
在“弭盗安民，乃为治之首务”的思想指导下，清律对于危害社会治安，侵犯地方官僚财产权的强盗、盗窃罪，也加重处刑。按唐律得赃不足十匹及未伤人者，不定死罪。顺治时沿用明律，只要取财不分首从皆斩。对于盗窃罪，严苛如明律也只处刑流三千里，然而顺治时窃盗赃银一百二十两即判死罪（绞监候）。强盗、窃盗罪，不仅依律处刑，而且面上刺字，以便于监视和追捕。
（二）严禁内外官文结
清律仿明制，严禁内外官员交结。规定凡内外官员，除非至亲好友世谊乡情以外，禁绝来往交结。即使各族王公所属人员，现居外官因事来京，也不许谒见本管王公，违者从重治罪，该管王公也一并惩罚。此外，还禁止京官与家资富厚之人滥行结纳，犯者或斩，或革职。定为“好党”罪者，仿明制一律处斩刑。显而易见，这些都是着眼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严防威胁皇权的权臣奸党。
清朝统治者还吸取历代统治的经验，严禁宦官专权和大臣朋党。早在顺治时就特立铁牌，严禁太监干政，如结纳官员，擅奏外事者凌迟处死。太监受内务府衙门的严格管理，以防止其形成自身的权力系统。对于大臣明令禁朋党，康熙说：“人臣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害国政，终必祸及身家”。雍正还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告诫百官。
上述一系列措施，大部分被固定在清律中，成为森严的法条，终于消除了干扰皇权的威胁，保证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
二、大兴文字狱，厉行文化专制
清代文字狱是指因著述，或因文字犯讳，而被罗织罪名而构成的冤狱。清初，兴起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民主思潮，及具有民族意识的社会舆论，这成为清律主要的打击对象，其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大兴“文字狱”。
清朝以严刑惩治“异端”思想，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例如，顺治、康熙年间，浙江庄廷垅招集学人编辑《明书》，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书清帝年号，而书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被告发。当时庄廷垅已死，清朝下令开棺戮尸，共兄弟、子侄及刻者、读者、保存者，甚至事先未发觉的地方知府共七十余人，全部处死，这是清代一起最著名的文字狱。由于清代没有惩治文字狱的法律条文，而是引用“大逆”的条例比附定罪，因此一案构成，往往全家被杀或遭灭族，即使案发时未出世的子孙，也要世袭为奴。
自顺治朝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各朝，清代大兴文字狱的政策前后长达百年之久，无辜被害者不可胜数，株连之广，惩罚之严，是历史上少见的。文字狱充分暴露了专制皇帝的淫威，践踏了封建的法律秩序，是清朝极端专制主义的突出表现。
三、维护满族的封建等级特权
（一）确立满人的政治特权
清朝官制形式上标榜满汉一体，中央六部长官设满汉复职，但实权掌握在满官手中，清朝各省督抚主要是满人。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满州贵族控制要害部门，清朝在任官制度上创设了“官缺”制度，这是清朝特有的在统治集团内部分配官职的一种制度。凡属满官缺不许汉官补任，但汉官缺却允许满官补任，二者的权力地位明显的不平等。
《大清律》更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维护严格的等级界限，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护满人的政治特权。
（二）保护旗产旗地的所有权
清朝人关以后，曾经利用政权强制圈占土地作为东来诸王和八旗兵丁的私产。清律还制定“旗民自首私垦余地”的条款，听任其掠夺土地。为了防止旗产旗地散失，削弱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康熙朝多次由官府出资将满人因不事生计而典卖给汉人的旗地赎回。其后，清户律规定旗地旗房不难民人典买，私下典买者治罪，失察长官也严加惩处，通过这些措施来维护满族的经济特权。
（三）满人在司法上的特权
《大清律》还确认满族享有司法特权。
1.满人有专门司法机关
《大清律》规定，满人犯罪不归一般司法机关审理，而由专门的司法机关审理。满人犯罪交内务府慎刑司，若是皇族案件则由宗人府专辖管理，但慎刑司仍可审理汉人案件。
2.满人犯罪享有“减等”、“换刑”特权
例如，笞刑可换鞭责，徒刑一年可换枷号二十日，流三千里可换枷号六十，极边充军可换枷号九十日，死罪斩立决可减为斩监候。满人犯窃盗罪免于刺字，如重囚必须刺字，则刺臂不刺面。八旗官兵徒流罪犯仅以鞭责代替。
贵族宗室享有“八议”条款，并且扩大了适用范围，凡“八议”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罪，均须奏闻取旨，不得擅自勾问和判决，以便减免罪责。并设满人专用监狱。
四、刑罚制度的变化
（一）刑制的发展
清朝的刑制，根据加强镇压的原则，在沿用笞、杖、徒、流、死五刑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广泛实行以下重刑：
迁徙，即将罪犯强制迁出一千里外安置，永远不许回籍。
充军，分极边、烟瘴（均四千里），边远（三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附近（二千里）五种。充军较流刑重，死刑轻。
发遣，即发往边疆地区，充当驻防民兵的奴隶。
凌迟和枭首，清朝凌迟和枭首的适用范围明显扩大，采用极端残酷与野蛮的刑罚，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暴虐。
（二）私刑的适用
清朝贵族官僚之家普遍采用私刑，直至处死。
《大清律》规定：“若奴隶工人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无论”，所谓“违犯教令”和“过失”是可以由家长任意解释的。其私刑之残酷，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雍正便在上谕中说：“向来八旗官兵人等，待家人过严，微小之失，甚至殴责毙命。”但是他继续肯定，“凡旗下奴仆违犯教令，家主依法决罚致死及过失杀人者，仍照例不论”，这就为滥用私刑提供了最权威的保障。因此私刑是得到清政府支持，来惩治卑贱的合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