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限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中国自17世纪前半期起，开始萌生资本主义萌芽，但仅限于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并成为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一方面清朝继续执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打击了一度兴起的“工商皆本”、“农商皆本”的启蒙民主主义思潮，颁布一系列法规恢复扶持传统的农业经济，另一方面，以严刑峻法限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一）阻挠沿海对外贸易
清初颁禁海令，“寸板不得下海”。接着又颁布迁海令，强制闽广苏浙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越界立斩，从而完全断绝了海外贸易。大清律中列有违禁下海的专门条款，私自下海贸易者，杖一百，货物、船车没官。商船、渔船须经官府核发执照，编队连保出海。并严禁卖船给外国和运粮出口，违者立斩。外人来华交易，有违禁品也要治罪。
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海外贸易和开辟世界市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清朝却以严法长期实行海禁，禁止和限制对外贸易，顿挫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势头。
（二）限制私人民间开矿
矿藏的开采和冶炼是重要的工业部门，也是其他手工业发展的基础，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然而，清政府认为开矿使人聚众多，容易滋生盗匪，所以采取了禁止私人开矿的措施。
《钦定户部刑例》规定民间开矿须有官府所发执照，违者依例治罪。康熙时设“官铜店”，官府垄断铜的经营，制定官借工本，官收余铜的政策。对于未领工本的商人所生产的铜也必须以低价卖给“官铜店”，如果私相买卖，一经查获，铜没收，人治罪。清政府所采取的这项强制性的掠夺政策，迫使厂商不仅不能积累资金改革技木，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稍有发展的采铜业年年缺产，逐渐衰落。铁的开采冶炼及铁器制售均受官府控制，更不准铁器出口。涉及军器的矿冶业限制更严，违者严惩。此外还加重矿税，乾隆九年定铜矿税率为十分之三，铁矿税率为五分之一。
清代的矿治业比起明代有所进步，私人投资逐渐增多，限制人身自由的匠役制度普遍废除。然而由于清专制政府的干预，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控制和限制，严重束缚了它的自由开采与发展。
（三）压制私人商业的发展
清朝推行抑商政策的具体表现：一是广设钞关，重征商税；二是实行官商制度。
由于关税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因此，如有偷越关卡与漏税等行为，不仅惩罚客商，照律治罪，连地方官也一并议处，这就促使各钞关官吏肆意苛取。除关税外，还征收名目众多的商税，如落地税、盐税、矿税、茶税、酒税等。课税名目繁多。加上胥役勒索无度，以致广大商业者不堪重负，迫使大量商人抽出商业资本和利润转而经营土地，在他们看来，土地剥削是最稳妥的谋利途径。商业资本与地租的结合，不可能转化出工业资本，进而积累大量货币资本，这是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清朝还以严法峻刑推行盐茶官卖，继续明代的禁榷制度并有所发展。
（四）强行官营手工业制度
清朝强制实行手工业的官营制度，极大地限制了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经营的项目。清初，规定民间纺织作坊“机户不得逾百张”，控制其发展规模，造船业也同样受到限制。而官营手工业的产品又直接以贡纳的形式为统治者所享用，既不在市场流通，更不存在产品的竞争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妨碍了手工业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和原始资本的积累。
上述封建法律限制和阻挠资本主义萌芽的许多规定，表现了封建统治者利用政权竭力压制新事物的成长，维护封建的生产方式，使之不致于发生改变。
（第三节）清朝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清朝的司法机关已经形成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完整体系。
（一）中央三法司
中央是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组成的三法司和由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和大理寺卿组成的“九卿会审”，是中央最高审级，但判决的执行仍须皇帝最后批准。
1.刑部
刑部执掌全国“法律刑名”，所属机构主要有十七省区清吏司、追捕“逃人”的督捕司、办理秋审的秋审处、修订律例的律例馆等。具体来说，刑部负责审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地方上的重案和发生在京师笞杖以上的重案，同时也审理中央百官违法的案件。
2.大理寺
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狱。如发现刑部定罪量刑有误，可以驳回。同时也主持热审案件。
3.都察院
都察院是清朝的监察机关，不仅监督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而且也接受诉讼，审理有关案件。都察院所属刑科给事中满汉各一人分管刑名事务。京畿道监”察御史掌管“直录、盛京刑名”。五城察院负责审理京师五城狱讼，杖罪以上自行完结难罪以上送刑部定案。
在三法司的三机关中，刑部起着司法审判的主导作用。但刑部仅有权决定流刑案件，并须将判决送大理寺复核，受都察院监督。刑部审理不当，大理寺可以驳回再审，如果刑部和大理守都发生严重错误，都察院有权弹劾。清朝就是这样通过三机关互相制约以保证司法镇压的准确性。
（二）地方司法机关
地方，以州县、府、省按察使、总督巡抚为四级审级。
州县为第一审级，有权决定笞、杖、徒刑案件，流刑以上案件须报上级决定。
府为第二审级，负责复审州县上报的刑事案件，提出定罪意见，再上报省。
省按察司为第三审级，负责复审上报的徒刑案件，并审讯军人流、死刑案的人犯。如“审供无异”，上报督抚，发现疏漏可以驳回重审，或改发其他州县再审。
总督巡抚为第四审级，有权批复徒刑案件，复核军流案件，功如无异议，上报刑部。对死刑案件的人犯要进行复审，然后向皇帝汇报，并将副本抄送三法司。
在清朝，上级司法机关有权受理上诉案件和审核下级机关的判决。按察使与督抚都有权审判犯罪的地方官吏，但督抚对于流刑以上的案件，也只能提出意见移送刑部。
（三）满人的特定司法机关
由于清朝是满族为主体的政权，因此在司法机关体系中专设了审理旗人案件的机构。
内务府所管辖的满人诉讼，由内务府慎刑司审理，徒罪以上移送刑部。在外省的满人诉讼，由满州将军和副都统审理，但流刑以上案件须申报中央。盛京地区的满人诉讼，由盛京将军及各部府尹会同审理。至于贵族宗室的诉讼，归宗人府审理。
有关八旗民事、地产案件，由八旗都统衙门处理，该旗佐领或州县审断不公，可以上诉户部，由户部负责审理，如须刑讯则会同刑部共同进行。各省发生的旗人犯命盗重案，由理事厅会同州县审理，州县官无权单独对旗人作出定罪量刑的判决。特定的专理满人案件的司法机关系统的创设，是清朝民族歧视政策的产物。
（四）理藩院的职权
清朝统治期间，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最稳固、最发达的朝代，它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管辖的深入与具体，也是历代所不及的。
理藩院，清初设立的八衙门之一，是专理少数民族重大案件的中央司法机关下设理刑司，负责对各少数民族犯罪者的审判。理藩院的出现是司法管辖深入、体系严密的表现，也表明了清代对少数民改司法管辖的加强。
凡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案件，先由该地区上层统治者审判。例如，内外蒙古地区的案件先由扎萨克听断，无法决断时，再报盟长审理，仍不能解决，再报理藩院审理定案。理藩院除执掌各少数民族的上诉案外，还派出司官会同扎萨克一起审理。重案须报理藩院核查，罪至发遣者，报理藩院会同刑部裁决，死罪也须要经“三法司”会审定案。
清朝设理藩院，作为中央一级审理少数民族案件的专门机关，使得中央直接参预和决定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法律纠纷，从而加强了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司法管辖，维护了法律政令的统一，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二、诉讼与审判制度
（一）严禁越诉和限制自诉
清朝建立了一套比以前更严密、更集中和更加限制人民自诉权的诉讼制度。
1.限制“越诉”
按清制，地方由县至督抚共分四个审级，禁止军民擅自“越诉”。若越过本管管辖径赴上司申诉者，即使案情属实也要笞五十，或将本人并代书诉状者一并治罪。直诉不实重罚至充军，情况属实亦枷号并杖百，官吏违例受理直诉一并处罚。清律还禁止在押囚犯举报与本案无关它事。
2.限制告诉
即限制以卑告尊、贱告贵，否则属“干名犯义”罪。妇女的诉讼权利有限制，婚前由父母、婚后由夫代行。
3.案件受理时间限制
地方承办司法的机关在每年4月1日至7日30日间，即农忙季节，除重大犯罪外，一般户婚、田土琐事，概不受理。
（二）回避、审限和死刑复核
1.回避制度
为了加强司法镇压效能，清朝严格实行审判回避制度，凡主审官吏与诉讼当事人同旗、同籍，或有亲属、朋友、师生、仇嫌关系，需要移文回避，以防止官吏循私褊袒，有意出人人罪，加强对犯罪的打击。这反映了清朝诉讼制度的成熟。
2.审限制度
各级司法机关审理不同案件，分别定有明确的结案期限。需要延期的须报上级批准，无故拖延依例处罚。
3.死刑复核制度
清代死刑分为绞立决、斩立决与斩监候、绞监候四种。
立决，指重大死刑罪犯“决不待时”，立即处决；监候，指一般死刑罪犯可暂不处决，在狱中收监，等待秋后复核再行判决与执行。秋审案件主要是地方上的斩监侯及及绞监侯案件。
（三）会审制度的发展
清朝继承了明时的朝审制度，发展成秋审、朝审和热审三种。
1.秋审
秋审，是复审各省死刑案件的一种会审制度，因在每年秋季举行而得名。每年八月，在天安门外、金水桥西由六部长官、大理寺卿、都御史、通政史及小三司等审理地方上报的绞、斩监候案件。
2.朝审
除秋审外，对刑部判决的案件或京城附近的斩监候及绞监候案件，进行复审叫朝审。朝审时间略迟于秋审，于每年霜降后十日进行，冬至前复审完毕。
经过秋审或朝审的案件，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
情实，是指罪情属实，罪名恰当；缓决，是指案情属实，但危害性较小，留待下一次秋审或朝审时处理；可矜，是指案情属实，但情节不严重，可免于处死；留养承祀，是指情节虽较重，但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可免于处死。经刑部会同大理寺等机关集中审核后奏请皇帝裁决，除情实奏请执行外，其余三类均免于死刑。
3.热审
热审，是于每年小满后十日至立秋前一日，由大理寺左右二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办司（称作小三司）审理发生在京师的笞杖刑案件。
在清朝，秋审被夸张为“大典”，以示重视民命，慎刑执行。会审制度虽然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种种弊病。但它有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对于地方和中央司法机关的活动也是一种检查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