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参加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
二战期间，与维希法国相对的，还有一个抵抗的法国。就在法国处于“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的紧急关头，戴高乐，一位戎马生涯平淡无奇、政治上默默无闻、仅在军界小有名气的普通准将，于6月18日在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法国人民发出著名的“六·一八号召”，庄严宣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六·一八号召”表明戴高乐第一个高举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号召向纳粹德国和卖国政府进行公开的抵抗。戴高乐在竖起反对德寇侵略、维护法兰西民族的义旗之后，即在伦敦积极筹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组织武装力量，使伦敦成为当时法国国外抵抗力量的一个重要基地。一批又一批的法国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投奔戴高乐以报效祖国，其中不少是作家、记者、律师等知识分子。在艰难的抵抗斗争中，戴高乐的政治威望不断提高，“自由法国”运动在日益壮大。与此同时，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并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由单个的分散行动到逐步的有组织的行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国内形成了一些大的抵抗组织或运动。这些组织或运动多以其出版的报刊命名，其中北部地区主要有五个抵抗组织：“保卫法国”、“解放”、“抵抗”、“解放北方”、“军政组织”。南部地区主要有三个组织：“解放南方”、“战斗”、“自由射手”。这些运动或组织的成员包括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但起主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如教授、记者、律师、科学家、大学生，等等。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抵抗运动也行之有效地把各种类型的左翼知识分子整合在了一起。具体而言，积极投身抵抗运动的既有组织纪律性强，并开始表现出罕见的爱国精神的共产党人，又有关心个人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基督教徒，既有用《人权宣言》反对践踏人权的极权制度的自由派民主主义者，又有视抵抗运动为革命的初始阶段的革命者。
法国知识分子在抵抗运动中的斗争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拿枪的与拿笔的。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第一类知识分子大多参与了游击队。他们除了在深山野林中神出鬼没与敌人周旋以打击其有生力量外，还从事各种各样的地下活动，如收集情报，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和生产设施，张贴标语，散发揭露侵略者谎言的传单与报纸，帮助被德军抓捕的人（包括受迫害的犹太人）逃出集中营。如作为左派文学先锋的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就化名伯尔瑞上校，积极参加抵抗斗争，并组织了由他本人担任队长的阿尔萨斯-洛林游击队，勇敢地向敌人四处出击。又如法国一代史学宗师、年鉴学派的两大奠基人之一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38】在因为战争而被迫放下巴黎大学经济史讲座的教鞭之后，也无所畏惧地拿起了武器，走上了抵抗法西斯的道路。1944年6月16日，这位年近六旬、两鬓已经斑白的史学大师被捕后，在里昂北郊为国捐躯。
第二类知识分子则同样勇敢地以自己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创作反对纳粹德国与维希政权的作品，秘密发行，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法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罗曼·罗兰虽然年事已高，病魔缠身，但他仍不顾病重，争分夺秒地完成了上下两卷的《佩居伊》。罗曼·罗兰写作此书的主要意图，并非纯粹为其老友立传，而是想借助佩居伊这位在一战初期牺牲在抵抗德国入侵的战场上的爱国者的形象，鼓舞法国人民克服因溃败而产生的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振奋起来，同入侵祖国的德寇展开斗争。在20年代后期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加入法国共产党的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诗人路易·阿拉贡在二战期间连续发表了《断肠集》（Le Crèvecur，1941）、《格雷文蜡人馆》（Le Musée Grévin，1942）、《法兰西早晨的号角》（LaDiane fran？aise，1945）等诗集，诗人在这些地下出版的诗歌中吸取了民歌的特点，音韵响亮，节奏鲜明，令人振奋，从而使自己的这些充满着爱国主义热情的诗篇在当时家喻户晓。另一位当年亦积极参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著名诗人艾吕雅在1942年再次要求加入法共，并积极投入地下抵抗活动。与此同时，他还用自己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去鼓舞国人的斗志。大战期间，艾吕雅的诗集《诗与真理》曾由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空降散发到各游击区，其名篇《自由》即收在这本诗集中。
战争初期在马其诺防线糊里糊涂地做了德国人俘虏的萨特（Sartre）在过了10个月的战俘生活，获释回到巴黎后，也投入了抵抗运动。他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波伏瓦（Beauvois）等人在知识分子中间组织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团体，打算收集情报，散发传单和宣传品，为了争取支持，他们甚至与法共进行了接触。但由于法共不信任这个知识分子的政治团体，不愿意与其合作，使这一组织的发展受到了挫折。但是，萨特的抵抗运动并未到此为止。1943年初，他参加了全国阵线的一个外围组织全国作家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des écrivains），并开始给法共领导的地下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应当说，面对德寇铁蹄的蹂躏，萨特最有力的，也是唯一产生实际成效的抵抗形式就是创作。他在这一期间创作了许多作品，甚至在战俘集中营里，还编演了一出神秘剧《巴里奥纳》（Bariona，ou le Fils du ton-nerre）。该剧的情节是虚构的基督诞生的故事，但是，透过其神秘的宗教外衣，人们可以领会到，它是在号召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抵抗。萨特在二战期间最具有现实意义、影响最大的是他根据古希腊悲剧改编的现代剧《苍蝇》（Les Mouches）。该剧剧本于1943年4月出版，6月首演。萨特在《苍蝇》中赋予自己的“绝对自由说”以积极的现实意义，即人民应当维护自己的自由的权利。当维希政府要法国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年迈的贝当建立的“新秩序”时，萨特却通过其作品号召人们保持尊严，进行抵抗：“一旦自由在一个人的灵魂里爆发威力，神祇对他也无能为力了。”他让他的主人公俄瑞斯忒斯起来反对全能的神，让俄瑞斯忒斯叫道：“朱庇特，你是众神之王，石头和星星之王，海涛之王，但你却不是人类之王。”【39】《苍蝇》所带来的后果是不难想象的：一方面，纳粹当局以强制手段予以禁演；另一方面，它的影响扩散开去，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法国人民的斗志，而且为萨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为他在战后一跃成为法兰西知识界抵抗运动的代表和他们的精神领袖奠定了基础。
以《局外人》一举成名的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在1943年年底到巴黎定居后，即成为抵抗运动的同情者。1944年初，他相继在抵抗组织“自由射手”的地下刊物《自由评论》（LaReVue libre）和《解放手册》（Les Cahiers de lALibération）等杂志上以《给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为题发表了四封信。他在信中毫不含糊地谈到了抵抗运动斗争的合理性，预期了斗争的胜利。不久，他在其好友帕斯卡尔·皮雅（PascaLPia）【40】的介绍下，进入了地下报纸《战斗报》（Combat）编辑部。这份报纸是抵抗组织“战斗”的机关报。皮雅是《战斗报》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由“战斗”、“解放”、“自由射手”联合组建的新抵抗运动组织的总书记。由此，加缪明里是伽利玛出版社的审稿员，暗里是《战斗报》的编辑。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由一个抵抗运动的同情者变成一个真正的抵抗运动战士。
另外，萨特在巴黎高师时的同窗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二战期间也积极投身于抵抗运动。1940年6月24日，阿隆抛妻别女，只身前往英国。一到英国，他就迫不及待地投身于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在当了数月的装甲部队军需官后，阿隆从9月起致力于创办“自由法国”的机关刊物《自由法国》（LaFrance libre）杂志。在阿隆的主持下，《自由法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发行量颇为可观。这一骄人业绩的取得，除了阿隆主持笔政有方之外，还与他亲自撰写的大量社论或专栏文章有着密切的联系。阿隆在这些文章中分析清澈、准确、严谨。有关言论不仅极大地鼓舞了“自由法国”抵抗战士的斗志，而且对英美两国的高层人士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41】
此外，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如果说上述法国知识分子对纳粹德国及其在法国的傀儡政权——维希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鲜明的反对立场，其在二战期间的表现亦前后一致的话，那么，在此时期的法国，亦有一小批后来投身于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在维希政权上台之初即对之寄予厚望，并因此成为贝当鼓吹的“民族革命”的推动者。毋庸讳言，他们在战争初期与后期的表现可谓是判若两人。这类知识分子可以著名的《精神》杂志主编艾玛纽埃尔·穆尼埃为代表。
作为“30年代精神”的主要体现者之一，穆尼埃同时还是法国此期天主教人格主义的领衔人物。穆尼埃的人格主义思想产生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其理论主张深受佩居伊的思想的影响，即一方面主张把人看作既是科学所研究的肉体的存在，又是哲学和宗教所研究的精神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把社会革命归结为人的内心世界、精神、意识的革命，把神圣的超现实的存在当作人的存在之真实基础。【42】早在30年代，面对包括法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遭受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危机的打击，原先就对日趋腐败、愈益没落的第三共和国所代表的金钱政治和议会民主深恶痛绝的穆尼埃就坚定地认为，“自由文明”已奄奄一息，必须对之重新思考，并开展一场彻底的“精神革命”。正是从这种思想意识出发，当曾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在“法兰西战役”中溃败，戴高乐在英伦三岛竖起反对德寇侵略、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义旗时，穆尼埃并未选择戴高乐将军，却对贝当元帅为首的维希政权寄予厚望，因为后者上台之初曾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演说中声称：“我号召你们首先要进行精神和道德上的革新。法国公民们，我保证，你们将会看到一个崭新的法兰西将从你们的热忱中产生。”【43】同时，也正是从有利于开展“精神革命”的考虑出发，穆尼埃等人非但没有把法国在1940年的溃败看作是一场民族悲剧，反而将其视为重振法兰西民族的“机遇”。例如，穆尼埃在1940年9月6日写信给一位女友时曾这样写道：“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现在是从那么多的死亡中解脱出来。我既悲观——因为我相信考验刚刚开始，而且我们将会看到情况会更坏——又乐观，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热烈的时代。”【44】
1940年夏秋之交，在其要求（并且获得）批准继续出版《精神》杂志的同时，穆尼埃开始明确表示拥护贝当元帅为首的维希政府。更有甚者，当贝当提出要开展“民族革命”，并以“工作、家庭和祖国”取代“自由、平等与博爱”时，穆尼埃率领自己的追随者积极地投身于相关活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穆尼埃并没有满足于“拥护”和“参与”，而且还很希望让人们承认其思想的某种“先行性”，让人们承认自己曾是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的“（民族）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是最名副其实的“革命”的启迪者之一。例如，他在1940年11月《精神》杂志的社论中写道：这场革命“对我们而言，它不是诸多意见中之一种，它是我们25年的含义和天职；整整一代青年都曾与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决裂业已完成，广泛地完成了；我甚至敢于认为这种决裂超越了目前的事件。……今天向法国青年提出希望保证的各种口号，多年以来，我们都在深化和传播着这些口号。”【45】
笔者以为，我们在指出上述事实的同时，必须要明确，穆尼埃此期的所作所为在性质上与卖身投靠的法奸是有所不同的。首先，穆尼埃最初之所以与维希政权合作，并非是为了使个人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而是想借助“民族革命”实现《精神》杂志所长期倡导的政治理念，使法兰西获得新生；其次，虽然穆尼埃一度与维希政权合作，但他始终拒绝与纳粹德国的占领者合作。这两点特征在穆尼埃与其挚友、战后担任《世界报》首任主编的于贝尔·伯夫-梅里（HuberTBeuve-Méry）【46】创办于里阿格干部学校（l'école des cadres d'Uriage）的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940年秋季，在维希政府的支持下，穆尼埃和伯夫-梅里在伊泽尔省（l'Isère）的一个名叫于里阿格的小村庄创办了一所号称培养法国未来领导人的训练学校。在这所酷似修道院的学校里，教员们向学生灌输的是天主教民主的信条和理想主义。换言之，该校师生的思想倾向是，既反对法西斯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既反对美国生活方式中充斥的实利主义，也反对在英国伦敦到处弥漫的“拜金资本主义”。也正是因为穆尼埃始终拒绝与纳粹德国合作，当维希政权日益暴露出卖国的本性，并在为纳粹德国效劳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时，穆尼埃很快就与维希政权分道扬镳，并且还偷偷把于里阿格学校这所原用来为维希政权培养精英的干部学校办成抵抗运动骨干的培训基地。由于穆尼埃态度鲜明地加入了抵抗运动的阵营，他在1942年1月15日被维希政权逮捕，并被长期监禁，《精神》杂志亦被取缔【47】。
在1940-1944年间，还有一大批法国作家和艺术家离开沦陷的法国，前往纽约避难，其中包括以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作家群体，社会学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著名作家圣琼·佩斯【48】（Saint-JohNPerse），《小王子》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49】，著名天主教思想家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50】，思想家西蒙娜·韦依之兄、著名数学家安德烈·韦依（André Weil）【51】，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195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莱昂·儒奥（LéoNJou-haux）等许多知识界名流。这些知识分子的流亡经历以往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常被忽略，在战后法国的舆论中也经常被视为“懦夫”、“逃跑者”。近年来，法国史学家开始重视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并取得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给予了应有的肯定。【52】
战争爆发之初，布勒东应征入伍，于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在一所飞行员学校担任军医，随后退伍。维希政权成立之后，他的书被列入禁书名单。在综合了各方面的信息之后，布勒东判断，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维希都是一种倒退，于是选择了流亡美国。1942年6月，布勒东在纽约发表了《超现实主义第三次宣言或并非宣言之绪论》，采用春秋笔法，对贝当和纳粹展开了讽刺和嘲弄，并谴责了形形色色的法奸和叛徒，明确了超现实主义的反法西斯立场。宣言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位读者这样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那篇文章让我们有多么的激动，它标志着漫长的谨小慎微和萎靡不振已经到达了终点。对所有流亡者来说，这篇文章吹响了抵抗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号角，布勒东在文章中完美地诠释了抵抗和解放的意义。”【53】
流亡的学者们则在1942年2月在纽约创办了“自由高等学院”（Ecole Libre des Hautes Etudes）。尽管这所学院寿命不长，二战结束就宣告解散，但影响十分深远。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个学院的教师坚定地拥护自由法国，另一方面是列维-斯特劳斯和罗曼·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54】都在此任教，二人在此传奇般地相遇，并联手奠定了在战后对社会科学界影响巨大的结构主义的基石。学院充分体现了“政治上的热忱勇气”和“学术上的出类拔萃”。【55】在这些知识分子中，著名天主教思想家雅克·马利坦可以作为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位代表。
1941年秋天，马利坦组织了一批作家和学者，编纂出版了一套丛书，名为《文明》，旨在厘清战败和维希政权的统治在法国造成的思想混乱，深入反思法国战败的原因，为精神上的抵抗运动服务，并为战后法国的重建提供理论资源，与“野蛮”的纳粹对抗。丛书每本篇幅都不长，售价仅一美元，但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推广效果。1943年3月，“自由高等学院”院长亨利·弗西永（Henri Focillon）教授去世，戴高乐发来唁电表示慰问。马利坦在给戴高乐的回信中表示：“我校保证，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忠于抵抗运动的事业，团结知识界的一切力量，投入到反压迫的斗争中去。”【56】从1941年到1944年，马利坦一直通过英国和美国的广播，向法国宣传抵抗的主张。特别是从1943年9月到1944年8月巴黎解放，马利坦每周都通过美国之音与法国听众交流。针对天主教徒占法国基督徒绝大多数的情况，作为著名天主教思想家，马利坦使用了大量宗教专有词汇，并且引用夏尔·佩居伊的天主教爱国主义思想，鼓舞法国民众的斗志。
在艺术家和学者之外，还有一些法国流亡知识分子直接参加了美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例如，许多知识分子加盟了美国之音的法语部。法语是美国之音反法西斯宣传最重要的一个语种，法语部也是工作人员最多的一个部门，其中包括莫里斯·巴雷斯之子菲利普·巴雷斯（Philippe Barrès）——一位坚定的戴高乐“自由法国”的支持者。而在流亡期间留下《小王子》这部传世之作的圣埃克絮佩里，则于1943年重返欧洲，加入盟军空军部队，在1944年7月的一次任务中牺牲。
二战结束之后，与德国的流亡者相反，这些法国流亡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了法国，在战后大西洋两岸的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注释：
【1】参见陈兼：《走向全球战争之路》，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2】保尔·雷诺（PauLReynaud，1878-1966），法国政治家。1940年3月至6月担任总理。
【3】乔治·博内（Georges Bonnet，1889-1973），法国政治家，多次出任部长。
【4】指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笔者注。
【5】MicheLWinock，Le siècledes intellectuels，Paris，Seuil，1999，p.403.
【6】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上），第507页。
【7】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上），第518页。
【8】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上），第518页。
【9】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1893-197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10】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上），第519页。
【11】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1903-1958），德国外交官，长期驻法，后任纳粹驻维希大使。
【12】阿尔方斯·德·夏托伯里昂（Alphonse de Chateaubriant，1877-1951）。
【13】参见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上），第566页。
【14】雷威：《自由的冒险历程》，第117-118页。
【15】雷威：《自由的冒险历程》，第118页。
【16】吕一民等选译：《1918-1939年的法国》，第77页。
【17】吕西安·勒巴泰（LucieNRebatet，1903-1972），法国作家，记者。
【18】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上），第666页。
【19】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法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曾任外长。1926年和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GustaVStresemann）共享诺贝尔和平奖。
【20】MicheLWinock，Le siècle des intellectuels，Paris：Seuil，1999，p.305.
【21】保尔·尼赞（PauLNizan，1905-1940），法国作家，记者。
【22】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王文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23】参见阿泽马、维诺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232-235页。
【24】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元帅。一战时指挥凡尔登战役成名，二战期间担任维希政府元首。二战后被判处死刑，后减为终身监禁。
【25】阿泽马、维诺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282页。
【26】拉法埃尔·阿利贝尔（Rapha？Lalibert，1887-1963），法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
【27】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1886-1970），法国政论作家，文学评论家。
【28】勒内·本雅曼（René Benjamin，1885-1948），法国作家，记者。
【29】Ory，PascaLeTSirinelli，Jean-Fran？ois，Histoire des intellectuels eNFrance de l'aff aire Drey f us ànos jours，Paris，Armand Colin，2002，p.128.
【30】贝尔纳·费伊（Bernard Fay，1893-1978），法国历史学家。
【31】加斯东·贝热里（GastoNBergery，1892-1974），法国政治活动家，曾任维希驻苏联大使。
【32】阿泽马、维诺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191页。
【33】雅克·沙尔多纳（Jacques Chardonne，1884-1968），法国作家。
【34】Ory，PascaLeTSirinelli，Jean-Fran？ois，Histoire des intellectuels eNFrance de l'affaire Dreyfus ànos jours，Paris，Armand Colin，2002，p.136.
【35】菲利普·昂里奥（Philipe Henriot，1889-1944），法国政治活动家，维希政府广播、宣传机构负责人，1944年5月被地下抵抗运动秘密处决。
【36】塞利纳（Céline，1894-1961），法国作家。
【37】贝尔尼沙等：《法国现代文学史（1945-1968）》孙垣、肖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38】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法国著名史学家。
【39】Jean-PauLSartre，Théatre complet，Paris，Gallimard，2005.
【40】帕斯卡尔·皮雅（PascaLPia），真名Pierre Durand，1903-1979，法国作家，记者。
【41】Raymond Aron，Chroniques de Guerre.LaFrance Libre（1940-1945），Paris：Gallimard，1990.
【42】参见张泽乾：《法国文明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0页。
【43】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5页。
【44】贝尔纳-亨利·雷威：《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曼玲、张放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45】EmmanueLMonier，“D'une France à l'autre”，EspriTreparata？t，novembre，1940.
【46】于贝尔·伯夫-梅里（HuberTBeuve-Méry，1902-1989），法国著名记者，报人。
【47】法国史学界对于里阿格干部学校的研究成果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Bernard Comte，Une utopie combattante：l'école des cadres d'Uriage（1940-1942），Paris，Fa-yard，1991.
【48】圣琼·佩斯（Saint-JohNPerse，1887-1975），法国著名作家，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49】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1900-1944），法国作家，飞行员。
【50】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法国著名天主教思想家，1945-1948年任法国驻梵蒂冈大使。
【51】安德烈·韦依（André Weil，1906-1998），法国著名数学家。
【52】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可参看艾曼纽·卢瓦耶：《流亡的巴黎：二战中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张文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3】艾曼纽·卢瓦耶：《流亡的巴黎：二战中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第108页。
【54】罗曼·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1896-1982），俄国著名语言学家。
【55】艾曼纽·卢瓦耶：《流亡的巴黎：二战中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第151页。
【56】艾曼纽·卢瓦耶：《流亡的巴黎：二战中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