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附敌知识分子的清洗及其对知识界的影响
1944年8月巴黎民族起义的重大胜利，加速了法国全境的解放。翌年5月，法国人民经过4年多的浴血奋战，并在盟军的有力支持下，终于打垮了德国法西斯，收复了祖国山河。如果说对法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法德之间的战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一场法国人与法国人之间，即维希分子与抵抗分子之间的战争。随着法国在二战中的溃败和半壁江山由纳粹德国直接控制，在前所未有的恶劣处境中，法国的民族统一因内部分裂与自相残杀而受到损害。更有甚者，无论是当大战胜负已定、行将结束的时候，还是大战完全结束的时候，这场法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战争都没有停止，它在战争行将结束及战后初期对以贝当为首的维希分子进行的大清洗中延续了下来。
对此，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1】曾作出过如下真实而生动的描述：“诸多地区笼罩着恐怖气氛。处处发生检举揭发事件，清洗进行得仓促而无节制。胡乱捕杀的案例难以估量，内政部宣称处决了约1万人，其他方面估计为2万到10万人。共和国专员宛如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官，巴黎政府对他们没有什么权威，也不了解真实情况。此外，不能把清算一概归结为政治原因，清算中往往夹带着个人恩怨或家庭和家乡的积怨宿恨，无论共产党员负责人或戴高乐派都难以制止这种做法。”【2】
在这一过程中，法国知识界对清洗附敌分子，特别是附敌知识分子的态度颇为引人注目。【3】
1944年8月21日，在巴黎解放的前夜，由帕斯卡尔·皮雅（PascaLPia）和加缪共同领导的抵抗运动的报纸《战斗报》（le Combat）终于走出地下状态，成为一份公开发行的日报。作为当时地下刊物中最重要的报纸之一，《战斗报》的发行量早在1943年11月就已达到30万份。【4】在8月21日公开出版的第一期报纸中，《战斗报》以“从抵抗到革命”作为自己的头版的大标题。而在子弹仍然在首都巴黎空中呼啸的8月24日发表的社论里，加缪即提笔写道：“这个刚刚降生的令人生畏的婴儿，就是革命……今晚还在战斗的巴黎，明天就要发号施令。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祖国的称霸，而是为了她的伟大。”【5】而在巴黎民族起义取得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之际，《战斗报》的报人们更是用自己的报纸及时地反映了法国人民在迎接解放时的心态和欢腾景象。与此同时，他们也深知自己肩负的社会政治责任，牢记着被占领时期的耻辱历史和腐朽的社会造成的后果，决心为改变国家的面貌、使悲剧不再重演而努力。为此，《战斗报》在战后初期大张旗鼓地主张要对以贝当为首的维希分子进行清洗，对他们决不能宽容。
当时，身为《战斗报》总编辑的加缪就如何对待“合作分子”与战争罪犯等问题撰写了一系列言辞激烈的文章，提出要以血还血，正义要由血的代价来实现。加缪认为，为清除战犯使用暴力是必要的。与之相反，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的天主教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ois Mauriac）【6】则出于担心会出现“错误”和“误会”，自1944年8月25日起就在复刊后的《费加罗报》上竭力维护克制精神，强烈反对激烈的清洗和匆忙判决。不仅如此，他还充分利用其个人的影响力，包括利用其子克洛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7】为戴高乐将军担任私人秘书的便利，为一些颇有文学才华的附敌文人向有关方面求情。为此，加缪与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加缪以一句“谁敢在这里宽恕？”拉开了论战的帷幕：“既然人终于明白了只有以剑抗剑，那么，如果他拿起了武器并取得了胜利，谁也别指望他会忘掉这一切？明天，开口说话的将不是仇恨，而是正义，建立在记忆上的正义。”【8】加缪的观点是，并不是要清洗很多，而是要进行正确的清洗，尤其对维希政权的头目贝当更应严惩不贷。因此，他要求对贝当处以极刑，以伸张正义。因为无数人头落地都是贝当签署的法令造成的，贝当是罪魁祸首。而莫里亚克却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要以宽容为主、清洗为辅，认为法国人希望民族和解，宽恕合作分子，并且还在《答〈战斗报〉》一文中嘲笑加缪用基督教神学的语言鼓励对合作分子的惩罚。【9】加缪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一位天主教徒可以认为人间的正义终究可以由神的正义来代替，因此，宽恕是更可取的。但是，莫里亚克关注的那些处于冲突中的人们，他们并不了解神的判决，但却保持着对人的兴趣和对人的尊严的期盼。他们要求永远保持沉默，要么转向人的正义。其实这样做也是很痛苦的。但是，面对4年的集体性痛苦，以及25年的贫乏，不允许他们犹豫不决。他们选择承担人类的正义，尽管它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人们只想通过一种在绝望中保持下来的真诚来修正正义。
在莫里亚克看来，这是对宽恕这一高贵价值的否认，他在1945年1月7-8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对仁慈的蔑视》的文章，并在文中用讥讽的语气称加缪为“我们年轻的大师”。【10】面对莫里亚克的讥讽，加缪也毫不客气地予以了回击。他在1月11日的《战斗报》上写道：“每当我在清洗问题上谈起正义，莫里亚克先生总要提起仁慈。但这种仁慈的美德是模糊不清的，它会误导人们，认为我是出于为复仇辩护而提倡正义。照莫里亚克先生的意思，在日常事物中，我们必须在热爱基督和仇恨人类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我们的回答是：不！”加缪还在此文中写道：“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可能会对懂得爱叛徒的莫里亚克先生十分欣赏，但作为公民，我为他感到遗憾。”【11】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此时马尔罗尚在前线，萨特亦还没有自己办的报刊，因此，在刚获得解放不久的巴黎的媒体中，影响力最大的两位人物分别就是《战斗报》的加缪和《费加罗报》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也正因为这一原因，发生在两人之间的这场论战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在相当可观的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是否应当宽恕贝当之流的问题的态度。
由于法国不少右翼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开投靠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知识分子在二战期间或为维希政权摇旗呐喊，或公然地充当德国占领军的帮凶，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给法国的知识界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即如何处理知识界中的败类——附敌知识分子。
在最初的时候，法国知识界对附敌知识分子采取了严厉的态度。1944年9月9日，《法国文学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由60多位知识分子签名的《法国作家的宣言》，要求“正确处罚骗子和叛徒”。该宣言宣称：“全国作家委员会是唯一有代表性并具有影响力的法国作家的机构，一代代不同流派、不同政见的法国作家都聚集在这里，决心抛弃他们之间的分歧，决心在威胁着他们的祖国和文明的死亡灾难面前联合起来。只有全国作家委员会，我们才能够在被占领的黑暗中解放我们的思想，宣告这种精神的自由——没有全国作家委员会，人们不懂得尊重任何真理，无法开展任何重建。巴黎解放了！在全法兰西的激情的支持下，反法西斯同盟势如破竹，直到取得胜利，我们的法国内地军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让我们和以前那些悲痛与压迫的岁月中一样，在胜利和自由中仍然保持团结。为了复兴祖国和正确惩处骗子和叛徒而保持团结。”【12】在此宣言的签名者中，我们可看到阿拉贡、艾吕雅、邦达、加缪、马尔罗、萨特、瓦莱里等人的名字。一个星期之后，该报在第5版刊登了一份作者名单，同时宣称全国作家委员会的成员们不想与列入该名单者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职业往来。其中写道：“我们已经在上一期中说过，全国作家委员会的成员们公开承诺，无论哪一家报纸、杂志，或是文集、丛书，如果发表了由某一位态度或文字在沦陷期间曾给压迫者以道义或物质支持的作家署名的作品，我们将拒绝与这些报刊或出版社合作。”【13】此前，在全国作家委员会于9月4日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曾拟订了一份提案，提请政府注意：“不惩处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某些作家的同谋罪，将导致灾难性后果。”【14】
应该说，这一在抵抗运动中诞生的委员会并不拥有官方的权力。然而，在胜负已决的战争末期以及战后初期特殊的历史氛围中，任何出版商或报社的编辑委员会都无法回避它的监管。在1944年9月初拟定的首批名单中共有12人，其中包括布拉齐拉克、塞利纳、阿尔方斯·德·夏托布立昂、雅克·沙东纳、德里厄·拉罗歇尔、让·季奥诺、夏尔·莫拉斯和亨利·德·蒙泰朗等法国文坛中的重要人物。9月中旬拟定的第二份名单把人数扩大到了44人。10月，全国作家委员会最终确定并公布了这份名单。它包括了165名“合作者”（collaborateurs）或“合作主义者”（collaborationnistes）作家。毋庸讳言，“合作者”与“合作主义者”之间实际上很难予以区别。笔者以为，如果硬要加以区别的话，那么，前者一般参与了同纳粹德国的合作，而后者则只是赞同与纳粹德国合作。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全国作家委员会内部在围绕着确定清除对象与如何清洗时也充满了激烈的争论与斗争。鉴于《法国文学报》这一当时法国的“第一周刊”是一份主要由法国共产党控制的刊物，一些政治立场较为温和的成员指责法共方面染指此事，并认为有些做法有悖于法律与正义。在此类人士当中，最突出的代表当推让·波朗（JeaNPaulhan）【15】。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附敌知识分子的态度逐渐地缓和了下来。罗贝尔·布拉齐拉克、拉罗歇尔与吕西安·勒巴泰三位附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不同遭遇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布拉齐拉克早年曾是莫拉斯的追随者，在“法兰西行动”的战旗下磨炼了自己，并因此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拉齐拉克日益觉得莫拉斯过于暮气沉沉，遂逐渐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始自30年代，这位当年巴黎高师的毕业生就在影响力颇大的右翼报纸《我无所不在》报上吹捧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的业绩，尤其是对希特勒赞赏不已。二战期间，及至1943年8月，他一直在《我无所不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充满谩骂的文章，对内，大肆攻击共和国，攻击犹太人，攻击法共和戴高乐主义者；对外，则大肆攻击盎格鲁-撒克逊人，攻击维护犹太人利益的反法西斯联盟。1944年9月15日，布拉齐拉克被捕。翌年1月19日，布拉齐拉克在巴黎的法院受审。审讯期间，公诉人认为，这个“知识分子的背叛”铁证如山，布拉齐拉克用他的那些对我们国家的命运来说致命的宣传，为德国效劳。而布拉齐拉克的辩护律师则竭尽全力反驳这种指控，指出布拉齐拉克是一场政治观点诉讼的牺牲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律师在进行辩护时，还引证了马塞尔·埃梅、保罗·瓦莱里、保罗·克洛岱尔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著名作家的信，以证明被告的文学才华。尽管如此，法庭仍宣布，布拉齐拉克被认为犯有通敌罪，没有可减轻罪行的情节，依法判处枪决。尽管在判决之后以莫里亚克为首的63名作家与艺术家吁请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看在其父布拉齐拉克中尉在一战中为国捐躯的份上，免除布拉齐拉克的死刑，【16】但是，这位极富文学才华但劣迹累累的作家还是在1945年2月6日被处决。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加缪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犹豫之后，亦在该请愿书上签了名。对此，他的解释是，他这样做绝不是为了布拉齐拉克，因为他从心底里蔑视这个人，而是因为他在原则上仇视所有的死刑。
德里厄·拉罗歇尔原先在法国知识界以“崇英（国）狂”著称，但在30年代中期在纳粹德国在巴黎的代理人、温文尔雅的“亲法派”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的安排下两度赴德出席纳粹代表大会后，摇身一变为纳粹德国的崇拜者。从德国回到巴黎后，德里厄·拉罗歇尔迅速地成为法国法西斯主义运动中的头面人物，并在宣扬、传播法西斯主义理论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维希政权统治时期，德里厄·拉罗歇尔与战争前夕被达拉第政府驱逐出境、此时已以德国驻法大使的身份回到巴黎的奥托·阿贝茨打得火热，鼓吹法德合作与法德友谊。在纳粹德国败局已定之后，德里厄·拉罗歇尔深知自己劣迹斑斑，难逃法网，遂在巴黎解放时藏匿于其前妻的住处——巴黎的一座公寓里。他在第一次自杀未遂之后，曾试图混入安德烈·马尔罗率领的阿尔萨斯-洛林旅。据贝尔纳-亨利·雷威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中所载，当拉罗歇尔向其当年的友人马尔罗提出，想加入马尔罗指挥的阿尔萨斯-洛林旅时，后者竟予以同意：“是的，我接受您。但是，我要求您换一个名字。我的人将不会明白。在此条件下，我欢迎您。”【17】其后，马尔罗还曾想帮助拉罗歇尔逃往国外。不过，拉罗歇尔先是拒绝了马尔罗提的条件，继而又拒绝了马尔罗的帮助，并最终选择了自绝的道路。1945年3月，拉罗歇尔再次自杀并获得成功。【18】
作为布拉齐拉克在《我无所不在》报的同仁，吕西安·勒巴泰（LucieNRebatet）【19】在1944年8月撤退到了德国，翌年被逮捕并于1946年11月被判死刑。然而，尽管勒巴泰在为纳粹德国效劳方面跟前两人同样卖力，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的结局显然比前两人要幸运得多。简而言之，他不仅在数月后被免除死刑，而且还在1952年获得了自由。
法国知识界在战后初期对附敌知识分子进行的这场颇具规模的清洗运动，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史上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因为，正是由于大批曾为维希政权乃至纳粹德国效劳的知识分子因其在大战期间的劣迹受到清洗与镇压，使得法国右翼知识分子元气大伤，而这又导致法国知识界左右两翼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迎来其“辉煌的30年”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萨特时代的开始
二战的炮火停止之后，法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可以以让-保罗·萨特的名字命名的兴奋和迷惘共生、苦闷和期望交集的时代。而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维度来看，“萨特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亦可视为战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辉煌的30年”（Les trente glorieuses）的同义词。
萨特作为新的“思想导师”脱颖而出可谓是时势使然。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远远大于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空前的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长达5年多的战争给法国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危机。法国由于战争期间长期处于德寇的铁蹄之下，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统统被法西斯分子践踏在地。二战结束后不久，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又相继爆发。美苏之间的紧张状态与接二连三的炮火在人们心中投下了新的阴影。战后资本主义生产的畸形发展，使工业化时代出现的异化现象更趋严重。人与自然之间失去了平衡，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和谐。当时法国中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为消沉颓废、悲观失望等气氛所笼罩。在知识分子中由于苦闷、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出路而形成一种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风尚，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与价值体系已土崩瓦解。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关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与主要特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做过充分的研究，这方面的论述至今也已汗牛充栋，因而，笔者不打算再赘述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在此只是想指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讨论的重点不是一般的本体论，也不是一般的认识论，而是个人的存在。这种哲学由于强调“自由”和“责任”两个核心概念，使知识分子得以面对恐慌和荒谬而不失去人的尊严，从而为自己提供了暂时的精神家园。正是这一重要因素，为萨特时代的产生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1943年，萨特在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哲学领域的扛鼎之作《存在与虚无》（L'Etree Tle Neant）【20】。这本著作是萨特自1933年起开始构思，而在1942年前后一气呵成地写就，并在1943年付诸出版的。由于此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法国遭受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时期内完成的，因此，它尤其把个人自由放在最高地位来看待。
尽管《存在与虚无》堪称存在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在其问世之初，这部厚达700多页、语言晦涩的哲学著作实际上并没有怎么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谁也不曾料到，仅仅过了两年，存在主义哲学就风靡法国知识界，《存在与虚无》一版再版，萨特的名望与日俱增，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哲学大师。
存在主义通常被视为一种愤世嫉俗、苦闷失望、悲观消极的哲学。从丹麦的克尔恺郭尔（S？reNKierkegaard）【21】等存在主义的先驱开始，这种资本主义危机时代的危机哲学就给世人描绘了一幅阴暗的世界画面：人生是荒诞的，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们在生活中充满恐惧感、迷惘感、陌生感和孤独感。作为存在主义的哲学，萨特也同样如此。“他人就是地狱”堪称萨特的传世名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同时还涵盖着另外一种上承启蒙思想的东西，即人道主义的责任意识和英雄主义。他的“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观念与“自由选择”的观念是紧密相关的。“自由选择”的核心即是自由。自由就是人的存在本身，人生而自由，人不得不自由。如果人在行动时受别人意志的左右，不能按个人的意志做出“自由选择”，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自我”，他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人只有通过自由选择、自由创造，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
总之，萨特的哲学本体论所关注的是人、人的存在、人的自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换言之，正是由于萨特，存在主义被提升到积极的人道主义的境界。
1945年10月29日晚上，从美国访问回来后不久的萨特在设在巴黎圣日耳曼街一家剧院的“现在俱乐部”（Le club Maintenant），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uNhumanisme）为题，作了一次轰动一时的演讲。此次演讲的听众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有数名女听众因场内过于拥挤而晕倒。【22】
萨特在这一被公认为最流行的存在主义宣言书的讲演中指出：“存在主义者心甘情愿地宣布，人是焦虑的。这是因为，当一个人投身于某种事物时，他不仅为自己的存在做出了抉择，而且还同时成了为全人类做出抉择的立法者。人根本无法逃避那种整体的和深刻的责任感。”【23】那么，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萨特解释说：“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通过自由来承担责任，每个人都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作为人类个体的不同特征的。不论什么人，无论身处任何时代，人们都能够理解这种担当。类似的整体性选择产生了各种文化的相对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24】
萨特进一步指出，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的行动，其最终极的意义，就是对自由本身的追求：“我们是为了自由而追求自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通过这种特定的条件来追求自由。依此追求自由，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自由和别人的自由不可分割，而别人的自由也离不开我们的自由。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定义，不需要依靠别人，这很明显，但是，一旦我承担责任，我就必须同时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来追求。……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人都是一个必须追求自己的自由的自由个体，当我完全认同这种观点的时候，我就体会到，我必须同时追求别人的自由。”【25】
在演讲结尾处，萨特豪情万丈地宣称：“我们并非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而是认为最根本的问题不是上帝存在与否。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种行动的学说。”【26】
显然，萨特以“自由”为经，“责任”为纬，为在大战中心灵遭受严重创伤的法国人提出了新的价值坐标。由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当时法国的社会气氛是如此的吻合，使存在主义思潮的流行达到一种几乎是狂热的地步。所谓存在主义装束、存在主义发型、存在主义狂游应运而生。巴黎的一些咖啡馆、夜总会定期举行存在主义者的聚会，尤其在这类聚会中最著名的场所，位于多芬街（rue Dauphine）上的“塔布”（Le Tabou）夜总会，每逢周六总是呈现出一派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在这类聚会中，男士们的标准装束是黑色高领绒衣，太太小姐们则身着黑色紧身外套。人们一边听着爵士音乐，一边侈谈存在主义。萨特平时光顾的一些咖啡馆，如弗洛尔咖啡馆（Le Flore）【27】等，不仅吸引了大批法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连在巴黎旅游的外国游客，也被其传奇色彩所吸引，前来造访。
上述现象充分表明，此时的萨特已拥有非常高的地位。有感于此，马丁·杜加尔在1945年11月8日的日记中如是写道：“萨特将吸引整代正在寻求着领路人的年轻人。”更有甚者，这位当年亦曾显赫一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多少有点伤感地写道：“我们其他人，除了消失，别无他法：有的人将被人谴责，另一些人则将被人遗忘。”【28】事实确实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萨特此时在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完全就像是一个“教主”，以至于曾有人将紧临这些令人心向往之的咖啡馆的地标性建筑——著名的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l'église Saint-Germain-des-Prés）称为“萨特大教堂”（lAcathédrale de Sartre）。【29】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萨特的声名鹊起，固然首先得归因于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正好契合时代的需要，但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多面手”乃至“全才”的形象也起了很大作用。具体而言，萨特一方面拥有值得敬重的学术背景：毕业于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拥有哲学教师的学衔，发表过大部头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另一方面，他又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发表过多部颇受关注的小说，其中包括同时在1945年出版的长篇三部曲《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liberté）的第一、第二部；其创作的多部戏剧已经上演，且好评如潮；他还曾写过电影剧本。与此同时，他还发表过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政论文。总之，就“多才多艺”而言，无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是在战后初期，没有一位法国学者或文人堪与之比肩。例如，柏格森与阿兰虽然以其哲学著作享誉法国文坛，但他们却没有发表过小说或剧本；而纪德、马尔罗、莫里亚克、加缪等文学大师虽然各自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但他们却不是“哲学家”，更没有大部头的哲学著作。换言之，在此期法国的文人学士中，只有萨特成功地填平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鸿沟。
应当说，就更大的范围而言，由于战后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度，因此，在战后初期法国社会中影响最大的分别是共产党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和人民共和党（Le MouvemenTRépublicaiNPopulaire）【30】所代表的基督教民主思潮。前者把红色苏联奉为楷模，要求将生产资料社会化，并希冀借此彻底改造社会；后者则在穆尼埃等人格主义者的推动下，主张为建立一个保障个人权利的、先进的、社会民主的国家而斗争。诚然，在这一大范围中，萨特的思想影响只能说是边缘性的，但笔者以为，仅就社会文化领域而言，尤其是仅就个人而言，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影响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前文已经述及，在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中，“自由选择”是其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自由选择”无疑包含着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而积极入世，对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社会的“介入”。萨特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始终无愧为是这种“介入”的最理想的化身。而他在战争后期与战后初期的种种表现，更是在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方面为战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做出了表率。
早在维希时期这一法兰西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之一，战前以自由知识分子自诩、不问政治的萨特在从战俘营获释之后就英勇无畏地投身反对纳粹德国与维希统治的地下抵抗运动。他与波伏瓦、梅洛-庞蒂等人成立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Liberté）的组织，散发传单，并准备为盟军收集情报。虽然这一组织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很快就散伙了，但萨特并没有气馁，继续以他最得心应手的方式，即写作进行战斗。他在1943年发表的《苍蝇》（Les Mouches）是其创作的第一个剧本，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该剧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的故事。萨特改变了故事伸张正义的主题，通过把内心的自由介入到行动中去，并敢于承担自己行动的结果的主人公的形象，号召法国人民甩开无谓的悔恨、苦恼，为自己的自由而战。
在那些充满动荡、恐惧、威胁和绝望的日子里，萨特和他的同伴们经常聚会弗洛尔咖啡馆，讨论战争发展的形势，也讨论法国的明天。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都认为，明天的法国既不能延续维希法国在标榜重振道德的“民族革命”的外衣下那种虚伪的因循守旧作风，也不应该再回到1939年前的老路上去。同时，他们也常常为一种深深的忧虑所困扰，担心战后的世界将像法国19世纪的著名政治家与史学家亚利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31】很早以前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预言的那样，成为美国与俄国（苏联）两家的天下，担心欧洲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将被一些外来物所摧毁和取代。他们还对自己的心路历程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和法共这一“抵抗运动的党”的关系。虽然在他们当中，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独立性，顺从地去听共产党的指挥，但他们又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在战后法国，没有日益强大的法共的参加，法国就根本不会有左派政权的建立。因此，他们常常陷入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即是像战前一样，仍旧超乎于党派斗争之上，还是在有必要时加入法共？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萨特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像战前那样对社会政治采取一种不介入的态度。既不能做一个袖手旁观的看客，也不能只满足于口头抗议，而必须直接行动。
由此，在巴黎尚未完全解放之时，萨特就积极参加了皮雅和加缪领导的抵抗运动报纸《战斗报》的工作。巴黎解放之际，萨特在波伏瓦的陪同下，靠步行或骑自行车走遍了巴黎街头，访问各个阶层的人士，了解他们的反应。从8月28日到9月4日，萨特以《漫步于翻腾的巴黎》为题，在《战斗报》上发表了由七篇文章组成的系列报道。这些报道及时、生动地记述了巴黎爱国者们对于法西斯分子们的最后一击以及胜利给巴黎人民带来的喜悦之情。他在题名为《起义》（L'insurrection）的第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只如实叙述我亲眼所见的一切，所有路过的人看到的都和我一样。……就像是一个节日的开始，直到今天还是那样，在圣日耳曼大街上，不时还有冲锋枪的扫射声，而街景还呈现出一种悲惨、肃杀的景象。……但是，就像1789年、1848年那样，街道又变成为伟大的群众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舞台。……在这喜悦和欢乐的时刻，所有人都怀有一种渴望，重新投身于集体生活中，享受集体生活的每一刻。……”【32】
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萨特描述了群众欢迎勒克莱尔（Philippe Le-clerc de Hauteclocque）将军率领第二装甲师经奥尔良门（Porte d'Orléans）入城，沿着拉斯帕伊大街（Boulevard Raspail）到蒙帕纳斯大街（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滚滚前进的场面：“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未有一次，起义民众与军队是如此的靠近，如此的亲如手足。谁也没有见过，因参加游击、埋伏、起义和巷战而武装起来的平民，和军容严整的正规军将士一起列队前进。群众向军队，也向民兵欢呼。人们隐约地意识到这次进军具有爱国与革命的双重特征，人们感受到这场盛况空前的盛典之中蕴含的所有承诺，至关重要的不只是把德国人从法国驱逐出去，而是开始一场新的奋斗，为了建设一个新秩序的奋斗。这场奋斗将更为艰辛、更为持久。”【33】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萨特和梅洛-庞蒂、雷蒙·阿隆以及波伏瓦等知识分子，在伽利玛出版社的支持下，开始筹办一份新的杂志。1944年9月，筹办新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宣告成立。其成员除上述4人外，还有米歇尔·莱里（MicheLLeiris）【34】、阿贝尔·奥利维埃（AlberTOllivi-er）【35】和让·波朗。次年10月，这份试图用存在主义观点研究社会、政治、哲学和文学的杂志以《现代》（Les Temps modernes）为名正式问世。
萨特作为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导言，声明这一新创办的杂志“旨在评论政治和社会事件，但不会效力于任何一个党派，只是对事件展开分析，目的是澄清争论，采取立场。我们不愿意错过我们时代的任何事件。过去也许有过更好的时代，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能在这个战争或者可能爆发革命的时代之中生活”【36】。
在该期《现代》上，萨特还发表了题为《争取倾向性文学》的文章，要求文学必须具有倾向性，必须干预生活。在萨特的领导与梅洛-庞蒂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现代》这一以红黑字体为标题的杂志很快就成为一份在法国社会，尤其是法国知识界中极具影响力的刊物。【37】
当时，为了能与萨特这位新的大师以及梅洛-庞蒂等知识精英握一次手或谈上几句话，一些仰慕者甚至自愿在《现代》编辑部排起了长队。与此同时，萨特的名字开始与“介入”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并激励着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占据战后法国的知识界。
在此，我们还不妨适当关注一下西里奈利就主办《现代》之类的杂志对萨特扩大其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所起的作用进行的剖析。西里奈利认为，在当时的法国知识界，创办杂志是意欲占据知识界霸主地位的知识分子所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在知识分子追逐功名的游戏中，办杂志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战略步骤”。因为，杂志能使他成为一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能帮助他向别人灌输自己的思想。因为一般说来，控制一份杂志，是获得成功的另一种有效手段。由于期刊所带来的灵活性，以及它所刊登的文章的思想同一性，杂志理所当然地成了“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最适合影响别人的工具”。【38】
三 冷战时代之初的法国知识分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在如何处置战败国、筹建联合国、安排战后世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对苏奉行强硬政策，公开指责苏联把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拒绝为苏联战后恢复经济提供援助，致使美苏关系进一步紧张。随着二战的结束，美苏关系迅速从战时合作走向全面对抗。为了称霸欧洲和世界，美国统治集团在战后不久就准备向苏发动“冷战”。所谓冷战，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军事进攻以外的一切敌对活动。1946年初，美国政论家赫伯特·斯沃普（HerberTSw ope）在为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起草演说稿时首先使用了这一词。翌年9月，美国大名鼎鼎的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以《冷战》作为自己刚出版的小册子的书名，【39】从此，“冷战”一词在美国和西方被广泛采用。而这一年出笼的“杜鲁门主义”更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从此，整个世界形成了互相对峙的两大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冷战的时代。
从大战结束到冷战时代之初，法国不少的知识分子对苏联颇有好感，共产主义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使他们纷纷加入了法共，或者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付出了最大的牺牲，使苏联得到了包括法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尊敬和依赖。当时在巴黎曾做过一项民意调查，当问及“哪个国家在打败德国中起的作用最大”时，61%的人回答说是苏联，因为“盟军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苏联使德军在苏联领土上遭到重创”【40】。
就此而言，所谓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效应”颇值得我们关注。这次重大战役导致了纳粹德国军队1943年2月的第一次投降，这一结果给为数不少的人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并促使其中的许多人因此而下决心加入法共。当今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41】在《自我批评》（Autocritique）一书中就当时的反应所作的描述可谓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斯大林格勒，将我心中对苏联的批判、怀疑和隔阂一扫而空，也将千万个和我持有同样看法的人心中的阴云一扫而空。1941年的大撤退，随后几年的焦虑、恐惧，原来这一切都是斯大林天才的韬略。斯大林象征着那座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这座城市象征着那座工人拿起武器进行反抗的红色十月工厂，这个工厂又象征着1917年革命，这一切又象征着全世界的自由，象征着终于来临的胜利，象征着我们的所有的希望，象征着光明的未来。”【42】
战后，苏联又很快在二战的废墟上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国力大增，其崭新的社会制度为世界人民带来了希望。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们满怀热忱地在关注着它，关心着它的发展，期望它能够改变世界的模样。一时间，红色苏联成了各国共产党人、共产党的同路人和同情者朝拜的圣地。镰刀斧头成了和平的象征。由于苏联的胜利，许多人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人类的唯一前途。由此，选择共产主义，并不是选择一种政治方向，不是从众多政党中选择其中的一个，不是选择一个比其他党略好一点的党，而是为整个人类进行选择。
与此同时，在抵抗运动中功绩卓著的法国共产党在战后一段时间里也获得了崇高的威望。如果说，战前法共曾因始终忠实地按共产国际的旨意行事，尤其是在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仍不得不为苏联的行为辩护而名声扫地的话，那么，在战后初期，法共凭借在国内抵抗运动中的突出表现以及巨大贡献，使其声誉得以恢复。
不仅如此，法共在战后初期还通过成功地宣传自己是一个有“75000名被枪杀者的党”，即党内有75000人在抵抗运动中献身，使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达到了令人惊讶的高度。在战后初期的几次重要的全国性选举中，法共所获的选票数度名列榜首，并由此成为在法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第一大党。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法共为了扩大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尤其是为了更好地吸引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还力图把自己塑造成为法国文化遗产的继承者。为此，法共几乎不失一切时机（包括各种周年纪念日）地举行纪念笛卡尔、狄德罗、雨果、法朗士、左拉等法国文化巨人的活动。法共主办的社会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一套“人民的经典”丛书，内收有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43】、路易·巴斯德、儒勒·盖德和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44】等体现各种进步思想或代表各种进步运动的人物的重要著作。此外，早在大战正式结束前夕的1945年2月，法共还为悼念1944年12月逝世的罗曼·罗兰举行了颇具声势的纪念活动，法共领导人多列士还亲自前往维泽莱（Vézelay），代表法共向这位“已辞别人世的伟人”表示敬意。与此同时，法共中央则在悼词中盛赞罗曼·罗兰“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为法国知识分子指明了道路。同年11月6日，法共又在著名的夏约宫里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悼念亨利·巴比塞逝世10周年。在充分利用已故的文化名人大做文章的同时，法共亦同样极为重视利用在世的著名学者、艺术家的入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如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45】和毕加索加入法共时，法共均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宣传。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甚至以充满激情的语言表达因这些知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的入党而给他们带来的骄傲。【46】
由此，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不少不满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对自己的（中小资产阶级）出身怀有一种负罪感，并期望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加入了法共，与法共党内的著名艺术家与学者，如毕加索、阿拉贡、艾吕雅、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等人汇合在一起，使法共俨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党”。当时在政治气氛极为浓厚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法共的势力非常强大，不少青年教师以及至少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学生是法共党员，其中包括未来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路易·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未来的年鉴-新史学派的主将、以《蒙塔尤》享誉法国乃至国际史坛的艾曼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Le Roy Ladurie）【47】，著有《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RévolutioNf ran？aise）等影响巨大的著作、在当代法国新政治史的复兴中充当领头人之一的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48】，以及未来的法国思想大师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向往的不仅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和社会。他们希望走得更远，希望改变他们自己，对各种社会关系实行革命性变革，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他者”。因此，共产主义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49】
就连在1950年加入法共的福柯后来在回忆起自己加入该党的情景时亦说：“我们当时正在寻找一些不同的思路，以求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在那里，全然‘不同的’事物正在形成或已经存在，这就是共产主义。”【50】
在很多法国知识分子纷纷选择加入法共的同时，还出现了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史上极具特色的法共“同路人”（le compagnon de route）现象。这些被称为法共“同路人”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在组织上入党，但是支持法共的各项主张，战后法国知识界“左倾化”的程度由此大大得到加强。
那么，这些“同路人”一般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以为，本身就是“同路人”之一的法国左翼活动家洛朗·卡萨诺瓦（LaurenTCasanova）【51】在1949年2月28日所列举的“同路人”知识分子的下述五项责任似乎可作解答：（1）支持工人阶级的所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2）在任何情况下，用一切手段，维护党的利益；（3）保持足够团结；（4）培养对党的热爱；（5）用最有说服力的作品，献给无产阶级，为他们提供新的道义支持和理论补充。【52】
此外，在二战后，在法国向来相对受到冷落的黑格尔哲学突然在法国的哲学舞台上大放异彩，使法国知识分子们发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的魅力。众所周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而对黑格尔著作的研读，又进一步激起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53】等人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和宣传，使这种理论兴趣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很快地成为一大理论热门。人们以各种方式讨论着这一学说：关于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它与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关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经济和政治理论等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更是致力于把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一时间，“实践”成了此期法国学术活动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关键词。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如果说从大战结束到冷战时代之初，苏联赢得了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好感的话，那么，与苏联相对峙的美国却没有如此“幸运”。人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不少法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抱有一种敌视的态度。笔者管见，这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法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祖国面临“美国化”威胁的担忧与愤怒。
所谓“美国化”威胁，主要是指战后美国试图全面渗透、控制、同化法国而对法国所构成的威胁。众所周知，无论是在战争结束前夕还是在二战刚刚结束之际，先后任美国总统的弗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与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均公然宣称，要在战后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在战后确保美国对欧洲，尤其是在欧洲大陆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法国的控制。为此，美国在战后从一开始就利用法国在战争中遭受重创，以及在战争结束之际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局面，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控制、同化法国。例如，美国一方面借口法共有可能在法国接管政权，千方百计地在政治上插手法国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则通过提供经济援助等手段，达到在经济上控制法国的目的。不仅如此，美国还借助美国文化的两大品牌——好莱坞电影与可口可乐饮料，对法国文化进行渗透、同化。凡此种种，使富有民族情感的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颇为反感。为了在政治经济方面避免让法国成为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附庸，为了光辉灿烂的法兰西文化不受充满铜臭气味的美国通俗文化的“玷污”，不少法国知识分子自觉地采取了反美的立场。故此，当时的法国媒体中，充斥着反美言论。【54】
那么，此时的萨特表现又如何呢？随着冷战的爆发，战后世界进一步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然而，作为冷战之初的法国青年知识分子仰慕的新偶像，萨特却试图在一个日益两极化的世界里走出一条独立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条道路。1947年，法国资产阶级为了争取获得马歇尔计划的巨额资助，开始唯美国马首是瞻，并承担反共的义务，从而完全把自己绑在了“冷战”的战车上。这一年的5月，拉马迪埃（Ramadier）政府借口共产党部长破坏“内阁团结”，把共产党部长撵出了政府。10月，法共宣布断绝和社会党、人民共和党的政治合作关系，三党联合彻底破坏。在这一背景下，萨特加入并参与组建了“革命民主联盟”（le 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任联盟执委。该组织的领袖是大卫·卢塞（David Rousset）【55】，是一位曾经进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前托洛茨基分子。其成员基本上由作家与记者组成的“革命民主联盟”成立之后，以民主、中立、反斯大林主义、维护和平等口号为纲领，力图拉拢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以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该组织还为自己确立了这样的目标：消除法共的官僚化弊病，使它的革命意志获得再生；推动法国政府脱离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影响，走上“第三条道路”。
萨特在当时认为，只有政治上的中立主义，才能使法国以及整个欧洲从美苏两大集团的政治势力中解放出来，也只有它才能促进法国的社会变革。萨特对“革命民主联盟”抱有很大的希望，同时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正式加入一个政党组织，是他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生涯的真正开端。
萨特此期“介入”社会的主要渠道之一是在巴黎电台主持《现代评论》节目。这是以《现代》杂志为名举办的每周一次的广播讨论会。在首次广播前夕，萨特对记者谈到：“有必要发动一次运动，以反对关于苏美必战的宿命论的信念。”萨特还指出，作为履行“介入”使命的作家们，应该越出文字写作的小圈子而进入诸如电影、电台广播之类的宣传活动中。
但是，萨特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和实践并没有使他“左右逢源”，反而使他一度陷入了“左右不是人”的窘境。法国不少右派报刊将他称为“诲淫小说家”、“使人类倒退到爬行时代的哲学的鼻祖”。梵蒂冈教廷将他的著作列为禁书。一些戴高乐派分子特地到萨特经常出没的弗洛尔咖啡馆和塔布咖啡馆去等候他，准备揍他。而法共的抨击则更为激烈。其机关报《人道报》甚至给萨特的一生作了这样的评价：“深奥的哲学家、《恶心》的作者、喜欢丑闻的戏剧家、低劣的蛊惑人心的政客，这就是让-保罗·萨特先生的生涯中的几个发展阶段。”
由于当时在法国左派中仍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法共对“革命民主联盟”大加抨击，使“革命民主联盟”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参加该组织的人数日见减少。最为严重的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大卫·卢塞日渐背离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夹缝中奉行中立主义、走第三条道路的初衷，越来越靠拢美国，甚至去美国寻求财政援助，从而使该组织变成了听命于美国指挥的反苏反共的工具。对此，萨特先是沉默，继而表示反对，并辞去联盟内的职务。1949年年底，“革命民主联盟”彻底解体。萨特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把自己这一时期的挫折归因于“缺乏政治经验”，并且抱怨说，自己是受了卢塞的愚弄，成了卢塞进行反共宣传的工具，而这一点是他绝对不赞成的。
萨特在退出“革命民主联盟”之后，并未放弃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努力。但从50年代初开始，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倾向“东方”，并用自己的声望与作品为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解释和辩护，试图改善冷战初期他与法共和苏联的不融洽的关系。萨特在这方面的变化与努力遭到了不少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的反对，使他与加缪、梅洛-庞蒂和雷蒙·阿隆等著名知识分子的友谊很快就分别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