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书是国内史学界对德雷福斯事件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予以梳理和探析的初次尝试。要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首先必须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作一个基本界定。如同笔者在本绪论的开头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将基本借用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定来观照本书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鉴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内涵异常丰富，加之其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自己独特的“语境”，我们认为，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处于发展变化中的研究对象，若只是满足于下一个僵硬的定义而不充分考虑社会变化的因素，似乎也不是非常合适。换言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妨适当地对“知识分子”这一研究对象采取更为宽泛和灵活的理解，同时，亦应更多地参考其他学者就此所作的理解与界定。
在此意义上，笔者觉得，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当今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领军人物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角度出发来对相关群体进行界定的做法颇有可取之处。
西里奈利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24】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在于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联结在一起。因而，“知识分子”可以是记者、作家、教师和学者，也包括部分大学生，因为他们是文化潜在的创造者和中介，还包括其他类型的所有文化接受者。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里奈利还进一步指出，仅仅满足上述定义的，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从文化功能上定义的知识分子，仍不足以成为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对象。知识分子还必须满足另一个条件：“介入”，也就是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参与可以是直接参与，也可以是间接参与。直接参与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直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担当角色，成为“当事人”，和其他社会政治因素发挥同样的作用。例如，担任政府公职参与制订政策，或是支持某一派政党，宣传该政党的政治和社会主张。在公共领域内为该政党争夺公共舆论等。其二是充当“见证”人，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形态内部的争论，知识分子能将当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和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者梳理清晰。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既可以起到概括阐明社会问题的作用，也可能由于他们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不同的思想倾向，起到放大或者缩小这个问题的作用。间接参与指的是本身不直接参加前两类知识分子的活动，但是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要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拥有大学及以上文凭的人数激增，他们内部的差异性导致原先通常以受教育程度作为知识分子的标准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鉴此，1960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Lipset）【25】首先提出：“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为知识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26】西里奈利认为自己提供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利普赛特的观点”【27】，可以为利普赛特的观点在当代西方国家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个问题提供法国经验研究的支持。而笔者认为，西里奈利对知识分子进行定义的意义在于从法国的历史语境出发，对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这个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理论命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为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大致明确了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对象之后，显然有必要再对知识分子史的研究方法略作探讨。学界时下普遍认为，知识分子史属于政治文化史学的范畴，其研究领域由政治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而成，因而，其研究方法需在保持史学研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对此，西里奈利的一些观点似颇具启发性。西里奈利在其论著中涉及知识分子史研究方法论的部分中，始终强调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过程中有三种研究方法最值得倚重，或曰必须要运用下述三套“工具”（outil）：“历程”（itinétaire）、“社交性”（sociabilité）和“代”（génération）。【28】在此，“历程”指的是在法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将各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社交性”是指对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结构的独特性进行考察；而“代”则是从代际更替的角度，把握知识界内部的新陈代谢。鉴于西里奈利的相关观点为不少从事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学者所普遍接受，而且确实不乏启迪意义，加之它们能较为集中地反映法国学者在知识分子史研究中的偏好与取向，特在此分别加以介绍和展开。
（一）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
法国学者通常把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作为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亦由此开始。在这一过程中，正如西里奈利所强调的那样，必须同时研究三种知识分子的历程。
首先，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名知识分子，例如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29】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30】、身兼教授和记者双重身份的雷蒙·阿隆、从作家转变为政府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31】、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让-保罗·萨特等。这些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时间长，思想主张鲜明，社会知名度高，对法国知识分子思想和行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构成了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主干。
其次，要研究知名度稍逊一筹的知识分子，例如一些作家、著名记者、知名教授等。这些职业在法国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在知识分子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采取集体行动的时刻，这些知识分子是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
最后，还特别要注意挖掘一些以前被忽略的知识分子，他称这些人为“启发者”（révéilleur），这些知识分子名声并不显赫，但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他们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例如，德雷福斯事件时期，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吕西安·赫尔（LucieNHerr），在左拉之前，挺身而出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说服了很多人加入了支持德雷福斯的阵营。在这些人当中，包括后来在事件中起重要作用的左拉。法国知识分子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要走向，事实上正是由这些“启发者”定位的，只有加上这些知识分子，充分考虑到这些知识分子在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法国知识分子的发展脉络才会比较清晰。
要全面展示法国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除了对以上三类知识分子个体历程进行梳理之外，显然还需要对一些同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历程开展研究，例如，20年代中期的巴黎高师文科班，其中有后来成为左派知识分子领袖的萨特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的阿隆。这些具有相同精英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在毕业之后采用了不同的“介入”社会的方式，充实和影响了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发展。通过对他们历程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的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具有典型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过程。这种群体的共同性与知识分子个体经历相结合，共同构成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完整性。
（二）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交性”结构
法国史学界通常使用的“社交性”（sociabilité）这个概念源于社会学，广义上的“sociabilité”指的是人在社会中生活的能力，通常可以译为“社会性”。狭义上的“sociabilité”则指的是人的社会生活能力当中，更容易经常和自己有某些相似之处的人交往的这种倾向，因此将其译为“社交性”。【32】在这种倾向的基础上，人们结成各种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就是社交性的基本表现形式，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社交性的结构。
首先将“社交性”这个概念引入法国史学研究的是法国著名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他在研究从旧制度末期到1848年革命时期的普罗旺斯地区的社会团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生活在瓦尔（Var）地方的村镇之中的人们的政治态度，从复辟王朝到第二共和国这段时期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亦即从1815年极端的保王派，变成1848年坚定的共和派。阿居隆经过研究认为，造成这个转变的关键因素在于当地独特的“社交性”结构。当地广泛地存在着一种独特的传统社交方式“尚博莱”（chambrée）——一种晚餐之后的聚会活动【33】，功能类似于城市中的咖啡馆和沙龙。村一级的乡村资产阶级和共济会等小团体在这种社交活动中产生，新的思想观念得以传播，促成了人们政治观念的转变。通过进一步研究，阿居隆提出，作为各种“社交性”表现形式的各种社会团体，既超出了带有自然性质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范围，也不同于国家、民族等建立在社会强制力基础上的各种身份共同体，而是位于这两者的中间地带，将个体生活和集体生活连接在一起，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阿居隆甚至主张，一部“文明史”就是以各种社会共同体为表现形式的各种“社交性”的历史。【34】
在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中，法国学界普遍使用“社交性”概念来研究法国知识界内部结构的独特性。其中，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政治活动的重要阵地——各种杂志和出版社，一直是研究对象的首选。每本杂志和每家出版社，都有相对比较固定的编辑和作者群体，这些知识分子聚集在各自的杂志或出版社周围，形成了各种知识界内部的小团体。
然而，西里奈利认为，这种团体网络性特点并不能完全概括法国知识界社交性结构的全部特征。因为它忽略了另一个要素，在知识界的各种小团体形成和运转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之间的情感因素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些知识界小团体对一些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同时也对另一些知识分子具有排斥性。产生吸引力的原因有多种可能，可能是知识分子之间的私人友谊，也可能是对小团体所代表的某种共同事业的忠诚。产生排斥性的原因也有多种可能，可能是杂志特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也可能是内部由于思想观点的冲突而产生的分裂。在西里奈利看来，知识界内部的社交性结构的特殊性在于同时具有网络性和情感性的双重特征，因而在考察知识界内部的社交性结构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情感因素的作用，才能真实地再现知识界内部的运作机制。
鉴于许多著名的出版社和杂志的历史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西里奈利独辟蹊径，在1990年出版了《知识分子和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一书，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交性”结构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声明和请愿书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对国家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发表声明，提出请愿，这是法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政治的重要方式。西里奈利认为，对请愿书的研究不仅是一个“地震仪”，人们可借助它洞察各个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力量的对比变化，更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观象台”，从宣言和请愿书形成的过程中审视知识界的社交性结构。将这些宣言和请愿书的签署者的名单作为一个“索引”，可以看出，每一次宣言和请愿，都是知识界内部的一次动员。每一份宣言或请愿书通常都有一个发起者，然后知识界中的某些共同体就接过了接力棒。如同一本杂志的编辑和作者群体的组成一样，一份请愿书的签署者名单也是一个赞同、选择和排斥的结果。选择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做斗争，知识界独特的社交性结构就蕴涵在这样的动员和取舍的运作机制之中。
（三）法国知识分子的新陈代谢——“代”的现象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降，伴随着跌宕起伏的20世纪法国历史的进程，法国知识分子走过了一段波诡云谲的百年历程。知识界内部的新陈代谢始终没有停止，种种不同的思想观念、政治主张，“介入”社会生活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领风骚，变动不息。西里奈利指出：“思想观念以何种方式在知识界内部传承，这是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之一。”【35】这就需要将知识分子内部的代际更替作为切入点。通过代际更替，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体现的是连续还是断裂？产生这种连续性或者断裂性的原因何在？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需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代际更替的现象，并不是简单的年龄更替的自然现象，其实质是知识界内部新陈代谢的实现方式。
事实上，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他们的共同特征起源于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例如，德雷福斯事件为法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支持德雷福斯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时所持的思想、立场和方式，都起源于这个全国性的事件。正是因为这些共同的观念和行为的特征，这一代知识分子被称为“德雷福斯分子”（Dreyfusard），他们也将这些特征，作为身份认同的标志，和其他知识分子相区别。然而，催生一代知识分子的事件并不局限于全方位影响法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它们对法国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知识界自然不能例外。但是，知识分子的活动领域，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这些领域中发生的重大变故，波及全国的争论，对知识分子能够产生同样深度和广度的影响，塑造一代全新的知识分子。例如，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没有造成法国各项基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也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冲击，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成为绵延数十年的冲突焦点，对知识界的力量对比及其变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中诞生了一代支持或者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左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历史走向和内容得到了全面改写。
重大的社会历史和政治事件，作为各代知识分子的起点，将各代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史的坐标上进行了定位。事件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的形成提供了起点和背景，而在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共同的“代”的意识的形成过程当中，“代”的内部结构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人格气质形成于其早年的经历。对知识分子而言，青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塑造了成年之后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参与活动的特征。青年知识分子所在的学校、班级的组成结构和运行方式，即青年知识分子团体的特定社交性结构，对塑造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倾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他于1988年出版的国家博士论文《知识分子的“代”——两次大战之间的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和巴黎高师的学员》中，西里奈利选取了20年代中期的巴黎高师文科预科班和高师文科班作为研究对象，将其作为一个切片，通过查阅大量档案文献，采访当事人，经过细致的考证梳理，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一代知识分子如何从一个和平主义的母体出发，经由哲学教师阿兰（Alain）【36】为代表的“启发者”的引导，逐渐完成政治觉醒，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的一个过程。他还分析了在这过程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为在知识界的新陈代谢中新的一代如何形成这个问题提供了研究的典范。
此后，西里奈利继续研究了1945届高师文科班普遍思想左倾的“共产主义”的一代、50年代中期共同支持当时著名的政治家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的“孟戴斯主义”（le Mendèsisme）的一代、受1968年“五月风暴”影响形成相似社会政治主张的“1968年的一代”等多代法国知识分子，为法国知识界的新陈代谢勾勒出了大致的轮廓。通过这些细致的经验研究，西里奈利进而探寻了影响知识界代际更替的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丧失了大量的青壮年人口，为出生于1905年左右的一代知识分子迅速进入知识界提供了便利条件，大大缩短了新一代占据知识界主流通常所需的时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知识界针对附敌分子的清洗运动，使得同一代知识分子的内部发生了换班的现象，和法西斯或维希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退出了历史舞台，同代人中的另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占据知识界的中心。
在对知识分子的“介入”行动进行解释的时候，通常人们根据政治倾向的区别将知识分子分成左派和右派两大类。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在一些情况下可以提供解释的基本框架，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缺乏解释能力。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参加了反对战争的宣言和请愿活动，在同一份宣言中的署名名单中，会同时出现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的名字，政治倾向的差异性在这里无法解释。而从知识分子的“代”的现象这个角度出发，或许能够为这个问题提供更具合理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