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布尔迪厄：左拉、萨特在世纪末的传人
正当人们为80年代法国知识界巨星陨落而叹息，为知识分子是否“终结”而争论的时候，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接过了左拉和萨特的良知大旗，活跃在法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舞台上，成为世纪末法国知识界一道亮丽的风景。这颗新星就是著名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社会学讲席教授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布尔迪厄于1930年出生于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大西洋省贝亚恩地区（Béarn）当甘（Denguin）城的一个普通公务员家庭，祖上是农民，他自己早年生活的地区也属于农村。因此布尔迪厄在一些场合或著作中也自称农民的后代。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表白或者说故作姿态，它反映了布尔迪厄对社会中每一群体平等关注的态度，不论他们是国家精英还是平头百姓，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布尔迪厄试图了解的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布尔迪厄最初的经验研究就是从对农民和农村的考察开始的。在其后来的名著《实践与反思》中，布尔迪厄认为，正是在这个城里人经常称为“落后”的偏僻小村庄中的生活，使他很容易理解农民的生活和心态，对他以后的研究大有帮助。【30】
1951年，布尔迪厄考入著名的巴黎高师研修哲学，1954年毕业通过教师证书会考，成为一名哲学教师。布尔迪厄在高师的入学时间比福柯晚3年，与著名历史学家艾曼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同级。当时的法国知识界正是“左倾化”的时代，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辉煌的30年”刚刚启幕不久，而巴黎高师正是左派知识分子的重镇，亲苏亲法共是青年学生的政治时尚，许多学生加入了法共。但布尔迪厄体现出了其终生坚持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德里达等人站在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一边。与此同时，布尔迪厄系统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尤其对马克思早年的思想大为欣赏。作为社会学大家的马克思，后来成为布尔迪厄理论体系的来源之一。
从巴黎高师毕业之后，布尔迪厄前往外省的中学任教。几乎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布尔迪厄应征入伍，并留在那里，担任了阿尔及尔大学文学院的讲师。这在当时是一种极需要勇气的行动。苦难的现实迫使布尔迪厄暂时放下了哲学的思辨，关注殖民地社会的具体状况。在战火中，他从一名未来的哲学家转变为一名关注现实的社会学家。1958年，布尔迪厄出版了学术生涯的第一部著作《阿尔及利亚社会学》（Sociol-ogie de Algérie）【31】，对阿尔及利亚的原住民进行了经验研究。在布尔迪厄看来，尽管萨特等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阿尔及利亚人民说话，但是对于生活在苦难中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来说，这些知识分子行动时所倡导的那种理念，是乌托邦式的。不仅对阿尔及利亚民众生活状况的切实改善没有帮助，而且很可能还是有害的。要从根本上解决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冲突，必须帮助殖民地民众建立本土文明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首先要了解本土文明的原生态状况。因此布尔迪厄选取了当地的卡比尔人作为考察对象，系统地探讨他们的社会组织及其运行状况，并在研究中对法国殖民者的罪恶进行了谴责。尽管布尔迪厄于1960年回国，但是他对阿尔及利亚民众的关怀一直没有减弱，1963年，布尔迪厄出版了《阿尔及利亚的劳动和劳动者》（TraVaiLeTTraVailleurs eNALgér ie）【32】，探讨阿尔及利亚农村劳动力迁移及其带来的问题。1964年，出版了《背井离乡——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的危机》（Le déracinement，le crise de l'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NAlgérie）【33】，在开展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同时，揭露法国军队大规模迁移当地人口的暴力行径。在阿尔及利亚的这些实地研究，为布尔迪厄成为一名社会学大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其重要的学术灵感来源。
1964年是布尔迪厄在巴黎定居和工作的起点，他进入高等实践研究院（即现在的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成为最年轻的研究指导教授。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社会不平等问题十分关注，体现出作为一名出色的社会学家的深刻洞察力。1966年，他发表了《热爱艺术：欧洲的艺术博物馆及其公众》（L'Amour de l'art：les musées d'arTEuro péens eTleur p ublic）【34】，揭示出社会阶层与文化趣味的密切关系，后来深刻影响了法国政府的文化决策，出台了各种公众文化措施以弥补在艺术享受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不过，为布尔迪厄赢得决定性声誉的是他对高等教育的研究。60年代，正是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时代，随着大学和学生数量的空前增加，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乐观情绪，认为随着教育的民主化，整个社会将会日益趋向平等。布尔迪厄和另一位社会学家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合作，于1964年和1970年先后出版了《继承人》（Les héritiers）【35】和《再生产》（LAréproduction）【36】两本著作。在《继承人》中，他们通过大量系统详尽的调查，用图表等直观的方式，从大学生的年龄大小、性别差异、中学学业、经济来源、居住情况、课余生活、研究兴趣、学习态度、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交往程度、艺术欣赏、学习成绩、语言水平、习惯爱好等各个层面，全方位地剖析了社会出身的影响之深、之广。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表面现实揭露之上，而是步步深入，在《再生产》中，把人们往往熟视无睹或有时有意掩盖的现象上升到理论深度。布尔迪厄和帕斯隆指出，学校制度表面上实现着技术性的交流功能，但这只是一方面，学校制度同时还在另一方面实现着社会的保存功能和思想方面的合法化功能，即保存固有的社会结构并使之在思想上被人们接受。两位作者犀利地指出，当代教育传授的能力，只是统治阶级灌输的文化，而这种教育所提供的信息和培养也只能被特权人物完全接受，弱势个体或群体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弱势个体或群体总是处于一种十分被动不利的境地，而且社会地位越低，这一情况越严重。考试的作用，是将容易引起非议的社会等级转化为易于接受的学校等级。教育系统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掩盖了自身的其他功能，其本质是表面平等下掩盖的不平等，并将这种不平等不断生产得以延续。
布尔迪厄对高等教育不平等现象的揭示，不仅为他带来了广泛的学术声誉，而且也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继承人》成为1968年“五月风暴”中学生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雷蒙·阿隆在《回忆录》中，将此书称为造反学生的《圣经》【37】。此后，布尔迪厄开始跻身于一流社会学家之列。
布尔迪厄著述甚丰，已出版的超过300种，其名著《区隔》（La Distinction）【38】被国际社会学会评为20世纪10部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之一。由于布尔迪厄在学术上取得的卓越成就，1981年，他入选法国学术最高殿堂法兰西学院，执掌社会学教席，达到了其学术生涯的巅峰。在国际学术界，布尔迪厄也享有广泛声誉，获得的奖项不胜枚举。最后一枚由英国皇家学院于2000年颁发给他的赫胥黎奖章（Huxley Medal），代表着国际人类学界的最高荣誉。
当布尔迪厄于2002年元月去世的时候，法国各大报纸——《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人道报》都用了大量篇幅纪念这位杰出的学者兼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德里达、图雷纳等同时代的大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布尔迪厄的建树。法国总统、总理也都分别为法国知识界的这一巨大损失表达了深切的悲痛之情。蓬皮杜艺术中心专门为布尔迪厄举办了纪念展览，国际学界刊物纷纷出版专刊纪念这位杰出学者的理论贡献。布尔迪厄长于实证经验研究，又有深刻系统的理论建树，是一位关怀真切的社会学大家。
作为20世纪末法国影响最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理论有着深入的思考。随着自身反思社会学体系的逐渐完备，随着自身对社会政治活动的“介入”日益深入，布尔迪厄逐渐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知识分子观。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分子自己，经常会不假思索地认为，知识分子生活的世界应该是一个“纯洁”的世界，是与任何权力斗争无关、真理通过知识的论辩驱逐了各种错误意见的“理想国”。知识分子群体，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曼海姆所言，是一个不依附于任何阶级、“自由飘浮”的群体。【39】而布尔迪厄犀利地指出，这是一种对知识界和学术界无意识的神圣化【40】，知识分子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文化场域”，这个世界绝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纯粹和超然。
“场域”（chaMps）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并非指物理学意义上的场，也不是指一般所说的学科领域，而是指充满斗争的社会空间。在场域中，总是充满了力量、斗争和各种利害关系。拥有不同资本与力量的人在那里争权夺利。每个人都在场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各种地位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场域的结构，处于场域中的人或是为了维护现有结构，或是为了改变现有结构而进行不断的斗争。一个人的地位，由其所掌握的资本数量及其强弱所决定，资本的数量取决于特定社会中资本的分配方式，地位之争实际上就是资本之争。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的形式是多样的，最基本的三种形式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文化场域，即知识和文化生产的场域中，文化资本起主要作用，它并不具有物质资本那样的可触摸性，但在社会支配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中同样重要。如等级、权威、声望、学历与文凭、所在教学科研单位的名声都属于文化资本：它是权力与地位的基础。文化资本的力量不仅在它的相对自主性，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此外，布尔迪厄指出，在特定时期，资本的总量总是有限的，并具有流动性，因而加剧了围绕文化资本的争夺。因而，知识分子同样对文化权力、文化资本有着利益的追求和斗争。
另一方面，许多人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认为知识场域完全是社会利益特别是阶级利益的一种自然反映，知识分子的观念不过是其阶级出身或者社会位置的特定表现。这种论点以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41】作为代表。在布尔迪厄看来，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犯的是“短路”的错误【42】，它忽视了文化场域的相对自主性。文化生产有自己的逻辑，文化场域的内部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表现为在科学研究中对真理的信奉，拒绝支配着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的逻辑，知识分子可以借助于专业领域的权威，将文化场域中遵守的共同信念建构为全社会的信念，进行一种精神总动员，号召人们颠倒现存的统治秩序和主流话语，在德雷福斯事件、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知识分子就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甚至抗议政府宣称的爱国主义。布尔迪厄说：“知识分子的权威建立在伦理和科学的普遍性这种不成文法则的基础上，充当道德代言人的角色，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为了斗争而进行集体动员，斗争的目的是向整个社会世界宣布自己领域中所通行的种种价值。”【43】
从布尔迪厄的论著文本来看，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前景并不乐观。如果将知识分子群体放入社会整体的框架中来看，他认为知识分子群体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阶级”：“文化生产场在权力当中占据的是一个被统治的地位，那是一种被一般的艺术和文学理论所忽略的关键性因素，或者，可以把这个表述重新翻译成一种更通常的（但却是不充分的）说法，我可以这样说，艺术家和作家，或更笼统地说，知识分子其实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他们拥有权力，并且由于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大到足以对文化资本施加权力，就这方面而言，他们具有统治性，但作家和艺术家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来说又是被统治者。”【44】不仅知识分子与被统治阶级的联盟是不牢固的，而且知识分子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权力斗争。布尔迪厄在其名著《学术人》（Homo academicus）中详尽论述了法国学术界的生存状况和权力斗争。【45】
尽管如此，布尔迪厄强调，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可以也应该发挥作用：“文化生产者要取得知识分子的名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场域，并遵守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另一方面，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必须展示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权威。他们必须做专职的文化生产者，而不是政客。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专门知识（比如奥本海姆的科学权威、萨特的知识权威）而区别于世俗利益的独立性越强，他们通过批判现存权力来宣称这种独立性的倾向就越大，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政治立场，这政治立场的符号有效性就越大。”【46】
在现在社会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发挥社会作用，需要采取新的方式。布尔迪厄指出，最重要的是坚持文化生产场域的自主性。在文化场域这个空间中，尽管知识分子采取各种策略，争夺某种在他们眼中利害攸关的事物，但是从更大范围的社会世界中盛行的利益观念来看，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是颇为超越功利的。要创造适宜的制度，让最自主的文化生产者不受象牙塔的诱惑，以使他们能够使用特定权威集体干预政治，为保障他们自己控制文化生产方式和知识合法性的最低目标而奋斗：“文化场域的自主性，在同一个社会内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很大的变化，而在不同的社会同样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因此与场的内部的两极相关的力量，以及与艺术家或知识分子的角色相关的重要性也是会变化的。一方面，在一个极端，存在着专家或技术人员的作用，他们为统治者提供象征性服务（文化生产也有它的技术人员，如同资产阶级剧院有它的流水线上的制作者，或者流行文学有它所雇佣的制作者一样）；另一方面，在另一极端，则存在着自由的、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他们赢得了反对统治者的角色。他们是一些运用自己独特资本的知识分子，这些资本是他们依据自主性的力量而赢得的，并且得到文化生产场域的自主性的庇护，他们的确对政治场做出了干预，这是一种左拉和萨特的模式。【47】
在现实社会的运行当中，知识场域的自主性受到国家权力、商业经济逻辑等诸多因素的严重威胁，为了抵抗这些严重的威胁，布尔迪厄提倡知识分子开展集体斗争，创建一种“知识分子国际”：“尽管旧式的知识分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了，知识分子不必在萨特发明和身体力行的总体知识分子和福柯意义上的普遍知识分子做出选择，今天必须发明的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可能产生一种代表知识分子大集体的声音，并能够把特殊知识分子的全体聪明才智都结合进去。这一组织形式的卓越典范过去曾经存在过（比如，百科全书派）。以一种国际网络的形式，解决自发和集中的两难……‘一个圆心无所不在又无处存在的圆’，其中所有地方都是中心，也就没有地方是中心。……反抗对知识分子自主性的一切攻击，特别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有助于创建一种真正的文化国际主义，抛弃保护主义和特殊主义，为每个民族最特殊的东西迈向普遍性创造途径。”【48】
西方学界一般认为，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之前，他的角色是一位出色的学者，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从90年代开始，布尔迪厄开始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一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49】很多西方学者将1995年布尔迪厄公开支持法国民众的12月大罢工作为他积极介入的标志性事件，而在笔者看来，布尔迪厄的“介入”，可以上溯到1993年出版《苦难众生》（LaMisère du monde，一译《世界的苦难》）【50】这一揭示社会疾苦问题的名著开始。
对于社会疾苦的研究，是布尔迪厄晚年主持的一项重大学术活动，这个研究项目历时3年之久。1993年，作为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苦难众生》这部厚达千页的著作问世，立刻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并在当时的法国激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公众对于不平等、种族歧视、社会凝聚力等问题的大讨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次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事件，其英文版于1999年同时在英国和美国问世。
在这项研究中，布尔迪厄组织了20多位社会学家共同进行调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60多份访谈笔录。每一份笔录都可以当做一部精彩的短篇小说来读。采访的对象是些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其中包括工人、教师、警察、职员、失业者、外籍移民等。听他们诉说自己的无奈、困惑、忧虑和愤慨，讲述各人的苦难生活。并透过社会学的理解，揭示出痛苦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这些访谈比概括、抽象的理论思辨具有更多的说服力。例如，在当代法国，在选举中投票支持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的工人为数不少，如果简单套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很难解释这种现象。而仔细研读书中的一篇访谈，就会清楚地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可以说，《苦难众生》是一部当代法国社会疾苦的百科全书，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疾苦。他们经历了一场集体的衰落，分裂成产业工人和临时工两个群体。劳工运动已经不复存在，新一代的工人只考虑谋生的现实问题，缺乏统一的阶级意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工业衰落，中小企业数量增加，雇员很难“依靠工会”维护自己的权益。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令工人们只能屈服和沉默，而管理者通过种种手段，分化瓦解工人群体。随着整个工业区的衰落，工人生活状况陷入危机。其次是外来移民群体的问题。在移民社区，正常的社会关系和交往遭到破坏，微不足道的琐事可以成为本地人和移民之间产生摩擦的导火索，暴力泛滥。本地居民撤出、公共设施撤出，种族歧视和社会怨恨不断积累，同时社会信任被破坏，社会规范丧失，移民内部也自相残杀，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是基层的公共服务者的疾苦。执行社会功能的督察、法官、教师等，手中掌握的手段十分有限，而国家却赋予他们繁重的、无休无止的任务，很明显，这些任务都是无法完成的。学校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机制也陷入矛盾，教育体制承担着社会公平的功能，但在市场机制主导的教育体制下，学校之间恶性竞争，导致了两极分化，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因素。学校打破了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循环，教育孩子们拒斥体力劳动，但对他们的未来又没有任何保证，青少年在学校和劳动力市场接连遭遇失败，被社会日益底层化。
布尔迪厄认为，对于社会的疾苦，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绝不能袖手旁观，他主持这项研究，就是为了揭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像医生诊断病患一样，将模糊的病痛变成清晰的症状，从而可以用各种手段加以治理，承担起社会学的责任。因此，《苦难众生》不仅是一部学术论著，它更多的是一名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武器，承担良知和责任的“介入”活动。在向我国著名的翻译家顾良先生介绍此书的访谈中，布尔迪厄强调，不论今天明天，不论穷国富国，社会问题始终存在。社会学家的任务，不是为没有条件讲话的受苦人提供一个发泄的机会，而是理解他们，透过表象寻找深层次的社会原因。【51】
那么，造成法国社会中芸芸众生苦难重重的深层次原因何在？布尔迪厄指出，其根源在于从80年代开始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并扩展到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政策。1999年，布尔迪厄在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对话中，重申他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弥漫欧洲、拉美以及其他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暴力如此强大，纯粹的概念分析已属徒劳，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达不到相应的效果”【52】。在布尔迪厄看来，作为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给人类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灾难。9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者：布莱尔，若斯潘和施罗德，都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实施的政策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国家从社会经济领域退却，80年代经济全球化兴起之后，无限制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加剧了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动荡。
1995年12月，法国阿兰·朱佩政府宣布将进行一系列改革，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此举引发了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浪潮，抗议朱佩的政策，质疑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被称为“全球化时期的第一次起义”。布尔迪厄认为，朱佩改革不仅是“新自由主义”对法国的挑战，甚至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挑战。他在巴黎里昂火车站，向罢工的民众发表了一次演讲，题为《反对摧毁我们的文明》。这篇演讲，可以说是讨伐“新自由主义”的檄文，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史的历史上，具有与《121人宣言》同样的重要意义。
布尔迪厄首先对12月罢工表示了鲜明的支持：“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声援三个星期以来，为反对摧毁我们的文明而斗争的人们。这种文明与公共服务相连，保障国民权力的平等，诸如教育、健康、文化、研究、艺术，尤其是工作的权利。”【53】
针对部分知识分子对朱佩改革的支持，称之为“理性的对世界的理解”，布尔迪厄给予坚决的驳斥：“对理智‘精英’的长远观点与人民及其代表的短视冲动对立起来，是所有时期所有国家典型的反动思想。随着一种国家贵族的出现，这种反动今天有了新的形式，这些新的神权统治者，其合法性来自学位和科学，尤其是经济科学的权威。对于他们来说，不仅理性和现代性，而且运动和变化，都在统治者、部长、老板或‘专家’一边，而非理性、陈旧、停滞、保守都在工人、农民、工会和批判知识分子一边。”【54】
布尔迪厄指出，朱佩所代表的是当代社会中的技术官僚统治，朱佩政府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对法国乃至全球都带来了重大的危害，他呼吁知识界和民众一起，抵制以新自由主义为信条的全球化进程：“这些国家的贵族，鼓吹国家的衰微，宣扬市场和消费者（公民的商业替代物）的绝对统治，他们其实操纵了国家，将公共福利变成私利……当前的关键，是要重新夺得民主，反对技术官僚，应当终结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风传的‘专家’暴政，这些‘专家’不容置辩地强加给人们新的利维坦的断决，所谓的‘金融市场’。他们不想与人民谈判，而只想解释，应当终结自由主义理论家宣告的历史必然性的新信仰，应当发明集体政治政策的新形式。……而在重建公共服务的工作中，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学者，能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55】
如果我们从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维度来看，从1995年的12月罢工开始，沉寂了10余年的法国公共知识界开始重新出现了自己的领军人物。布尔迪厄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参与确定了新的内容：采取新的组织形式，从事反全球化的斗争。此后，布尔迪厄持续不断地深化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1998年，他在法国《外交世界》杂志上，撰写了题为《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长篇理论文章，从学理上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基础，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支柱理论“是数学上的虚构”，而实践后果则是造成了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贫富分化，文明解体。【56】1999年，在与格拉斯的访谈中，布尔迪厄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展开剖析，深刻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讲是一场保守的革命。这种革命复辟过去，表面上却装扮成进步的模样，这其实是一种启蒙传统的丧失。【57】2000年，在德国的《社会主义》杂志上，布尔迪厄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是消灭福利国家，毁灭这一社会进步的成果，“砍断国家的左手”。【58】
在持续的理论批判同时，布尔迪厄继续支持各种社会弱势群体要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斗争，积极呼吁欧洲知识界组织起来，创建一个新型的、国际性的知识分子批评运动。他身体力行，创办杂志，举办论坛，并且充分利用电视这一统治性大众传媒宣传自己的主张。在布尔迪厄眼中，新自由主义在当今世界，就像是四处蔓延的野火，因此，他将自己反对新自由主义、呼吁建立新型欧洲社会运动的文集定名为《遏止野火》（Contre-feux）【59】。
布尔迪厄的“介入”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1998年，一些法国知识分子成立了“征收金融交易税以援助公民协会”（AssociatioNpour lATaxatioNdes Transactions Financiers pour l'Aide aux Citoyens，简称“ATTAC”）。ATTAC的创建者们直接受到布尔迪厄思想的启发，成立后获得了布尔迪厄的大力支持，迅速发展成法国影响力最大的反全球化非政府组织。1999年，法国南部的农场主约瑟·博维（José Bové）冲击了当地的一家麦当劳，建立了以农场主为主体的反新自由主义和反全球化组织，并于2009年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博维是布尔迪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对布尔迪厄的言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对布尔迪厄而言，生命本身就意味着献身。”【60】
布尔迪厄于2002年1月去世，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世界报》为了能将此消息登上头版而推迟了发行时间。终其一生，他始终没有终止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知识分子责任的担当，正如尼罗·考比（Niilo Kauppi）教授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末至今的法国知识分子怀有一个共同的道德信念，可以概括为‘单枪匹马，反抗不公’。这种英雄主义激励了左拉和萨特，也激励了布尔迪厄。对左拉而言，苦难众生是德雷福斯和普通劳动阶级；对萨特而言，苦难众生是殖民地人民、无产阶级和犹太人；而对布尔迪厄而言，苦难众生则是穷人、失业者和外籍劳工。”【61】在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辉煌历程中，布尔迪厄是左拉、萨特在世纪末当之无愧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