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譬如说现在能凑出一半现银，我就先解了上来；另外一半，我打一张票子交到粮台，随时可以在我上海的阜丰兑现。倘或交通不便，一时不能去提现，那也不要紧，阜丰代理藩库，一切代垫，就等于缴了现银；藩库跟粮台划一笔账就可以了。垫多少扣多少；按月结账。”
听他说得头头是道，蒋益澧只觉得振振有词．到底这笔帐怎么算，还得要细想一想，才能明白。
想是想明白了，却有疑问：“藩库的收入呢？是不是先还你的垫款？”
“这怎么可以？”胡雪岩的身子蓦然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不断摇头，似乎觉得他所问的这句话，太出乎常情似的。
光是这一个动作，就使得蒋益澧死心塌地了。他觉得胡雪岩不但诚实，而且心好，真能拿别人的利害当自己的祸福。不过太好了反不易使人相信，他深信是自己有所误会，还是问清楚的好。
“雪翁，”他很谨慎地措词，“你的意思是，在你开给粮台的银票数目之内，你替藩库代垫，就算是你陆续兑现。至于藩库的收入，你还是照缴。是不是这话？”
“是！就是这话。”胡雪岩紧接着说，“哪怕划账已经清楚了，阜丰既然代理浙江藩库，当然要顾浙江藩司的面子，还是照垫不误。”
这一下，蒋益澧不但倾倒，简直有些感激了，拱拱手说：“一切仰仗雪翁，就请宝号代理藩库，要不要备公事给老兄？”“芗翁是朝廷的监司大员，说出一句话，自然算数，有没有公事，在我都是无所谓的。不过为了取信于人，阜丰代理藩库，要出一张告示。”
“那方便得很！我马上叫他们办。”
“我也马上叫他们连夜预备，明天就拿告示贴出去。不过──”胡雪岩略略放低了声音，“什么款该付，什么款不该付，实在不该付，阜丰听命而行。请芗翁给个暗号，以便遵循。”
“给个暗号？”蒋益澧搔搔头，显得很为难似的。这倒是小张比他内行了，“大人！”他是“做此官，行此礼”，将“大人”二字叫得非常自然；等蒋益澧转脸相看时，他才又往下说，“做当家人很难，有时候要粮与饷，明知道不能给，却又不便驳，只好批示照发，粮台上也当然遵办。但实在无银无饷，就只好婉言相商。胡观察的意思，就是怕大人为难，先约定暗号，知道了大人的意思，就好想办法敷衍了。”
“啊，啊！”蒋益澧恍然大悟，“我懂了。我一直就为这件事伤脑筋。都是出生人死的老弟兄，何况是欠了他们的饷。你说，拿了‘印领’来叫我批，我好不批照发吗？批归批，粮台上受得了、受不了，又是另外一回事。结果呢，往往该给的没有给，不该给的，倒领了去了。粮台不知有多少回跟我诉苦，甚至跳脚。我亦无可奈何。现在有这样一个‘好人’我做，‘坏人’别人去做的办法，那是太好了。该用什么暗号，清雪翁吩咐。”
“不敢当！”胡雪岩答道，“暗号要常常变换，才不会让人识透。现在我先定个简单的办法，芗翁具衔只批一个‘澧’字，阜丰全数照付；写台甫‘益澧’二字，付一半；若是尊姓大名一起写在上头，就是‘不准’的意思，阜丰自会想办法搪塞。”
“那太好了！”蒋益澧拍着手说，“听君一席话，胜做十年官。”
“好人”我做，“坏人”别人去做，这就是官场的现象，因为当官总要得罪人，把某些得罪人的事交给下属去做，是狡猾的上司经常采用的手段，而商人出身、渎书不多的胡雪岩也深谙此道。胡雪岩给蒋益澧出的主意，表面上看起来是胡雪岩在做坏人，因为蒋益澧给定了暗号，粮台的人什么时候该给粮饷，什么时候不该给粮饷，就按照蒋益澧的暗号办。“只批一个‘澧’字，阜丰全数照付；写台甫‘益澧’二字，付一半；若是尊姓大名一起写在上头，就是‘不准’的意思，阜丰自会想办法搪塞。”
表面上看起来，这也确实解决了蒋益澧的难处，有了这些暗号，蒋益澧就不要向以前一样那么在批粮饷的问题上为难了。但实际上，胡雪岩是为自己在打算，他的一万石粮食存放在蒋益澧的粮台里，要是蒋益澧什么时候给批出去，到时候胡雪岩就算神通再广大也是要不回的，所以，他现在就用这一条计稳住蒋益澧，让蒋益澧不能乱批粮食。从这一方面来说，胡雪岩真正实现了“好人”我做，“坏人”别人去做的原则。
一日一心得：
“好人”我做，“坏人”别人去做是一种策略，因为人际关系复杂多变，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人，也许得罪人了自己还不知道，而得罪了人就会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对于一个经商者来说，这是不明智的。
结交官场须烧冷灶
胡雪岩语录：交结官场，不仅“趋热门”也“烧冷灶”。
现代文学史上的大文豪鲁迅，他的祖父周福清是同治辛未科的翰林，后任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十九年，慈禧太后五十九岁，下一年六十整寿，要开恩科，所以于这一年秋天举行乡试。而这一年的主考官是周福清的同年殷如璋，周福清就拿着一张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去给自己的儿子和亲友五人通关节。但由于事情穿帮，被光绪帝判处“监斩侯”。这一年，鲁迅十三岁，由于这一场变故，鲁迅家中顷刻天坍地陷，族人连夜分散各地。鲁迅兄弟不得不走避于城外皇甫庄外婆家中。因为家道衰落，以前那些亲近其家的亲朋好友，也都一个个躲得远远的，不再像周福清做官时那么走得近了，有的对他们还指指点点，冷嘲热讽，使鲁迅兄弟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给鲁迅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鲁迅的文章里写的都是揭露社会黑暗及人情冷漠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注重人情的社会，但这个注重人情的社会里的人又有一种劣根性，这种人情只存在于比自己地位高的、身份高的人身上，而比自己地位低的、身份低的人那里，人们是不屑于与他们讲人情关系的。本来人往高处走，是无可厚非的事，可是当那些地位高、身份高的人从他们的地位上跌落下来的时候，那么，他以前的那些跟他称兄道弟的人就会对他们躲得远远的，就好像他的事会牵连到他们一样，有的不仅是躲得远远的，甚至是冷嘲热讽，好像通过冷嘲热讽就能把他们以前对他的阿谀奉承补偿回来一样。
这种事情在官场更常见。当某人身居高位握有权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来巴结他、讨好他，而一旦他因为什么错误从他的地位上跌落下来或者因为年老从他的位置退居二线的时候，那些以前想方设法去巴结、讨好他的人现在早就不知踪影，避之唯恐不及了。
如果我们把这种情况比喻成“热门”与“冷灶”的话，那么那些当朝权贵、实权大官就肯定会是“热门”，而那些身处厄运、人微权轻或大势已去之人则只能是“冷灶”。如果把眼光放在那些当朝权贵、实权大官身上，就叫做“趋热门”，而如果把眼光放在那些身处厄运、人微权轻或大势已去之人的身上，则叫做“烧冷灶”。“趋热门”人人都会，但是“烧冷灶”就未必人人都会了。
而胡雪岩就是一个既“趋热门”又“烧冷灶”的人，他结交左宗棠、奕诉、文煜就是在“趋热门”，因为这些人都是当朝的重量级人物，但是他对那些暂时潦倒而没有发迹的人物，他也毫不犹豫的提供帮助，这就他的“烧冷灶”之术。这种“雪中送炭”的义举使得受助人感激不尽，而一旦受助人飞黄腾达了，施恩人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所以胡雪岩为什么能有他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既“趋热门”又“烧冷灶”的结果。
胡雪岩资助王有龄就是一种典型的“烧冷灶”，但是胡雪岩更成功的“烧冷灶”是对宝森和麟桂的帮助。
宝森因为政绩平庸，被当时的四川巡抚丁宝桢以“才堪大用”的奏折形式，借朝廷之手体面地把他请出了四川。于是宝森只能在京城闲居，每日呼朋唤友，吟酒品茶泡赌场，表面上很悠闲，其实心中甚感落寞。胡雪岩就特意拜访，劝说他到上海一游，费用全部由胡雪岩包了。宝森因为旗人身份限制，在京玩得实在不过瘾，就随了胡雪岩去游上海，逛杭州，游山玩水，甚是痛快。遂把胡雪岩视为密友，后来胡雪岩向洋人借款，就是通过宝森才买通刑部尚书文煜，并搞好和醇亲王的关系，始办成此事。
对麟桂的帮助是在麟桂要调离浙江的时候，麟桂任浙江藩台的时候，在财政上空缺了两万两银子，现在要调离浙江了，如果不把这两万两银子垫上的话，自己的把柄就会落在人家的手上，到时候就会影响他的仕途。麟桂可不想这样，于是他就向胡雪岩求助，希望胡雪岩的阜康钱庄能资助他两万两银子，但问题是阜康刚刚开业，包括同业庆贺送来的“堆花”也不过四万两现银。而麟桂一下就借去两万两，并且麟桂是正要调离浙江的，如果他人一走，不还这些银子了，那么两万两银子对于当时的阜康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那借还是不借呢？胡雪岩思前想后，最后觉得在人家困难的时候，帮助了别人，人家自然不会忘记，到时利用手中的权势，行个方便，何愁两万两银了拿不回来？并且他也了解到麟桂并不是那种借钱不还的人。于是他不惜动用钱庄的“堆花”款项以超低利率悉数贷给了麟桂。
事实表明，胡雪岩这一次“烧冷灶”烧对了，麟桂为了感谢胡雪岩，临走时，他向朝廷上书，请求户部嘉奖阜康，这一嘉奖提高了阜康的名声，使得京里户部和浙江省之间的公款往来，也委托“阜康”办理汇兑。同时，麟桂把浙江省用于支援清军围剿太平军的协饷也委由阜康办理汇兑。此外，浙江省与江苏省的公款往来，也归“阜康”经手。这样一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生意越做越大，那利润自然是滚滚而来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烧冷灶”也不能随便乱烧，不能见人就“烧”，如果是那些像“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一样的人，“烧”了肯定是一些赔本的事。
一日一心得：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民间的一句俗语，但是却道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的真谛。我们受别人帮助了，就要加倍的报答别人。
低调做人防人妒忌
胡雪岩语录：不招人妒是庸才，可以不招妒而自己做得招妒，那就太傻了。
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意思就是说，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这就是典型的文人相轻，文人们总是喜欢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
而在商场上，就有“同行相妒”之说。胡雪岩在后期，李鸿章与左宗棠争权夺利，李鸿章就命盛怀宣在上海排挤胡雪岩，但是，盛怀宣之所以那么愿意去做，就是因为对胡雪岩产生了妒忌，因为盛怀宣也是一个商人，而胡雪岩在商场上的成功是他所只能望其项背的，于是，他才想方设法要把胡雪岩搞垮。
而对于胡雪岩来说，一直以来，他都在低调的做人，因为他深知人行走商场，就怕招来同行的妒忌，如果同行对你产生妒忌了，那么，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把你孤立起来，然后再设法把你挤垮。胡雪岩最后因为生丝生意而失败，就是因为他想垄断生丝生意，维护蚕农的利益，他想抬高生丝的价钱，这样就损害了同行的洋人的利益，于是洋人才会联合清政府来击垮他。
可是不管盛怀宣也好，洋人也好，胡雪岩招来他们的妒忌并不是胡雪岩的本意，他也是因为太成功了，名声在外，由不得自己，整个天下没有谁不知道胡财神的。所以他最后的失败也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
但我们纵观胡雪岩的一生，低调做人、谨小慎微是他一辈子在坚持的事。
当王有龄捐官成功做了上海海运局坐办的时候，胡雪岩就想开办钱庄了，尽管当时候他还没有钱，但是他看到了王有龄的前途，他相信王有龄会有一片光明的仕途，到时候以王有龄为官场靠山，凭他们的交情承办代理打点道库、县库的过往银两，用公库的银子来做钱庄的流动资本，而且公家银子不需付利息，这等于是白借本钱。
可此时的王有龄却认为自己还只是一个坐办，不是实缺，没有实权，没有给胡雪岩提供代理公款的条件。他想等他在官场坐稳了，得了一个知县做的时候，胡雪岩才开钱庄，到时他把官库的银子给胡雪岩钱庄“代理”，也就理所当然了。可胡雪岩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要是等到王有龄放了州县得了实缺再来开钱庄，那时浙江官、商两界都知道有个王有龄，也都知道王、胡之间的交情了，虽然自己的钱庄那时候也能够凭借王有龄的关系而代理公款，或许钱庄生意的运作还会更方便些，但外人的看法却会大不相同，人们会说胡雪岩办钱庄是借了王有龄的官场靠山，也会说王有龄是动用公款交胡雪岩办钱庄，营商自肥，到时候胡雪岩就是一个出名的人了，那么，别人肯定就会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嘴上尽管不说，但是暗地里却使坏，搞不好向京城参上一本，那可不是胡雪岩所想要的。
这就是胡雪岩低调做人的表现，等到了胡雪岩的后期，他就更注意这一点了。因为此时的李鸿章与左宗棠明争暗斗更加激烈了，左宗棠一当上南洋大臣，就极力铲除李鸿章在江南的势力，而李鸿章也为了打倒左宗棠，也要铲除左宗棠的党羽，而胡雪岩就是被铲除的第一个对象。于是李鸿章指使盛宣怀排挤胡雪岩在上海的势力，盛宣怀指使手下散布中法即将开战的信息，让上海人心惶惶，世人纷纷兑银，“阜康”银根吃紧，就在此时，古应春自己作的房地产生意因为战事，一落千丈，欠债累累，胡雪岩想帮助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胡雪岩找到李鸿章，请他关照上海道台，尽快将各省的协饷拨还给他，李鸿章表面答应，但暗地却让邵友濂扣住不发。同时，“阜康”又出内贼，上海的总管宓本常看胡雪岩事业发达，自己也想另起炉灶，私自挪用了十几万两银子去做南北货的生意，结果赔了钱，自杀身亡。
就在这时，胡雪岩的女儿就要出嫁，其母罗四太太带着她去上海购买嫁妆。但是，胡雪岩再三告诫他们俩，不要太过招摇，买些钻石珠宝就回杭州，因为现在正在关节眼上，不要惹人话柄。
胡雪岩的一生都在低调做人，正像他自己说的：“不招人妒是庸才，可以不招妒而自己做得招妒，那就太傻了。”这就是他这一生的真实写照，他每时每刻都在以这一原则来要求自己，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学而思之：
商场上确实应该注意尽量不要招妒。被人妒忌，会在自己与同行之间造成一种无形的隔阂，生意上携手合作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容易使自己在同行同业中处于孤立地位，甚至还有可能使同行联起手来与你作对，这样，你也就会感到处处掣肘，四面支绌，要想获得成功，也就难上加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