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赛季对于我们来说本来进展得十分顺利，我们是第四名。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在欧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时我们跟鹿特丹队x,J-阵，结果我们被淘汰出局。欢乐兴奋的情绪一下子开始扭转了。俱乐部里的一些人开始胡说八道。“本来应该赢更多的球，”有人突然这样说。“为什么我们不是第三名或者是第二名，而偏偏只得了个第四名呢?我们必须再当一回冠军。”等等，就好像我们是一支不折不扣的超级球队似的。
在我到来的第三年、即在1996／1997赛季，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本来我们是能够把赛季拿下来的。报酬好得很，可是除此之外这一年没有给我和球队带来任何东西。我们在中场晃来晃去，绝对只是中等水平。人们答应给我们增加的兵力根本就没有来。罗尔夫·吕斯曼宣布，从英国租借来一名球员。“这个人至少能进10到12个球。”当然，这小子是能进球，只不过是在训练的时候。
忽然又有人说：“那个埃芬博格挣得也实在太多了!”第二个赛季过后，俱乐部把我的合同又延长了一年。我的酬金也相应地提高了，于是报纸上铺天盖地地登载了这个消息。是俱乐部主席德里加尔斯基向外界透露了我这笔酬金的数额，至少有人是这样告诉我的。本来我对这种讨论不屑一顾。我知道对于球队来说我有什么价值，不过让我大失所望的是，俱乐部的某些人怎么一下子表现得如此没有专业水平。因为我现在又每天都出现在大标题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过问我的成绩，而是一味地对我的收入议论纷纷。人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这500万马克的合同，这让我十分气恼——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在教堂讲道
1995年11月20日我有一次大的登台表演——不过不是以一名足球运动员的身份，也不是在体育场，而是在一所教堂里。有些人知道，我把孩子看得有多么重要。有一次，门兴格拉德巴赫一格奈肯的弗兰齐斯库斯教区牧师克劳斯·胡尔茨问我，是不是愿意在他的教堂里讲道。“我给您提供材料，并且为您写一些东西，”他说，“题目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就是未来》。然后您在我的教堂讲道。”
我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我答应下来，不过有一个条件。“我自己来写一些东西，”我对牧师说，“我认为，人们应该和孩子交往。我有3个孩子。我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当我把我写的手稿带给胡尔茨牧师的时候，他激动极了。我们彼此更加亲近了。我对于他来说变成了“斯特凡”，他对于我来说变成了“克劳斯”。
教堂里的人挤得满满的，就连圣诞节也没有来过这么多的人。许多人可能都在想，这个埃芬博格在这里到底想要搞什么名堂?他现在也居然开始讲道啦!我相信，我的演讲甚至由某个地方的无线电台转播了。我开始讲演。讲我的孩子，讲全世界的孩子。对于我来说，孩子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比金钱和其他的一切都重要的多。他们是神圣的礼物，所以人们必须在孩子身上下特别多的功夫，如果要想把孩子抚养大的话。我的父母亲在教育孩子时很注意这一点，我也试图这样做。全世界本来都应该这样做。不管在什么地方，每个人都应该把孩子看成无价之宝，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孩子就是未来。
当我结束演讲的时候，教堂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站起来鼓掌达几分钟之久，尽管在教堂里本来根本不准许鼓掌。
’
“你确实有潜在的天赋，”克劳斯后来对我说。我的岳母则认为：“现在你就缺一件长袍了，不然的话你就成了牧师埃芬博格了。”还真是这样，不过我可不愿意以后走上这样一种职业生涯。
从此以后询问一个接着一个地来了，人们没完没了地问我，是否能够到这儿讲话或者到那儿致词。但是我希望，布道之事永远只停留在这一次，所以我拒绝了所有的邀请。
如果某个地方又有孩子被拐走或者被糟蹋，这类可怕的事常常使我极其不安。首先我为孩子的父母感到难过。在此我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在我们德国，对于强奸儿童的罪犯惩罚得太轻了。我们必须把强奸儿童的罪犯关进监狱，永远不许他们走出监狱一步，不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我们往往对’罪犯太仁慈了，却忘记了受害人的痛苦。假如有人拐走我的一个孩子或者对他干什么坏事，我无法担保我会作出什么事。死刑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禁忌。但是只要——这里我特别强调“只要”这两个字——有百分之一的遗传基因技术证明，某个人强奸了并且杀害了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凶犯只能判死刑，这是他罪有应得。对于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我就是这种看法。我知道，我持这种看法很可能会遇到强劲的逆风，不过人们应该问一问有关孩子的父母，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吃红牌
伯克尔贝格体育场：1996年4月28日，门兴格拉德巴赫队对杜塞尔多夫队。一场真正的比赛。体育场里坐满了人。我们以0比1的比分落后，我又气又急，脖子都变粗了。在继续比赛的时候，我从眼角上瞥见裁判员赫尔穆特·克鲁格在某个地方跑来跑去。他正在往后退，而我一下子又来不及躲闪开，至少我的胳膊不知怎么挡住了他的路。克鲁格猛地撞到我身上，他向后一踉跄，整个人便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就像一只背朝地跌到的金龟子一样躺倒在地上。整个运动场顿时爆发出怪里怪气的大叫声，开始的一刹那我不由得笑了一下。
妈的，接下来我想，这下子我惹麻烦了。克鲁格费了好大的力气才重新站立起来，紧接着他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红牌。“多谢，”我说，同时把自己装作无罪的羔羊。“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脑袋后边没氐眼睛吗?”我发着牢骚。但是这无济于事，我不得不从场上退下来。幸运的是，我们仍然以1比1踢成了平局。
没过多久，体育仲裁委员会对此事进行了审理。我不得不把录像带看了3000次。从录像中可以看到，我不知怎么地把胳膊伸了出去，可是就是这样一只胳膊，有时候它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莫名其妙。不管怎么说，人们不能够硬说我有明显的意图。还好，我很幸运：我被宣告无罪!然而几天之后，我还是被罚禁赛两场。真让人难以理解，不是吗?体育仲裁委员会依照条款进行上诉，然而仍然强行实施了一次禁赛。
天大的谎言
第三年我不仅在事业方面成绩马马虎虎，而且我还摊上了一件特大的麻烦事。我原来自认为我已经领悟了，什么事情要是跟媒体粘上边会有怎样的结果。然而，一件完全足编造出来的事情如果被媒体炒得世人皆知意味着什么，这回我算是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
1996年12月1日，我同乌韦·坎普斯及其他以前的妻子、我的朋友洛塔尔·勒尼施及其妻子，还有马丁娜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又一起同到我的家里。
“刚才有一个人按门铃，”我们刚一到家，我们家请的l临时保姆——一个年轻的姑娘——便对我说。“我没有开门，只是透过窗玻璃瞅了瞅，但是门前没有人。幸亏孩子们睡觉还都没有醒。”
海恩本来就是个偏僻的村镇，在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同坎普斯以及勒尼施四处查找了一遍，看看是否有人在周围游荡。在大门外面的行车道上什么也没有发现。天气极冷。我们很快又回到了房子里，我们的临时保姆正打算离去。
不料两分钟以后她又回来了。“我没有办法把车开出去，”她说，“那里有一个人躺在我的汽车后面，很可能就是刚才按门铃的那个人。”
果真是这样。在汽车后面躺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没有见过什么人这样烂醉如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过。醉汉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他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至少超过了千分之四。然而还不只是这些：他的裤子全部被他尿湿了，而且还拉了一裤子的屎，然后他摔倒在地上。他的脸上全是血。只要望上一眼就让我感到恶心得不得了，不光是我恶心，更要命的是跟随我们出来的马丁娜和另外两个女人。
我用脚小心翼翼地碰了碰他。“喂，师傅，有什么问题吗?”说老实话，我为我的鞋底感到惋惜，我觉得这个家伙实在令人作呕。
“这个人到底还活着吗?”坎普斯问我。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人很有可能被冻死。
“这个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摔倒在这里，”我回答说。不知怎么地，这个人的喉咙里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喘息声。
“那我们现在拿这个人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叫警察?，’坎普斯问，“或者是叫一辆救护车来?”
没有人愿意碰他一下。
在街道的另一侧，在位于街角的一个房子里住着一个农夫。他从窗子里往外瞧时看到我们束手无策地站在这里，于是他朝着我们走过来。
“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问我们。
“这里躺着一个人，”我说，同时我们迅速地叫了一辆出租车。
这位邻居把醉汉扛到自己的肩膀上。真不可思议，我想。我很佩服邻居的这种举动。如果换了我，哪怕是碰他一下，我都担心自己会染上疥癣。邻居家房子前面的花园里有一条长凳，他把那个醉汉放到凳子上面。
出租车终于来了。司机把车开到房前，瞥了一眼那个醉汉。“不行，先生们，”他说，“你们这个球友我无论如何都不拉。他会把我的整个车子弄脏了。”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叫警察。警察来了，至少他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在这个醉汉身上查出一些情况，弄清楚他住在哪里。他们把一块塑料薄膜铺到他们车里的后座上，然后把醉鬼汉搬进他们的巡逻车里。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今天不是他们交好运的日子。拉着这样一个烂醉如泥的家伙晃晃荡荡地穿过这个地段，这绝对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您想告发他吗?”其中一名警察又问我。“因为他干扰了您的夜间休息，或者给您造成了麻烦?”
“天哪，不。您瞧瞧这个家伙!他应该庆幸他还活着。您把他带走吧，然后就没事了。”我回答道。
可是这个人在我们这里到底想干什么呢?对于一个入室抢劫犯来说，他喝得实在太多了。他又是怎样来我们到这里的呢?
几个月以后我正在训练营地训练，马丁娜不安地给我打来了电话。“这里来了一个检察院的处罚决定。罚金高达390
000多马克。”
“什么?”我想，可能是我听错了吧。
“是的，有人把你给告发了，他们控告你把倒在咱们家门口的那个醉汉给踢伤了。”
如果说，我当时惊愕的程度就如同从云端里掉下来一样，这一点儿都没有夸张，而且还算是轻描淡写打了折扣的。我曾经听说过许多乌七八糟的屁话，而这种屁话无疑已经登峰造极了。
原来是住在我们对面的一个女人告了我们。她跑到警察局，自称亲眼看见我在我们家门口朝那个醉汉身体的一侧重重地踢了10脚。她说，这个人到某个地方参加完了庆祝会以后本来是想来找她的，可是他喝多了，昏头转向地没有往左边走，而是跌跌撞撞地找到了马路的右边，并且躺倒在我们家车库门口。
这个女人在附近的一个村庄当服务员，看来她时常自斟自饮，而且酗酒无度。那个男人是她的酒友——至少我的一
些朋友是这样告诉我的。这两个人很可能也有男女关系。或
许足这个老女人只是感到有些寒心，因为那个男人不是头脑
清醒地躺到她家的床上，而是躺到了我们家的车库门口。
这段编造的故事自然又很快上了所有的报纸，文章的基本内容千篇一律，大标题赫赫写道：斯特凡·埃芬博格踢伤了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男子。几个月以后这件事被推上了法庭。我那两个特别亲密的“朋友”深深地耷拉着脑袋拖曳着脚步走进了审讯庭。那6"-醉汉也根本不敢抬起头来看我一眼。你就在这里胡说八道吧，我心里想，仁慈的上帝总有一天会惩罚你。这一点我敢肯定。审讯开始了。这也是他们在法庭上编造谎言的时刻。
“您想想，”我对我的律师说，“他们不是说，我朝着这位先生的一侧重重地踢了10脚吗?我是职业足球运动员，我只要踢他一脚，就能让他所有的肋骨全部折断。”
那个女人变得慌乱起来，说话也开始变得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她说她已经汜不得我是否踢过她那喝醉酒的情人右边或者是左边了。
法官还是注意听了一会儿的胡言乱语，直到某个时候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太愚蠢了。“我简直无法再忍受您在这里讲述的一切，”他说，“我现在必须得中断您的陈述。我根本设有必要再继续听您讲任何东西了。”
就此这桩案件审理结束。1997年9月24日，我被宣布无罪。
可是报纸上登载了法庭宣布我无罪的消息了吗?没有，或者顶多是一小段文章，10行字。“一级开释!”这根本不是什么一级开释!这是一级嘲弄。在这事情发生之初，他们无中生有，造谣生事，然而后来事实澄清后，报纸上却只有一小段报道。
“假如什么时候冒出一个女人来，说我强奸了她，那会怎么样呢?”我刘‘马丁娜说。“那么我好几个月都不得不戴着施暴者这顶帽子在这个地区跑来跑去，直到什么时候报纸上登出3行字，说我根本不是施暴者。”荒唐!
过了好几年以后，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仍然在重提这段不愉快的旧事，在有些报道中，甚至写到我被判了刑——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两个“朋友”将受到应得的惩罚，审判他们的将足慈爱的上帝。“埃芬想当市长’
在宣判我无罪之后，我曾在公众场合表示过刈‘这次审理的反感，我说，这不仅是一次天大的嘲弄，而且也足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我的这种说法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传到了《图片报》记者约尔格-乔赫德的耳朵里。他是一个特别狡猾的家伙。他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有一次训练过后，他在暗中守候着我。
“喂，斯特凡，”他对我说，“我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你想进入政界。”
“进入政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是这样，我是听说的，你想在下尼德克吕希滕市当市长。”
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心里想，难道今天已经是4月1号愚人节了吗?不过我马上加入到这场游戏中。我相当认真地说：“是啊，没错，可是你又是从哪里知道的这个消息的呢?”
“这个消息在你住的那个地方已经传遍了，”这位记者说。
“好吧，那么你就好好写一写吧，”我说。“我很关心这件事。但愿我能够成功。”
回到家里以后我把这件事讲给马丁娜听。我们笑得腰都弯了。不过她不相信，这件事真的能够登到报纸上。“他还不至于那么异想天开吧，真的会写这样的文章，”马丁娜说。“报纸上有很多这类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说，“你就看着吧，他会写的，这一点我完全相信他。”第二天，报纸上用黑体字刊登了他写的东西。而且许多人都相信了这个故事。甚至在下克吕希滕还进行了一次正经八百的民意调查。“如果埃芬博格在这里当市长，您对此有什么评价?”“一个极好的想法，”有一些人说。“这是弱智，”另外一些人说。“最好他还是应该去踢足球。”
我相信，这位市长会吓得屁滚尿流，假如这个故事真的变成事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