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仁俱乐部的最好的几年
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在1997／1998赛季以后收益很大。
他们请来了曾经率领多特蒙德队取得非凡成就的奥特马尔·希斯菲尔德。另外，还来了5名技术成熟、经验丰富、而且渴望比赛的球员：萨利哈米德奇科，耶雷米斯，林克，阿里·戴伊和我。压力和期望都相应地增加了。在冠军的头衔下什么都不顺利。在准备阶段，就已经有人在故意找碴儿反对我。“这个埃芬博格只有在没有明星的球队里才能够炫示自己，”有人这样说。还有人说：“他以前曾经在这里呆过，没成功。难道这一次情况就会好一些吗?”
甚至连仁州的总理埃德蒙德·施托伊贝尔也要发表议论。他虽然根本不认识我，却说，一个斯特凡·埃芬博格，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不会需要。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施托伊贝尔是谁。“这个人到底是谁呀?”我问。“这是我们巴伐利亚州的总理。”人们告诉我。好吧，我心里想，如果除此之外这个人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么就让他尽管反对我好了。施托伊贝尔也是拜仁俱乐部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如果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的话，他总是规规矩矩地跟着一起庆祝。后来在庆祝我们荣获德甲联赛冠军的时候，我在马里安广场旁边的阳台上第一次遇见他。
“哎呀，埃芬博格先生，衷心地祝贺。您在慕尼黑干得真棒。”
“您很快就会改变您的看法的，施托伊贝尔先生。我原来还在想，也可能这里根本不需要我。”
埃德蒙德跟着庆祝，就好像他本人得了冠军似的。他甚至说：“我是埃芬最好的朋友。”欢庆胜利使他变得令人喜欢了，他还公开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这种做法对于政治家来说本来并不典型。但是这很有风格。
在准备阶段，希斯菲尔德根本不接受这种牢骚。他立刻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即：我是他的人，他信任我。这对我有很大帮助。球队也马上接受了我。我们以15分领先获得冠军。我相信，还没有哪一个队能够占有这么大的优势。请吹一口气
1998年9月，我们球队开了一个晚会。我们在一个啤酒馆吃着香肠，喝着啤酒。然后，我跟托尔斯腾·芬克，斯文·朔伊尔以及另外几个队友还去了施瓦丙的某一个酒吧。那里的气氛很好，音乐也很棒。我们喝了几杯酒，不过我喝得还比较克制。当我上车准备回家的时候，我感觉精神好极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把车开得比较慢，也很小心，并且注意遵守所有的交通规则。我只不想引人注目，不想急急忙忙上床睡觉。
在我差不多已经快到家的时候，我看到一辆警车停在一个角落里。
唉，妈的，我想，但愿他们在这里是为了别的什么事情，而不是为了让我停车对我进行检查。可是又会是什么事呢?在凌晨3点钟，一辆警车停在一个寂静的住宅区里会干什么呢?最后一辆汽车大概在3个小时之前就开过这里了。从各种迹象看来，好像他们埋伏在这里是在等着我。
我真不走运。那些警察闪着蓝色信号灯跟着我。当我到了家门口把车停下来的时候，这些警察也下了车。
“请出示您的驾驶执照和机动车执照。您是不是喝酒了?”
“是的，”我说。“我喝了一点儿酒。大概是两三杯吧，不过，我觉得精神好极了。”
“嗯，那么我们现在给您做一下检验，”一个官员说，“请您往这里面吹一口气。”
仪器显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千分之0．89，还不算太糟糕，不过也超标了。我敢保证，假如我遇到的是别的警察，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小题大做，他们会采取其他的办法处理这件事。比如他们会说：“埃芬博格先生，你稍微喝多了一点儿，下一回您可要好好地注意一下了。”他们可能会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并且说不定还会顺便跟我要两个我的亲笔签名，然后我就可以回家了。
这两个警察不像是爱好运动的人。他们似乎非要把我弄得窘态毕露烦躁不安才高兴。
“我们现在再等一下，然后我们再给您做一次检验。到时候数值还会往上升一些。”
“什么?”我说道。“你这样说大概不会是认真的吧?”
不知怎么的，我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实际上就足专门住这里等我的。是不是有人给警察局打过电话检举我了?这个人可能会这样说；“喂，你们注意听着，那个埃芬博格直到刚才为止一直在施瓦丙喝酒庆祝，他现在已经上车了。你们可以在他的家门口把他逮住。”
蓝色信号灯还在不停地转动着。马丁娜被吵醒了，她来到街上。“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马丁娜问我。“这两个人让我吹气，”我告诉他说，“酒精测试。”第二次测试结果是千分之1．07。“现在要怎么办?”我问警察。“现在还要跟我们回去做抽血检查。请您上我们的车。”我跟着他们上了巡逻车，坐到后座上。虽然他们没有给我戴上手铐，但是我却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名重刑犯似的。我过去还从来没有在一辆警车里面坐过。抽血检查只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这时候差不多已经是早上5点钟了。“要不要我们再开车把您送同家去?”其中一名警察问我。这期问我的心情真是烦躁透了。“您觉得呢?难道让我用两条腿走着回家，或者是坐地铁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我愤怒地大发脾气，以至于警察威胁我说，要在某个地方把我赶下车去。当我重新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差点儿把钱塞到他们手里，我当时气糊涂了，刹那间还以为我坐的足一辆出租车呢。回来后我只还能躺3个钟头，然后又必须得去训练。
真是不可思议，这件事怎么那么快就传开了。这是警察局新闻处于的好事儿。训练结束以后，拜仁俱乐部的新闻发言人马尔库斯·赫尔维克拦住了我。
“你听着，斯特凡，明天报纸上将会报道，你的一次酒精检测数值是千分之1．07，结果被人逮个正着。你最好在其他人知道这件事之前跟教练谈谈，把这件事向他解释清楚。”好吧，我立刻拨通了希斯菲尔德的电话。他反应相当冷静沉着。“千分之1．07，还没有那么糟糕，”他说。
尽管如此，我清楚地知道，我将会得到一次罚款处分。固然不出所料，罚单来了。在拜仁俱乐部，罚款的标准是100000马克。如果某个球员上厕所解手后没冲干净，差不多也必须罚这么多钱。对于俱乐部来说，罚过款以后事情就算了结了，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对于报界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第二天所有报纸的第一版都登载了这件事。我在汉堡的父亲一清早开车去上班时，他在一张报纸上面看到这样的大标题：“斯特凡·埃芬博格——驾驶执照被没收”。他吓了一大跳。他对此事还一无所知。直到晚上我们才能够通电话。人们一整天都在到处谈论所谓的我酒精含量超标的越轨行为。“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怎么可以这么干呢?特别是在一场重大比赛的前几天?”
现在到底是怎么啦?我想，难道这些人就没有其他的事情好操心吗?后来我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还说过：“每天都有好多人因为喝酒过量被抓住。”紧接着，我便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有一封信上是这样写的：“肯定有很多人因为血液里含有酒精被抓住，但是这些人的名字不叫埃芬博格。”
后来我根本无所谓了，随便人们怎么去想吧。只是让我极其窝火的足，在接下来的4个星期里，我不得不经常得搭乘出租汽车去训练。
柏林赫塔队的吉奥瓦尼·埃尔伯和马尔策林霍后来也因为酒后开车被抓住，并且因此丢了他们的驾驶执照。可是报纸上却没有多少关于他们犯事的报道。凡事只要轮到我身上，就会掀起轩然大波，这让我总觉得人们对待我很不公。说说老实话，甚至今天我想起这些事来，有时候还不由自主地流眼泪……令人难忘的两场决赛
不论是欧洲足球锦标赛、还是欧洲冠军杯赛，我们从一丌局起就踢得非常顺利。我们节节取胜，一直到进入决赛，在巴塞罗那跟英国曼联队对垒。我们队绝刘‘占优势，并且以l比0领先，曼彻斯特队踢得不紧不慢的，也没有把握住好正确的时机。整场比赛眼看着就要尘埃落定。正当冠军唾手可得之际，不料在第九十分钟的时候我们却丢了一个球，比分变成了1比1。他妈的，我想，现在我们必须要好好加一把油了。但是仅仅几秒钟后，曼联队的一个角球又把比分扳成了2比1。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我几乎无法理解这个结局。我们这次输得完全毫无道理。曼联队的球员们狂喜地绕着弯子跑来跑去，庆祝他们获得了奖杯。而我们却难过地躺在地上，有几个队友伤心得躲在更衣室里面放声大哭，我也哭了。没有一个人说话。要是有谁在这个时候试图长篇大论地安慰我们，没准儿他会被我们打得半死不活的。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心里空荡荡的。我差不多快31岁了。谁知道，我究竟还能不能够在什么时候再参加一次这样一场决赛。仅仅在两分钟里我们便失去了一切，丢掉了整个赛季的报酬。我们沮丧到了极点。顺便提一下，这场比赛的录像我至今还从来没有看过。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没有aN-看过这次比赛的任何一个场景。
尽管我们输了，我当时对自己说，我们踢得还足很漂亮，只要我们的球队继续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下一个赛季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赛后我还必须得跟我们球队的替补守门员贝恩德·德雷埃尔一起进行兴奋剂检查。曼彻斯特队的球员谢林汉姆也需要进行尿检，他为了等自己能够有尿解小便，等得精神极度亢奋，差点儿都快要发疯了。我不能光等着，我把啤酒当成水喝，一杯接着一杯地往肚子里灌，好让自己终于能够往厕所里跑。尿检后我们去参加宴会。很可能大多数葬礼上的气氛都iN比这次宴会上的气氛更让人觉得舒服一些。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巴不得最好马上就去休假。可是不久以后，即在1999年6月12日，还有下一个决赛在等着我们：在柏林举行的杯赛决赛，我们将与云达不来梅队决一雌雄。
背运再一次粘上了我们的靴子。90分钟以后比分是0比0，延时赛以后比分仍然是O比O，尽管相对而言我们的球队本来技高一筹。只有通过发点球定胜负了。我是最后一个射门的球员。因为在这之前云达不来梅队发点球未中，我这一球将能够决定这场比赛的输赢。我不害怕发点球，我一向都很会算计。可是这一天我鬼使神差地想来点儿跟往常不一样的。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射过门。我试图使球高高地从左上角射入球门，可是球却从高出球门角半米的地方飞了过去。一切又变成了未知数——两个球队再次不分上下。直到不得不轮到洛塔尔·马特乌斯发球。他罚球也未中。当弗兰克·罗斯特罚中的点球沉下来的刹那，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决出。云达不来梅队是杯赛优胜者。我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输了第二场决赛。实在太糟了!
人们大喊大叫，大发雷霆，纷纷追究比赛失败是谁的过错?人们谈论来谈论去，结果提到的几乎都是我一个人的名字。没有任何人提到马特乌斯。这里到底在讨论什么呀?为什么只对我一个人纠缠不休，难道其他人跟这次失败全都没有任何关系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惟一的一个绝对支持我的人又是奥特马尔·希斯菲尔德。他不说大话，不是试图用长篇大论鼓舞我们重新站起来，而是用实际行动。还是在优胜者杯决赛结束后的宴会上，他把奥利弗·卡恩和我拉到一旁。
“斯特凡，下个赛季将由你当队长，”他对我说。继而又对奥利弗说：“而你，奥利，当斯特凡的副手。我想让你们第一个知道这件事。”
以此，希斯菲尔德为下一个赛季发出了信号：正确地组织进攻。无聊的女孩
当决赛失败以后我们正在聚餐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两个女孩，她们径直走到我们中间，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我们一起吃饭的人都是圈子内的一些至亲好友，有我们队的全体队友、我们的夫人、还有俱乐部的干部。一开始我们谁都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两个女子，决赛的失利使我们非常失望，所以我们当时的心思都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可是这两个女孩却装模做样的，就好像她们多年以来一直是我们中间的成员似的，而且还仿佛跟我们是莫逆之交。我们的夫人们也觉得她们很烦人，她们对我们唠唠叨叨地说：“你们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认识这两个人的?”
其中一个女孩想要跟我一起拍照。我对他说：“现在不行。我们只想跟自己的人在一起。”其实我平时总是有求必应，经常让人拍照，然而此时此刻我根本没有这个心情。那两个二百五不知好歹，依然没完没了地纠缠我。渐渐地她们让我们大家的神经都承受不住了。更何况由于输球，本来我的心情就够烦躁了。
那一个要拍照的女孩特别令人讨厌。她突然抬手甩了我一个嘴巴，然后撒腿便跑。我和几个队友立即起身去追她，一真追到女厕所——因为她把自己锁进了厕所里。她居然打了我一个耳光。现在她要有麻烦了。起码我们要在精神上恐吓她一下。
“你就等着吧，”我们大声威胁道，“你等着，我们马上来抓你，到时候有你好瞧的。”我们用拳头使劲凿着厕所门，同时拼命地晃动着门把手。那个女孩躲在厕所里面吓得开始大哭大叫起来。我们当时想，她的精神大概完全崩溃了。就在这个当口，饭店经理突然出现了。“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问。我们把情况向他解释了～遍，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算她有运气，碰到饭店经理赶了过来。要不然的话，我非要把她好好地教训一顿不可——当然是用语言。
第二天，报纸上再一次出现了一些攻击我的大标题。据说这两个女孩是一个女子乐队的成员。她们有一个经纪人，是他把这件小事到处张扬开了。很可能这些女孩需要一定的知名度，她们想借此进行一番新闻炒作，以使自己名气大振。然而除了让人们对她们嗤之以鼻以外，这两个女孩什么也没有得到。她们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一事无成，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仍然一事无成。她们既没能走红，也没有成功。
俱乐部对这件事根本不感兴趣；无论是对于赫内斯来说，还是对于希斯菲尔德或者贝肯鲍尔来说，这不过是小菜一一碟。
后来我给自己增加了一名私人保镖。再遇到这样的人想烦扰我的时候，可以由我的保镖直接出面交涉，或者大声吆喝着把他们赶开。这样一来我就不必再气得嗓子里冒烟了，我将来也终于能够从精神压力中解脱出来。我有预感，我们一定能赢
刘‘于新的赛季，我们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而且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打算。但是(1999／2000年)赛季刚一开赛就很不顺利。我在准备比赛时受了伤：我的韧带断裂了——腿上打了石膏!在我找到自己的比赛节奏之前，至少要持续一段时间。跟上一个赛季相比，我们本赛季并不占优势。在比赛的最后一天，勒沃库森队以3分之差在积分榜上排在我们前面，不过我们的进球数比他们多。他们偏巧在慕尼黑市郊的温特哈兴(即下哈兴)踢客场，(对手是温特哈兴队)。我们则在主场跟运达不来梅队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