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们乘坐大轿车去体育场，还是在路上时我就有一种良好的预感。“伙计们，”我对大家说，“我已经感觉到了，我们一定能够成为德国冠军。”
比赛开始后我们早早地就进了球，并且很快就以3比0领先。在温特哈兴还没有进一个球。然后(时任勒沃库森队球员的)巴拉克踢进了一个乌龙球，他把球送进了自己的球门。慕尼黑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顿时一片天翻地覆，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连绵不断。
我们能成功，我们能成功，比赛进行期间我一遍又一遍地想着。我的感觉没有欺骗我。就在终场哨吹响之前，我们俱乐部的新闻发言人马尔库斯·赫尔维克来到了赛场边。“(那边的)比分是2比0，温特哈兴队领先，”他对我说。
体育场里蔓延着一种紧张的情绪，我感觉自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我根本不想再继续踢下去了，我觉得自己的膝盖在不停地颤抖着。结果真是难以置信，我们激动得不得了，我们又一次成为了德国冠军，因为温特哈兴的比赛已经结束，温特哈兴队以2比0的比分战胜了勒沃库森队。
人们纷纷涌向马里安广场，数以千计的球迷们在广场上欢庆胜利。我唱起了《亚军道姆》之歌。我不想调侃道姆，就像许多报纸上写的那样。作为(勒沃库森队的)教练我尊重他。我唱这首歌纯粹是出于喜悦，是由于激动万分、情不自禁，因为我们成功了。这种巨大的喜悦无法用语言描述，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人们根本不可能慎重地考虑说出的每一句话。对不起了，克里斯托夫·道姆。复赛
在欧洲冠军杯赛第二个赛季，一开始我们的情况跟去年一样好。在进入半决赛时我们遇到了皇家马德里队。我们在马德里以2比0输了。由于伤病我没能够参加这次比赛。但是我们不能够任自己沉溺于巨大的失望之中，因为几天以后双料冠军一我们还有一场决赛要踢——杯赛决赛对不来梅队。幸运的是2000年德甲我的身体得到了恢复，竞技状态良好。我的医生米勒一沃尔法联赛冠军和杯特博士和我的按摩师弗雷蒂．宾德尔再一次做出了优异的工赛优胜者作。这次复赛我绝对不能再错过。
不来梅队的门将弗兰克·罗斯特在上一届杯赛取胜后大为感叹地说，战胜拜仁队的感觉太好了。甚至我的特殊的朋友维利·莱姆克也朝我们所在的方向放射了焰火。弄得我们浑身发热。这一切我们都没有忘记。现在报应来了。我们不需要贝肯鲍尔或者希斯菲尔德的激励。我们知道，我们会把不来梅队拆得七零八散。
我们3比0赢了这场比赛。我相信，我们的门将卡恩最多受到过三四次射门的机会。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一次补赛让我们如愿以偿。这没有大问题。
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打算。我们满怀自信地迎战跟皇家马德里队的第二个回合比赛。我们有预感，我们能成功。我们一定能够打败皇家马德里队。虽然我们全力以赴，但是却仅以2比1的微弱优势取胜。由于净胜球不够，我们再一次与奖杯无缘。我们又失败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们在更衣室里发誓：我们一定要成为德国冠军，并且要当双料冠军。果然，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球队是一支优秀的球队，我们的球员个个具备优胜者的素质。拜仁队是德国众多球队中最好的球队，我在这里踢过球，而且还是球队的队长。我们实现了所有的目标，不，应该说我们几乎实现了所有的目标，因为在我们的奖杯收藏室里，仍然缺少欧洲冠军杯赛的奖杯。您到底喜欢哪一条腿?
在甲级队联赛最后一场跟不来梅对阵的比赛当中，我受了伤。我当时还以为是右腿小腿肌纤维断裂，休息10天或者12天以后就会好了。另外我想同往常一样，在休假期间陪着我的儿子埃蒂纳跑步。我刚刚跑到最近的一个街角，就疼得受不住了。
“埃蒂纳，我们必须得停下来，”我对他说。“我不能再继续咆了。”他的反应很平静。“好吧，那咱们就往回转，回去吃早饭吧。”他若无其事地说。“好主意!”我说，因为我根本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了。
2000年夏天，在我们第一天开始训练的时候，我找到了希斯菲尔德教练。“教练，我今天不能训练。我的腿疼得要命。”
他立刻送我去找米勒·沃尔法特医生。这时候我的小腿肚子产好像没有问题了，然而疼痛却突然转到了我的脚后跟上，原来是跟腱出了问题。
为了避免动手术，医生尝试着用某种偏方给我治疗一段时问。一开始效果看起来还真不错。我又能够跑步和进行练习了。然而在_一次试踢中，我只踢了70分钟就不行了。我疼得几乎无法行动，只好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在中场转来转去。踢完球后我在换衣服的时候我疼得都忍不住叫了起来。这种情况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由于疼得太厉害，我连鞋也无法穿了。这一天夜里我整夜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诊疗室找我们的大夫。他给我做了检查，然后问我：“你今天早上吃过什么东西吗?”“没吃多少，”我说，“我只喝了一杯卡普奇诺咖啡，吃了一个香蕉。”“明白了。那么现在你马上回家去一趟，取几件衣服，一个小时以后你将要做手术。你的跟腱撕裂了。”
我真的很害怕。我32岁了，作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我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受过比较大的伤。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动手术。
我跟马丁娜立即驱车前往慕尼黑附近博根豪森的一家医院。一位医生拿着一张单子向我们走过来，他首先登记上我的姓名、地址以及其它所有必要的信息。
“您的左脚跟腱有问题，”然后他说，同时在病历纸上某个地方打上一个小叉。
“您说什么?”我问，“您能肯定，这里是一家医院吗?我需要治疗的可是右跟腱。”
“知道了。”这位医生把刚才画的那个叉子又给涂掉了，并且在另一个地方打了一个叉子。
“你注意看着点儿，这可出不得一点差错，”我对马丁娜说，“千万别让他们把我的肝给切除掉，或者在我身上干其它什么蠢事。”
他们给了我几片药片，据他们说，这些药片会使我昏昏欲睡，然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困倦，而是仍然很清醒。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把手术服都给弄湿了。到了手术室门前，他们给我牢牢地戴上一个面罩，我这才看不到光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第二天我就能够活动了，这也是为了防止跟腱粘连。我总在晚上快10点钟的时候叫人送外卖比萨饼。因为医院的晚餐太差了，只有一片面包和一杯温热的茶，而且晚餐总在下午4点半送来，这对于我来说也太早了，早了好几个钟头。
3天以后我又能够回家了。米勒一沃尔法特对我说：“不用担心，过3个月以后你就重新可以参赛了。”我出院后参加的第一场比赛，是在挪威特隆赫姆举办的欧洲冠军杯赛，我们踢成了l比1。
一次昂贵的作弄
10月，我想让自己舒舒服服地过一次啤酒节。由于脚部跟腱受伤，我第二天不必再去训练，这样我终于能够给自己好好地加加油了。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我和马丁娜以及几个朋友坐在K?fer草坪上。布拉措·萨利哈米季奇和他的女朋友埃斯特也在场。另外，还有其他几个好朋友。我们跳舞，喝酒，玩得非常开心。
将近午夜的时候，啤酒节上的灯都熄灭了。我们又转移到了位于普林茨雷根滕街的P迪斯科舞厅。自从在柏林挨了耳光以后我便雇佣了一名保镖，那天晚上他刚巧不在我身边．他休息。不过跟这么多人在一起，也不可能有什么烦恼的事一——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打了两辆出租车来到舞厅。我们事先订了一张桌子，我们的桌子是在一个角落里，这样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围坐在一起继续庆祝了。那天晚上这家豪华迪斯科舞厅挤得满满当当的。好多人在参加完啤酒节以后都纷纷来到这里。他们穿着民族服装和皮裤在这里跳舞。不过我们所在的角落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男子蹲在那里，距离另一桌人不太远。这个人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坐在那里快要睡着了。我的熟人罗伯特朝他走过去。
“您听着，”他说，“请您行个方便，往那边移一移，好吗?我们一共有10个人，这个地方是我们预先定好的，我们还有几个人马上就要来了。”
那个人呆呆地望着罗伯特。“行，”他嘟嘟囔囔地说，“我可以照办!没问题!”他喝得舌头都直了，说话含糊不清，别人几乎无法听懂他在说什么。
我们的朋友们已经纷纷落座，只有罗伯特和我仍然站着。突然从另一桌人中走出一个女士，她手里端着一杯香槟酒直冲我们而来。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她对着我们大喊道：“你们别打搅这个男人!”“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们问，“这是我们的地方。我们只不过是请这个人往那边移动一下。”
啪!那女人一下子把她那杯香槟酒泼到我的脸上。我试图抬起手来保护自己，可是我反应太慢了，我被泼了一脸的酒。也许我抬起手来自卫的时候用手碰了她一下。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擦去脸上的香槟酒，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个女人已经回到她那帮人那里。
“嗨，埃芬博格，”突然有一个人大声朝我喊道，“我们什么都看见了!明天你会在报纸上看到，你在这儿于了什么好事!”“你有什么问题吗?”我回应道。“你最好安静点儿，别妨碍我们继续庆祝!”然后我们想痛痛快快地跳跳舞。这时候我的朋友马尔科走到我跟前说：“斯特凡，最好咱们去另一家迪斯科舞厅。这帮人已经打电话通知警察了。”“什么?”我惊愕不已地问。“他们通知警察局了?”“是的，”他说。“他们指控你动手打了那个女人。最好咱们现在就走。”
他从后面推着我往前走，于是我们又去了对面的“Maxi—milian’s”舞厅。那里从来也不人满为患。我们一直庆祝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在PI发生的事件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对于我来说那完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星期天下午，我们拜仁俱乐部的全体成员在啤酒节上有一个聚会。所有的人都来了，有教练、官方人员、我们的队友及其夫人和孩子。俱乐部的新闻发言人马尔库斯·赫尔维克把我拉到一边。“斯特凡，”他问我，“昨天在Pl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已经听说了昨天的事件。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好像俱乐部在每个迪斯科舞厅都安插了3个人监视我们，看那些球员来了，他们喝了酒没有，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真令人惊讶，马尔库斯·赫尔维克居然已经知道了。
“很抱歉，马尔库斯，”我说，同时把昨天的事情向他描述了一遍。“我什么都没干，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好吧，不过咱们还必须等等，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把事情也简短地告诉了希斯菲尔德。晚上赫尔维克又给我打来了电话。“他们明天要把这件事登报，”他说。“也许你现在能够向我做一个简短的陈述。”好吧，那么我就把那番无聊的谈话再重复一边吧，我又把让那个醉汉移动地方和那个女人泼了我一脸香槟酒的事简单地说了一遍。“也可能我在抬起手来自卫的时候轻轻地碰了那个女人一下，或者是蹭了她一下。不过，我保证她没有遇到什么糟糕的事。”
赫尔维克把我跟他说的话又传给了报界。星期一早上，特大的标题出来了。“埃芬博格打了一位女士”。我如同遭到了当头一棒。这到底是怎么啦?我想，真好像我到了Pl迪斯科舞厅打了一位女士似的!至于那个占了我们的地方的醉汉、以及那个泼我一脸香槟酒的女人，报纸上当然连提都没提。
将近中午的时候，奥特马尔·希斯菲尔德打电话给我。他已经读了那篇报道，他很生气。“我们晚上7点钟在“K?fer”碰面。到时候我们会详细地谈淡这件事。”“好吧，”我说，“我愿意好好地谈谈。我没有必要隐瞒任何情况。”
后来我彻底弄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在演戏。在路上我对马丁娜说：“他们将给予我罚款处分，不过我只能够按常规付10000马克，多一个马克我都不会给。只要他们想从我这里多得到一个马克，我便立即请求解除我的合同。反正我也需要休息一下了。”
人们已经在等着我们，他们是俱乐部副主席舍雷尔，主教练希斯菲尔德和经理赫内斯。他们坐成一排，我们只能在他们对面坐下，就如同是坐在被告席上。
“喂，斯特凡，现在你详细地说一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好吧，于是我开始第三次向他们讲述这个故事。“哦，”乌利·赫内斯说，“这听起来跟别人告诉我的完全不一一样啊。”
一个那天晚上也到过P1迪斯科舞厅的人给赫内斯打过电话，跟他胡扯说，我不但打了那个女人，而且当她倒在地上的时候还踢了她。
我完全惊呆了。“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听到了一个多么愚蠢的故事。按说我本应该控告这些人犯了造谣诽谤罪。他们讲的从头到尾都是谎言。你们要么相信我，要么就任他们的狗嘴继续这样胡说八道，直到什么时候真的让我腻烦死了。”“别激动，斯特凡，你冷静一下。”赫内斯试图劝我平静下来。
“这不可能，”我说。“我无法再继续保持平静。这种谎言已经像大包袱一样压得我完全抬不起头来。”“好啦，我们相信你，我们不会相信给我们打电话的那些人。”“嗯，你真好，乌利。”我的心情烦透了。
30分钟后我和马丁娜又已经到了外面。后来我支付了规定的10000马克的罚款。不过这不是为了所谓的耳光，而足因为我在这方面耽搁的时间太多了。
不料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那个女人又给自己找了一名慕尼黑的律师。于是我也赶忙跑去找律师，以便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使我及早地从这件麻烦事中摆脱出来。
双方的律师通了电话。他们交涉的过程就如同是在谈一笔乳牛交易。据说，如果我支付一定数目的赔款，他们就会忘记这件事，并且撤回起诉。半个钟头以后，他们又提出要我公丌道歉。接着他们义打电话来，要求得到更多的钱。这里所涉及的可不是一般的硬币，而是金光闪闪的银币。
“我为什么应该付钱?”我问我的律师约尔格·斯克莱比茨。“我又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当然得付。”约尔格·斯克莱比茨一开始根本没有看到问题，现在则不那么乐观了。“不然的话很难摆脱出来。”
，“好吧，”我说，“让他们跑去诉讼吧。我决不会为我没做过的事情做出赔偿。而且我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向他们公开道歉。这简直是一个笑话。”
赫内斯也再次出面进行干预。他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只管看着吧，一切都会恢复平静的。”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我真的愿意做很多事情，”我对他说，“唯独不愿意让人捉弄我。”
事情进展得很快。提起刑事诉讼的起诉书来了——赔偿数额为400000马克。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问我的律师。
斯克莱比茨阴郁地注视着我。“情况看来不妙。我们必须设法争取进行法庭外凋解并且最好双方能够取得一致。”
“可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上法庭啊。”我还是不愿意相信。
“埃芬博格先生，另一方找了很多证人，所以情况看来很糟糕。”
我还是无法理解。可是我当时正在申请绿卡，如果由法院进行判决，我的绿卡就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