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当然啦，”她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想做的事，那就是跟你相见并且拥抱你。”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将不能够手牵着手在繁华的商业街上散步，或者在科隆的老城区闲逛。我们必须永远隐姓埋名地生活。”
看见克劳迪娅让我感到欣喜若狂，我们所有的疑惑顿时云消雾散。我们从科隆开车来到门兴格拉德巴赫的一家旅馆，我跟这个旅馆的店主很熟，所以我跟克劳迪娅在这里相聚的事肯定不会立刻被传出去。要是在杜塞尔多夫、科隆或者慕尼黑，这样的事当天就会搞得人人皆知。但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不会。或者也许不是这样?
晚上我跟克劳迪娅来到门兴格拉德巴赫老集市广场旁的“阿尔玛”酒吧。我们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拥抱和接吻。我们觉得这不成什么问题，但是似乎有一些人不这么看。我看到我们周围的人在窃窃私语。“您是埃芬博格太太吗?”——这样的问题克劳迪娅至少被问了20次。还有几个好事的客人立刻给报社打了电话。“埃芬博格现在在‘阿尔玛’，有一个女人陪着。我敢肯定，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他妻子。”这个电话引起了一场雪崩。人们纷至沓来，勒内·希彭在这个晚上也到了“阿尔玛”，简直是神经病，不是吗?
当时我根本不在乎周围发生的一切，因为我和克劳迪娅至少有这么一个晚上不想再藏着掖着了，我们自顾自地尽情享受着公开谈情说爱的快乐。
星期天我跟克劳迪娅回到慕尼黑。晚上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他跟我说：“你听着，星期四的报纸上会有一篇长篇报道。他们知道，你跟克劳迪娅·施特伦茨在一起。”
“阿尔玛”酒吧的老板也在设法跟我联系，他给我发短信说：“斯特凡，情况紧急，迅速给我回电话。这里都要火烧眉毛r，跟星期六晚上的事有关——跟你和克劳迪娅有关。”
我不得不考虑，我怎样才能够抢占他们的上风。答案只有一个：我必须要主动出击。当然，这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家具包装运输工在星期一早上7点钟就把车开来了，并且把我在慕尼黑的房子全部腾空了。我怕呆会儿会有摄影师火批涌来。假如他们看到，那些工人是怎样往外拖我的家具的，他们肯定拍大量的照片。当运输工看到克劳迪娅的时候，他们也吃惊不小。突然我听到照相机发出的声响：咔嚓，咔嚓。好像外面有人在拍一部片子。
“这听起来很像是照相机的声音，”我对克劳迪娅说。我立刻跑到街上，到处寻找摄影师，在矮树篱后，在树木后面，甚至连垃圾桶后面也都瞧了一遍。那啪啪啦嚓的声音有的时候足从隐匿处。我还察看了一些最不可能藏人的隐蔽之处。然后我看到，我的邻居正拿着一把老式的灌木剪在修剪他的灌木围篱。还算幸运，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看来还没有人想到跑到我这里来拍照片。
我拨通了我的一个好朋友的电话，他是RTL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和克劳迪娅的事，但是我完全可以信任他。他对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现在他应该得到这样一次专访的机会。然后在RTL电视台18点30分的独家专访节目中，我头一次向公众确认，克劳迪娅是我的新搭档，并且证实了我跟马丁娜已经分手的消息。
接着，我驾驶一架私人飞机从慕尼黑飞往汉堡。几个星期以前，我跟贝克曼·赖因霍尔德签过一个合同，我将在他的淡话节目里出场。本来给我规定的话题是《花花公子》对我的采访、以及我在拜仁被停赛的事。可是我现在有了另外一个更加热门的话题。我本来可以逃避或者回绝这个节目，可是我没有。我想站出来，我想进入攻势，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隐瞒
我的题目很大：我的父母对此一无所知。特别是我的母亲，要是她不能及时得知有关我和我的孩子的事，而是不得不从报纸上看到，她肯定会气得要死。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她从电视里或者从记者那里知道我跟马丁娜分手的事。
当我到达汉堡的时候，在录制节目之前我连喘口气的时间都不多。我大约只有20分钟的时间把事实真相告诉我的父母。然后我必须继续赶往演播室。这不是向父母坦白真相的最好的时机，不过我没有别的办法。克劳迪娅在这整个时问里一直在我身边，然而当我要去见我的父母时，她坚持要留在汽车里等我。
幸亏我的父母两个人都在家。“你们俩最好都坐下，”我对他们说，“我必须跟你们说一些可能让你们不高兴的事，我和马丁娜就要离婚了。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女伴，她叫克劳迪娅·施特伦茨，现在她就在外面的汽车里。”
可以说，没有什么事能够让我的父亲那么快就感到震惊。他坐在桌子旁，抽着他的“收获23”，说：“好吧，孩子，这就是生活。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对于我的母亲来说，这个消息真好似晴天霹雳。她非常生气，而且完全陷入惊慌失措之中。“那么孩子们怎么办呢?你们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妈妈，”我对他说，“这一切我都会处理好的。你们不会失去这儿个孩子，根本不会有什么事。我现在还要马上去赖因霍尔德·贝克曼那里作节目。我也会在他的谈话节目里向公众宣布分手的事。要是你们觉得没什么事的话，过后我跟克劳迪娅还会回到这里，到时候我们可以再把这一切都好好谈谈。”
“你现在去做节目吧，”她说，“然后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再继续看看情况吧。”
好吧，我和克劳迪娅开车去找贝克曼。我坐到演播室里，并没有觉得太怯场。我从容不迫地、而且实事求是地讲述着我应该讲述的一切。可是贝克曼后来在一次采访时说，我当时紧张得不得了，而且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我根本不相信，当我听到他这么说时，我心里想，全是瞎编的。早上我还在慕尼黑，看着工人腾空房子，然后到了汉堡，在20分钟内就要向我的父母坦述一切——这全都是为了准时到他的演播室。他应该感到庆幸，我毕竟来了。过后他给我打过电话，向我解释说，他没有接受过这样一个采访。这样，对于我来说，一切才恢复了正常。
通过贝克曼的节目，马丁娜才第一次知道，谁是我的新伴侣。她的一位要好的女友收看了这个频道的节目，并且往佛罗里达给她打电话，告诉她这件事。我所以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是因为马丁娜最后也向我隐瞒了一些事情，其实在这之前，她根本就不想知道我的女友的名字。
在贝克曼那里的工作结束以后，我给我的父母打了电话。
“要是我和克劳迪娅现在去，不会有问题吧?”
“行，顺便过来看看吧，”我的母亲简短地回答到。一位司机把我们送到汉堡附近的尼恩多夫。我先走进屋子里：“要是我让克劳迪娅进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再一次问道。
“是的，当然，”我的母亲说。“或者让她仍然坐在外面的汽车里等着?”
我把司机打发走了，接着我打电话给我们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告诉他，我们在明天清晨可能先飞往法兰克福。然后我请克劳迪娅进来，把她介绍给我的父母。
“这就是那个克劳迪娅，我是斯特凡。”
我的父亲5Z刻跟克劳迪娅打招呼。“过来，姑娘，你坐下吧，”他对她说。他在几个星期前刚刚装修过房子，于是他开始向她介绍自己的房子，就好像克劳迪娅是他很久没有见过面的一位要好的老朋友似的。“那对面我拆除了一面墙，又在这里重新安装了一面隔墙，而且是我自己贴的墙纸，而这里，以前摆放着我们的电视机。”他还一个不落地告诉克劳迪娅，房子里的电线线路在哪儿，插座在哪儿，他用这种不经意的方式使克劳迪娅很快便消除了最初的胆怯。这就是我的父亲，他一向很冷静，从来不失去自制的能力——只有一次例外，在我小时候他用吉他打我屁股，结果把吉他都打散了。克劳迪娅在他的面前感到很愉快。
我的母亲更加情绪化一些。她先跑到厨房里，站在那里切东西。这样我就有机会可以单独跟她谈几分钟了。
“马丁娜也有了一个新的伴侣，”我对她说，“不管是我，还是她，我们都不是清白无辜的。现在她干她的，我干我的，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我的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听着。
后来我们大家都坐在起居室的桌子旁。我的母亲先是斜着眼睛打量了一会儿克劳迪娅，然后终于明白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乘飞机回去，而是留在我父母这里过的夜。因为我们没有带替换的衣服来，我的母亲把自己的睡衣借给了克劳迪娅。母亲把睡衣递给她，这件睡衣不适合克劳迪娅穿，尽管如此，她还是笑着接受了。母亲这个行动足以证明了，她接受了克劳迪娅。
在这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经常抽出时间去看望我的父母，或者跟我的3个兄弟姐妹相聚。让他们认识克劳迪娅，并且接受她，这埘于我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我爱克劳迪娅，为什么她现在是我的伴侣。我也要结识克劳迪娅的父母以及他的兄弟姐妹，这对于我来说同样重要。我们坚信我们的爱情，所以我们想尽快地这样做。猫捉老鼠
星期四早晨，我们一大早就从汉堡飞往法兰克福。将近中午时，我还必须继续飞往曼谷，我应该在泰国为我们的援助项目参加一所学校的开幕式，这个日期早就订好了。克劳迪娅随同我一起飞往曼谷，我不想把她一个人留在德国，让她不得不去对付那些记者。托马斯·施特伦茨虽然威胁过她说，要是她跟着我上飞机，一切就完结了；然而这个威胁早就没有分量了。
我跟克劳迪娅还没有一张真正清晰的双人照，我们想过一阵子再说。到法兰克福以后，摄影记者们都在暗中守候着我们。那时候我们的事已经在外面传开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记者的跟踪追击已经开始。所以我们不能手挽着手一起走向门口。克劳迪娅跟我的一个朋友先走一步，她戴着一顶帽子和一幅太阳镜，这样就不能够被认出来了。她走了半个小时以后，我才动身跟来。
在曼谷，我们住在著名的曼谷东方饭店，这里也有一大群记者在暗中守候。我们跟记者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们在曼谷呆了5天，他们一无所获，而且只拍到了一张我们真正在一起的照片。
然后我飞往泰国北部，从那里我还搭4个钟头的汽车前往瓦维山区，在那里为一所学校揭幕；而克劳迪娅则继续留在曼谷。我不想带她去，因为这个学校援助项目是我和马丁娜以及我的朋友哈拉尔德·维维亚斯共同组织的，而且是跟德幽RTL电视台一起资助的。
在这段时间里，克劳迪娅的儿子托米住在她的母亲那里，这是她跟托马斯协商好的。我们飞到泰国后才过了一天，托马斯就把他给接走了。据说是因为他想他的儿子了。这是一个大错误!在他接走儿子的第二天早上，一张马路报纸的第一版刊登了一张照片：托马斯·施特伦茨送他的孩子去幼儿园。显然，这件事是有预谋的，这是为了让大家看看：克劳迪娅是一个多么狠心的母亲，当她跟她的情人斯特凡·埃芬博格双双到世界远游时，那个可怜的受苦受累的父亲，不得不照料他们几个幼小的孩子。克劳迪娅是否把一切事情都跟她的母亲或者婆婆商量妥了，这一点没有人能够知道。当她看到报纸上那张照片时，她震惊得不得了。这是她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之一。我千方百计地安慰她，但是她这时只想回到他的孩子身边。
我们回到了慕尼黑。当飞机着陆时，我安排车直接到跑道来接我们。人人都知道：克劳迪娅·施特伦茨跟斯特凡·埃芬博格坐在某一架飞机里，他们必定会在某一个时刻从某一个出口出来。摄影记者和电视拍摄小分队纷纷涌到机场。我们又要使他们的打算落空了，我们从跑道直接被接到了旅馆。随后我们的衣服也被送来了。到这时为止，只有我们在汉堡机场的一张模糊的照片，以及在曼谷的一张照片，不过这张照片只能让人们看到我们的背影。
在圣灵降临节的星期天，我们在慕尼黑对自己说：“好吧，就让那些摄影记者尽管去拍我们吧，就让他们得到他们的照片吧，反正我们必须出去了。”
于是我们去马克西米利安迪斯科舞厅跳舞，我们要痛痛快快摇滚一下。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一个摄影记者跟踪我们。但是这个舞厅的女店主比尔吉特想得到她的照片。
“我们不可以拍一张照片吗?”她问，“只为我们自己拍，然后我在这里找个地方挂起来。”
“当然可以，”我说，“就我而言，你可以跟克劳迪娅一起拍一张照片，但是我们两个人的照片你是得不到的。”
在星期四的一张马路报纸上刊登了一张巨幅照片：这是克劳迪娅和那个迪斯科舞厅的女店主。不知道这家报社是怎样弄到这张照片的。照片旁边的大标题写着：“他们在马克西米利安跳舞，一直跳到凌晨3点。”报纸上还详细地列举了我们喝了什么，吃了什么，当时放的什么音乐，等等。我的天啊，我心里想，难道这些人就没有别的事好操心了吗!不过这样一来，比尔吉特至少作了一次出色的公关工作——而我们也自有我们的乐趣
但足，他们还是没有我们两个人共同在一起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