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我们跟克劳迪娅的孩子在门兴格拉德巴赫的BurWegherg饭店一起住了10天之久。托马斯基本上已经把克劳迪娅赶出了家门，他把钱包里的信用卡也拿出来给掰成了两半儿。克劳迪娅也没有汽车了。我必须首先给克劳迪娅开一个账户，好让她的口袋了多多少少能够有几个欧元。到今天我这本书已经排印为止，托马斯没有再给过克劳迪娅一个欧元的生活费。甚至就连孩子们需要用的钱，比如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他也总不按期支付。他的这些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厚颜无耻。如果不是我在支援克劳迪娅的话，说不定她和她的孩子要露宿街头了。
那些摄影记者们仍然不死心，他们又集聚到我们下榻的旅馆，想要再试一试他们的运气。其中一位成功地拍摄到了克劳迪娅和她的儿子托米，可是他们却没有拍到一张我跟克劳迪娅两个人在一起的照片。
不久以后我们飞往佛罗里达度假，这主要是为了看望我的几个孩子。克劳迪娅不愿意再被人骂成狠心的母亲，所以我们把她的两个孩子连同保姆也一起带上。我认为这样做很好，如此一来，我的几个孩子就可以直接跟托米和卢奇娅认识了。
到达佛罗里达以后，我们入住到希尔顿饭店，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饭店，里面还设有游泳池。然而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无耻的摄影记者已经埋伏在这里暗中守候我们。我跟克劳迪娅每天下午都进行慢跑锻炼。有一次我们跑步回来时，这个家伙手里拿着一个可拍照手机躲藏在饭店入口处的一侧，望着我们跑来的方向。
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家伙，突然克劳迪娅对我说：“你瞧那儿!一个人在给我们拍照!”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什么，克劳迪娅已经一个箭步冲到这个家伙跟前，但是他马上拐弯跑了。于是，在整个饭店里开始了一场疯狂的追逐。他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弃而不舍地追。只见他一头扎进一群正在举办婚礼的人当中，我们也紧随其后。我们的运动服已经完全被汗水湿透了，在场的人都用一种惊异的目光盯着我们看，就好像我们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似的。然后那个家伙跑到一个阳台上，并从那里跳了下去，阳台离地面大概有两米深，他一下子消失了。他能够藏在哪儿呢?我跟克劳迪娅互相问道。“他很可能跑到车库里去了，”克劳迪娅说。我们也随即追到乍库，不过我们没有从阳台上跳下去。
希尔顿饭店有一个巨大的车库。我们蹑手蹑脚地在车库里转来转去，一边搜寻一边竖着耳朵倾听。突然我们听到，一扇汽车门啪地一声的关上了，旋即又听到关金属门的声音。那个摄影师果真到了这里。我拿出冲刺的劲头全速追过去，遗憾的足，他已经领先三四十米，这么大的一个建筑物，里面有很多通道和门，我跑得再快也追不上了。他最终还是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不过反正我们已经看清楚了，这个人开的是一辆什么车。他坐进他的汽车里时没有用钥匙开门，因为在这之前他把汽车钥匙交给了服务台，看样子他是让饭店的服务人员帮他把车停到这里的。
我们仔细地打量着他的车，可是我们没有任何发现，所以我们无法找出这个家伙。第一次相见
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克劳迪娅并不是什么生人。以往我们在奥林匹克体育场进行主场比赛时、以及在俱乐部举行庆祝活动时，孩子们已经多次见到过克劳迪娅。可是，这个夏天在佛罗里达的见面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我心里非常紧张，因为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场合，埃蒂纳和安一卡特琳会对此作出什么反应呢?纳斯塔霞当时不在，她还在伦敦上学。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的孩子们的态度让我们感到很轻松。我们根本不需要进行几个小时之久的谈话，以向他们解释我跟马丁娜为什么分手。他们接受了这种新情况。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因为孩子们的表现同往常一样。安一卡特琳甚至很高兴能够跟卢奇娅一起玩，埃蒂纳对待克劳迪娅就像对待一位好朋友。我们无忧无虑地度过了这个假期。困难的日子
我们从佛罗里达度假回来时，先到了绍尔兰，在克劳迪娅的姐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在我跟沃尔夫斯堡俱乐部签约以后，我们搬到了福多夫，离沃尔夫斯堡只有30分钟的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不能够就这样一起生活。我时常想到我的孩子，渴望见到他们。我感到问心有愧，因为我不在他们身边，却在这里跟着照料克劳迪娅的孩子。有时候我的情绪一下子跌落到极点，就这样反反复复大起大落，我觉得自己就像在乘坐8字形回旋滑道。对于我和克劳迪娅来说，那一段日子真难熬。我们两个人都很紧张，我们的爱情第一次遇到了严厉的考验。我们不愿意分开，这一点我们两个人谁都清楚，我们只想换一种方式一起生活。
最后我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她应该在汉堡租一套房子，并且搬到那里居住。这样我们离得不会太远，只要我们想见面，总能够经常见面，同时每个人又有了自己的空间，我自己一个人住，她跟她的两个孩子一起住。
我们只是住的地方分开了，我们的心并没有分开。我爱克劳迪娅，但是我想跟我自己和我的孩子取得一致意见。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克劳迪娅表现得非常了不起。我需要她给与我充分的自由，让我把我们的未来考虑清楚，而这对于她来说根本不成问题。
我跟我的孩子离别5个月以后，他们在11月份回来看望我，这使我感到万分激动。我为他们布置房间，想让他们住起来感觉舒服一些，而且当我到杜塞尔多夫机场去接他们的时候，我还专门把我的父母请到福多夫为我们准备早餐。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看到我的孩子表现完全正常。看样子我和马丁娜的分手没有给他们造成什么伤害。我们一起玩耍，一起说笑，就跟我们以前在慕尼黑时一样。
虽然他们在我这里只能够呆一周，但是不必太伤心，因为我们已经计划好了，我们不久就会在佛罗里达相聚。我的朋友奥托
由于克劳迪娅当时住在汉堡，我时常去看望她，我在汉堡认识了奥托’瓦尔克斯。克劳迪娅早就认识他了，而且是她把奥托介绍给我的。我们共同约定到他喜爱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去吃饭。他又带来了两位朋友和一对跟他要好的夫妇。当我们互相问候的时候，他就已经让人感到妙趣横生了。“我是弗里斯兰青年，我酒量过人，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让你醉到在桌子底下。”奥托大声对我说。
好吧，那就等着瞧吧，我的小朋友，你打错算盘了，我心里想。
于是我们让人上菜上酒，肉糜酱和红葡萄酒被端了上来，我们开始吃喝。红葡萄酒一杯接一杯地下肚，奥托大话连篇，豪言壮语一个接一个。
“不错，不错，现在我们一起来玩掷色子的游戏吧，”我说。
“什么，掷色子?”
“你就等着吧，你会看到的!”
服务员拿来了色子。我向奥托以及他带了的那几个人讲解了规则。“好吧，听我说，谁要是抛出一个2，谁就必须一口饮尽一杯拉马佐蒂酒。”
奥托和他带来的几个朋友大为惊讶，因为他们接二连三地抛出来的全是2。我在这方面也丝毫不比他们逊色，所以抛色子喝拉马措蒂的游戏不久就结束了，因为餐馆里已经没有这种酒了。
“没关系，”我斜着眼睛瞟了一下立在餐馆里的那个装着龙虾的大玻璃缸，“谁要是抛出一个3，就把一只脚伸到那个大玻璃缸里。”
跟奥托要好的那对夫妇的妻子肯定是把这句话当真了，她扑哧一声就把一只脚给伸进去了。第二天餐馆老板告诉我们，那只龙虾死了。
在我们告别的时候，奥托夸我说，你居然这么能喝，很像一名佛里斯兰青年，我向你脱帽致敬!
奥托和我非常容易沟通，我们很合得来，不过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像那天晚上那样喝过酒。尽管如此，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因为奥托也喜欢佛罗里达，而且他在那里也有一处房子。我们的兴趣很相似，我们说好了，等我结束我的足球生涯迁居到佛罗里达以后，我们在那里要经常聚一聚，一起欢度许多美好的烧烤野餐之夜。我今天就已经在高兴地盼着这一一天了。在佛罗里达度假
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数得清，我得到过多少不请自来的忠告，一些心理学家们又有多少次张开他们的臭嘴说我和我的孩子的坏话。“他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怎么能够经受得起父母的离异呢?”每个人都从他们的洞穴里爬出来，对你说三道四。我周围的一些人也开始像疯子一样装模作样地戏弄你。“你就不怕马丁娜把孩子夺走吗?你整天蹲在德国，她每天都可以讲一些你的丑事，而你却浑然不知。”整个那段时间里，我听到的全是这类一派胡言。
我知道，没有人能够夺走我的孩子。我是他们的父亲，直到我生命结束的那一天，我依然是他们的父亲。再说马丁娜是一个比较聪明懂事的女人，她根本不会鼓励我的孩子跟我作对。马丁娜现在过着一种全新的生活，她向孩子们介绍了她的新伴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这是世界上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当我在圣诞节前不久飞往佛罗里达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有一些精神压力。我想跟马丁娜以及孩子们一起度过圣诞节，克劳迪娅比我晚来一步，她将在新年除夕到达这里。
当我跟孩子们说克劳迪娅随后就到时，我看到孩子们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刻对于我来说真是最美好的时刻。我的3个孩子每个人都热切地盼望见到她，并且跟她一起庆祝除夕。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每一天都像过节一样，最后我们完全确信，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我的孩子们百分之百地接受了我的新伴侣，我的疑虑显然毫无道理，我的心情也终于轻松起来。县治安警官来了
我已经多次跟马丁娜谈过离婚的话题，但是我们两个人一直还没有具体的计划。12月24日，当我们一起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当时克劳迪娅还在德国——，我沉默1分钟之后宣布说：“我想离婚。2003年5月是我们分手1周年，那时我将在德国实现离婚的愿望。我想让你知道这个情况，当你从我的律师那里得知这件事时不至于感到意外。”
“可是我不想在德国办理离婚手续，”她说。
“好吧，你必须要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件事。”
我们谈话时谁都没有产生大的情绪波动，谈完后我们继续庆祝。我们仍然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圣诞节。2003年1月3日星期五，大概快到晚上8点30分的时候，我的门铃响了。为了在佛罗里达度过圣诞节那几天的假期，我在当地租了一套房子。我首先想到的是，可能是一些邻居找上门来提意见，因为我们在除夕燃放了大量的焰火。可是站在我的门口的不是邻居，而是县治安官，他的腰间还正经八百地别着一支手枪。
他递给我一些材料。“您的夫人已经递交了离婚申请，”
他解释说，同时把一些证件交到我手里。“您最好马上为自己找一名律师。”
“需要我在这里签字吗?”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问。
“不用，您什么也不需要签。我把材料已经交给您了，这就够了。”然后，他又坐进他的车里，开着车离开了。
我感到相当意外。马丁娜没有跟我提过一个字，说她想递交离婚申请，当时我还在佛罗里达。她似乎选择了最后一个可能的日期，因为第二天早晨我和克劳迪娅将前往迈阿密，然后从那里乘飞机返回德国。
克劳迪娅马上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为了不让我的小公主听到这一切，她立即抱起安一卡特琳，把她送到床上睡觉。我则跟我的大女儿纳斯塔霞和儿子埃蒂纳谈了这件事。
“我不想向你们隐瞒任何事情，”我对他们说。“刚才站在门口的那个人不是送比萨饼的。你们的妈妈刚刚向我提出了离婚。”
我的这两个大孩子有些激怒，但是我马上设法排除了这种情绪。“我在12月24日跟你们的妈妈说过，我想在德国办离婚。你们的妈妈不愿意，所以她今天让人给我送来了这些材料。你们不得不直接跟着经历这种事，这多少有些不幸，但是情况已成定局，没有办法再改变了。”
过了一会儿，我给马丁娜打电话对她说：“你本来可以事先告诉我，你有什么打算。我在12月24日就已经告诉你了，我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当时你也应该跟我说点儿什么才对，只有这样才公平合理。”
那就这样吧。在美国办离婚手续当事人不必亲自到场，双方的律师就能够把～切都处理妥当，而且办事速度相当快，一点儿也没有那种官僚主义的作风。本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更好的处理办法，这主要是因为我和马丁娜事先已经达成了谅解，并且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悄悄地把一切都处理好了，并且已经在我们的协议书上签了字。
我和马丁娜的美满婚姻持续了12年之久。我们彼此曾经深深地相爱过，并把这种爱看得高于一切。我们走到现在这一步，以至于不得不离婚，这虽然令人伤心，但是在这深切的悲伤当中我们也找到了一种安慰——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尽可能温和地、并且尽量不引起轰动地处理了我们的离异。尽管我们两个人从此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几个孩子不会受到损害。这一年的2月份，我也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尽管我对离婚感到难过，但是我更愿意把目光转向未来。
克劳迪娅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她极其漂亮，又很性感，全身都散发着一种活力。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母亲，不管报纸上是怎样说她。她喜欢外出参加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不过她也喜欢呆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在壁炉前消磨时间。她正是我梦想的女人。
有一次我对她说：“只可惜，我们俩没能够早一些认识。”
这时候她说：“斯特凡，这已经很好了，毕竟我们已经认识了，而且我们有勇气走我们已经走过的路。”她说得对。 克劳迪娅也已经递交了她的离婚申请。可是这件事办起来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只有完成了这一步，我们两个人才有可能结婚，成为斯特凡·埃芬博格和克劳迪娅·埃芬博格。我不打算接受她现在的姓氏，施特伦茨这个姓氏我简直不愿意提起。我们当然要举行婚礼，这是人生的重要一步，是需要花时间准备的，我们会安排好时间从容不迫做好准备。但是梦想一下美妙的未来还是可以的，这谁都禁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