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十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龙门乡下，过着典型乡下小孩的生活：帮忙耕田、放牛，和带着泥土香味的玩伴们与大自然亲吻、嬉戏，当然，免不了也要接受家传的基础教育。
在龙门西南方的首都长安，就在这十年中，也就是他五六岁的时候，正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时代的来临而忙碌，比他只大十一二岁的汉武帝登基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可能还弄不清皇帝是个什么东西，就算弄清楚了，他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长大以后，竟然就在皇帝身边做事，而且为这位皇帝做事。汉武帝是一位浪漫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帝，他的一生绝对称得上是大有作为，但是却又充满矛盾。他即位以后曾经自称平阳侯，微服出巡。好笑的是，他曾被当作小偷，淋了一身尿。他为制止社会上流行的战国养士的风气，而果断地杀了关东大侠郭解。为了替先祖的受辱雪耻，他下令集中全国的兵力痛惩匈奴，但却怕死怕得像个未见过世面的小村妇，任一些江湖术士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且战且学仙”。他说：“我要是真的能像黄帝那样（长寿成仙），那抛妻弃子对我来说，就像脱鞋一样。”他常叹人才不足，可是又往往因一点小过就滥加杀害。他常常因一时失察而酿成巨大惨案，而后又很后悔，最后则在痛悔中结束他的一生。
司马迁的一生，就是跟这样一个皇帝密切相关。汉武帝登基以后建立了中国帝王第一个年号，即“建元”。这个名词和“始皇”似乎有些异曲同工之妙。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登上人位之极，嫌不够，还要在历史记录上拔得头功。而事实上，透过司马迁的描述，他们两位还真具有不少相像之处。
在这里先说秦始皇的焚书，这一把火确实是令司马迁不方便，因为六国的历史典籍都被烧光了，这些是秦始皇下令焚烧的重点。唯独秦国本身的部分，由于刘邦打入咸阳时，萧何抢先去把图书资料抢救下来了，它还是完整的，所以有关秦的事情，《史记》记述得最为详尽，可以说秦国在司马迁笔下复活了。但同样地，秦国的尚武尚法精神，也在司马迁的有生之年复活了。
早在司马迁出生前二三十年的汉文帝时代，在当时的大商业城市洛阳，冒出了一位天才，名叫贾谊。他提出用礼乐教化转移风俗、多建诸侯以削弱地方权力的“治安策”以来，道家的那件外套就显得有些无能，而儒家则有渐渐抬头的迹象。同时人们明显地发现，原来所谓的“无为而治”，就某种意义而言只是一味地因袭，包括因袭秦所遗留下来的法律，差别只在不常用，没事时，就让百姓清静；真有事情发生，可是严厉得很。原来汉初的道家外套里，还是穿着法家的内衣，只是不常亮相而已。
贾谊要脱去道家外套并更换内衣的论调一出，马上引起那些主张黄老之术的大臣们的恐慌，可是又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或从理论上去反驳贾谊，只是大骂“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然后冠给他一个“洛阳少年”的封号。这个封号今天看来好像还蛮好听，事实上，当时的意思是说贾谊是洛阳那种大商业城的小子，一个不守规矩的小混混，带有轻视鄙夷的意味。贾谊就这样被那批人阻挡在了首都之外，无法接近皇帝来施展他的远大理想。
这是企图换衣的第一回 合，儒家失败了。可是，逐渐庞大的帝国，从无为到有为的需要，使这一类的改革冲突不断地发生。
到了司马迁的少年时代，两种学说又经历了激烈的遭遇战，之所以用“激烈的遭遇战”来形容，是因为这里面有好几个有趣的巧合和冲突：第一，刚刚说的逐渐庞大的帝国，必须有所为才有办法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正好在这个时候，汉朝最有为的皇帝上台了，这是时与人的巧合。
第二，汉武帝好大喜功，想有所作为，在各家治术当中，那个隐藏在黄老外套底下，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法家，自然是最适宜不过的。可是，秦代因崇尚法家，让人们疲累不堪，终而速亡的前例，使汉朝那些受秦暴政蹂躏的百姓的后代子孙，实在不敢提倡法家之治。这个民意，汉武帝也没有胆量加以违背。想要又不敢说，想放弃又舍不得，是汉武帝这个人内心的冲突。
第三，姑不论汉武帝内心的冲突，他贵为一国之尊，当他想有所作为的时候，照理没有人可以阻挡他。可是按司马迁的父亲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不论什么家都没法改的“君臣父子之礼”却是汉武帝不得不遵守的。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已崩，但他的祖母窦太后还在他头上没死。如果窦太后在头上而不管事也就罢了，偏偏她在汉景帝时代就是窦氏外戚集团的首脑，诸事可是管得紧。而更令汉武帝烦恼的是，窦太后是坚决支持黄老之术的死硬派。
汉景帝时有个博士（博士始于战国时代，是政府中随从的知识分子，不负实际任务，属顾问性质，但工作内容很复杂，包括卜卦等帝王所喜好的事情，跟政治较无关系）名叫辕固生，窦太后因为喜欢老子书，有一天召他去问问题。辕固生说：“这（老子）不过是童仆之言而已（不足以治天下）！”太后听辕固生这么说老子非常生气，侮辱了他心爱的老子怎么得了。司马迁在《儒林列传》里描写这段情节，说太后愤怒地命辕固生“入圈刺豕（豕，即是猪）”，应是刺野猪。这有点像罗马人的一种惩罚并娱乐的方式，犯罪的人在一个圈成圆圈的场子里头和猛兽相搏斗。斗胜了，算是走运，可以免罪；斗输了，就让猛兽给吃了。这时汉景帝在旁看出辕固生不过是直言冒犯了太后，实在不算犯什么大罪，就命人偷偷给他一把最锋利的刀子，结果运气不坏，辕固生一刀就刺进野猪心窝而幸免于难。这样一个顽固而霸道的太后压在顶上，汉武帝实在也不敢太过于大刀阔斧，这是属于人与人的冲突及道与儒、道与法的交锋。
这三个巧合和冲突，如果再加以排列组合，那就热闹得很。这个棘手的问题，现在来看看汉武帝是怎么处理的。
他一上台就下令大臣们负责推荐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贤能人士，言明“申韩（法家）苏张（纵横家）之言，乱国政者”不在推荐之列，黄老则碍于太后，暂时不敢列入禁止范围。结果，董仲舒等儒者被选用了，可是因为顾忌太后眼色，武帝只好先把他们安置在地方政府。董仲舒被分派到汉武帝哥哥的王国里。显然，他对自己内心的冲突已有了妥当的化解办法，那就是决定改用儒家外套。为什么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汉武帝有个令他害怕的诤臣汲黯，他曾批评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句话正好一语道破他决定尊儒的真正动机。汉武帝想利用迂阔但高谈王道并且重礼制的儒家学说，来掩饰他“多欲”的内心。一方面可获得重仁义、行王道的美名；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天下人“谈秦法色变”的排斥力，以行尚武、尚法之实。这真要感谢司马迁据实直书，把骂“当今天子”的话也照实写下来了，否则，要知道他的真面目还真怕证据不足呢！
到了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即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大概窦太后已经体弱力衰，事情管得少了。于是，汉武帝进行了第二个步骤，在他手下的顾问组织里，设置“五经博士”，换句话就是“儒学博士”。不过，顾问组织里本来就有的其他各家各派博士仍然存在。
第二年，窦太后一死，这个属于人的冲突因素就完全化解了。就在这一年他把不是儒家的其他博士，全部予以遣散，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从此，儒学成为中央政府正式标榜的正统学术，而“博士”的职务也由原来的旁门杂流加以制度化，专门研究历史和政治，而且由能够“通经致用”的学者担任。他们没有实际政务，但可以参加“廷议”（政务会议），开创了学术指导政治的通道。
不管汉武帝内心如何想，有没有诚心真正去运用，但这个制度是个建设性的制度。还有，他后来在博士底下，设有弟子员五十人，每年都进行考核，能通过一部经以上考核的，就可以派职。成绩好的则可以为“郎”（天子的侍从），从而开通了由读书通往从政的途径，为人才的吸收及人事行政立下了一条较为公平合理的制度。
也许就是受这种划时代的背景影响，崇尚黄老的司马谈，也配合适应政策环境，让司马迁接受儒家教育。司马迁自己说他十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古文，古文当时是指秦代篆书以前的“蝌蚪文”，在当时已经被放弃不用。他学习这种文字，与这个背景有没有间接关系，不得而知。一般认为，在他六七岁的时候，他父亲开始担任太史令。十岁的时候他随父亲住到长安。这样一来，司马迁开始接触到京城内刚刚飘起的儒学风气，同时，在父亲身边直接受父亲的教诲。他的古文基础对他日后的考订史料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古文资料较为接近当时的时代，比较可以信赖。也因此，司马迁才有办法把秦汉以前的历史整理出来。
十岁的司马迁，乘着“儒风”来到长安。就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渐渐地他发现，这阵“儒风”吹过以后，下的竟然不是“儒雨”，而是尚武尚法、内心向欲的“秦雨”。当他八岁那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的特使张骞，奉命出使到西域去，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这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汉帝国已经准备舒展它的筋骨。司马迁马上要进入一个热闹而且令他目不暇接的场面，他为这种事非常高兴，并对前途充满了憧憬，但也因此，他将向着他一生中最悲惨的遭遇一步一步地靠近。